1949年4月渡江，我就到了南京，先在市公安局，时间不长又调到市委组织部，6月底，西南服务团成立后，接着又到了总团部搞组织和干部工作。就我所了解的西南服务团的情况简述如下：
总团负责人是宋任穷同志，其次是张霖之和彭涛同志。大约9月份，决定宋去云南任省委书记，张去川东（含重庆），彭去川南，总团的领导任务又由二野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负责。关于组织和干部工作问题，我直接向上述几位领导请示汇报。当时邓小平政委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驻上海，只是在进军西南前不久，他才回到南京二野司令部的。邓回南京后，主持开会决定西南服务团几个支队的去向和主要领导干部的分配，有次我列席了会议。有人说，邓小平政委兼西南服务团总团长，我印象邓小平同志不是西南服务团团长，而西南服务团团长是宋任穷同志。
总团部下设两个分团，其中一团在上海，曹荻秋为团长，魏思文是否是副团长我记不确切，但他是负责人之一，这点无疑。二团在南京，是彭涛同志负责。进军贵州的赣东北区的干部，也属西南服务团总部领导。因为当时宋任穷、张霖之的工作还没交代，所以西南服务团总团和一团的正常工作主要由彭涛同志负责。
总团部的工作机构和人员：开始，段君毅、万里、罗士高、何郝炬、李仲植等都参加过总团部的活动。组织和干部工作方面，约有10多20人。其中有二野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沈钦尧，四兵团的赵有寿、张宇罄、胡君策、王庚星，五兵团的冯国治，都是团或师职干部；地方干部有张治刚（老解放区县委书记）和我等。除这些老干部外，还有南京地下党员中的四川籍干部和青年学生。以后这些同志到了重庆，除沈钦尧到西南总工会干校任校长、张宇罄到江北任区委书记外，其余的同志都到了西南局组织部工作。据有的同志笔记’记载，说沈钦尧当时是组织科长，我是干部科长，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当时我们只顾工作，的确未过问担任什么职务。
在总团部工作的还有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马继孔，以后有刘仰桥同志。马继孔随宋到了云南、刘仰桥随张际春到重庆，任西南局副秘书长。关于干部工作方面的问题，在南京时我均和他们联系和汇报过。
西南服务团近万人，其中除从全国各地革命老区抽调了部份干部外，还从上海、南京等地招收了大批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和部份高级知识份子。新参加西南服务团的这些青年，政治条件要求是高的，大多都有解放大西南、建设新中国的态度和决心，当时打仗的机会不多了，到西南去主要是行军走路，要步行几千里，也是够艰苦的。解放西南后清匪反霸，又牺牲了不少同志。另外，关于文化和技术条件也是重视的，记得宋任穷同志提出：一般要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同时又注意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他曾讲，宁肯老区区以下工农干部少去些，也要多吸收一些城市知识青年。比如，中央决定山东分局抽调1200名干部到西南，并已集中学习，后来根据这个精神只要了其中的三、四百人，而且多是县级以上干部。这就是后来组成云南支队的六大队。事实证明，多吸收知识青年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有远大的战略眼光，经过近四十多年的斗争实践，这些青年大都成了各个方面的领导和骨干，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上海一团中的老干部，是原华东支前的山东老解放区的同志和从上海华东大区抽调的部分同志。这批干部后来主要分在重庆和川东地区。曹荻秋到重庆担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长；魏思文到川东任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熊宇忠为组织部副部长，王永福、陈寿等到重庆市委；王介夫、何波、段惠卿等到川东区党委工作。梁歧山、张庆林、夏戎、吴玉琴等到川东地区的酉阳、璧山、万县、大竹任地委书记或副书记。邓止戈、王正福等原在上海华东大区，到重庆后，邓到西南华大，王到西南公安部工作。邓止戈带领的四支队，大都分到西南大区和重庆市工作，是我直接经手分配的。原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马识途、邓照明等也到了南京，肖、邓随西南服务团张霖之、曹荻秋到了重庆，马识途去陕西随贺龙司令员到了成都。
南京二团中的老干部，是在南京工作的原二野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和原晋冀鲁豫边区老区的干部。渡江后，二野领导机关驻南京，刘伯承司令员兼任市委书记，市长；宋任穷（后四兵团政委）为市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张际春兼任市委宣传部长；原二野五兵团副政委张霖之为市委委员、副市长；原三纵队政委、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为市委委员、办公厅主任；市公安局局长周兴也是市委委员。上述领导同志都决定去西南，占了南京市委领导成员大部分。接替南京市委书记的是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同志。另外，从市委、市府和各部门各区又抽调了大批干部。为抽调干部，新旧市委经过反复协商，有的干部有争议，西南服务总团要、新市委又不放，如协商不成，最后服从新市委的意见。前面提到的段君毅、万里、罗士高、马继孔、何郝炬等同志，都在南京市工作过。
二团的一支队，支队长陆风翔，政委霍玉茹、副政委王宗琪，下分若干个大队。这部份成员，除领导干部和部份学员外，以后大都决定到云南，成立了云南支队。中央决定从东北、华北、山东、皖南抽调一批干部，其中从东北来的都是云、贵、川籍干部，从北京来的主要是新闻报社专业干部，他们都到了南京集中。川籍干部李大章、刘披云、程子健等回到川南和重庆西南大区，滇籍干部刘林元、陈方等回云南。从山西、河北来的以吴作民、李铁亚为首的财经干部，和从山东老区来的干部约三、四百人，行军中途和云南支队汇合，也一齐到了云南。云南支队长刘林元、政委马继孑L、参谋长李旭、政治部主任陈方，副主任黄天明。该支队到云南约4千人，在行军途中，在湖南长沙，又新参加了一批同志。
公安支队成立的较早，有数百人，任务明确，就是解决到西南后的公安干部问题。其中领导骨干是南京市公安系统的干部，并在南京新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市公安局局长周兴、副局长刘秉琳、赵苍璧和处室的多数处长（主任）都决定到西南，还抽调了一批一般干部，有的是原南京地下党员。南京各区公安分局的干部也抽调了一些。公安支队负责人是李俊成和段大明。公安支队到重庆大都到了西南公安部工作，周、刘、赵为正副部长，原南京市公安局的处长为处长。
川南支队可能成立的晚些，约数百人，比云南支队少。陈林、王宗琪、王捷三为支队负责人。李大章、刘披云等从东北调来，他们和彭涛、陈刚是否随支队走，我不清楚。
以于江震为首的“川干队”，他们从陕南出发，然后到了武汉。这批干部几乎都是原四川地下党或川籍的老红军，解放战争后期，他们在准备随军人川，后形势变化，留在陕南区工作。中央决定到西南后，于江震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并负责组织部工作。我随二野领导机关到武汉，张际春副政委把我和其他几位组织工作的同志交给了于江震同志，由他领导我们。从武汉起，我随他并和陈野苹，天宝、林蒙、秦伯辰、陈文、刘藩以及从南京来的组织工作的干部，同坐汽车到了重庆。
进军贵州的是原赣东北区的干部，加上在江西省新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约4千人，他们随二野五兵团从上饶出发，向西南进军到贵州。这批干部，1949年春渡江前由冀鲁豫区组成以徐运北、万里为首的南下干部支队。先到了安徽省的合肥，其中一部分约数百人，由万里带队到了南京，其余大部分到了赣东北地区，区党委、和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都由这批南下干部担任。区党委书记徐运北，组织部长郭超，宣传部长申云甫，该区四个地委，地委书记为白潜、陈幞如、赵涛、常颂。1949年大约八、九月份，决定该地区全套班子去贵州，因五兵团政委苏振华兼任省委书记，徐运北改任省委副书记，其余干部职务很少变动。
进军川西，川北和原西康的是原晋绥老解放区的干部，他们不叫西南服务团，而是称南下干部。他们大都从西安出发，随贺龙司令员率领的十八兵团经陕南入川，接管并组织了这些地区的各级领导班子。西南大区党政领导机关和部门，有相当多的是原晋绥地区的干部。原晋绥干部和学生，有些是先到了武汉，然后坐船到重庆的。
进入西藏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去的以范明同志为首的一批地方干部。另外就是以张国华、谭冠三为首的十八军。
（编者注：王镜如同志是原中共云南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他在1983年所写《走向大西南》的回忆文章中，记叙了当年组建西南服务团时的组织和干部工作情况。我们登载此文以纪念建团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