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当时在职领导相信他们也会总结

王称固 发表于2019-12-12 17:56:05

1979年,经省委报中央批示同意,“郑、王反党集团”平反。2003年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又出版了《春风又暖彩云南》,按说省委及有关部门的落实政策任务已经完成。多年前,省委党校的同志曾以学术问题,对“郑、王反党集团”作为议题进行过研究,找知情者原省委领导马继孔、孙雨亭等了解过当时的情况,也找我谈过,并将写出的原稿交我过目。去年,北京有的科研部门来昆的同志,要我谈谈关于云南“郑、王反党集团”的情况,因无准备,谈得拉杂。近来,又有搞过党史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至今不写“反党集团”这个问题,应该写实,总结经验教训,对个人、对全局、对现实、对后人都要负责。

    近来我一直在想,“反党集团”1958年4月划定后,云南全省各级党组织,乃至每个党员都要学习、批判。《云南日报》等报刊,刊登省委决定,发表社论和批判文章连续几个月。8月,全国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谢富治(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以“我们和郑、王反党集团的根本分歧”为题发言,随后《人民日报》登载了有关“郑王反党集团”的消息。它对云南省各级党组织、干部、党员以及群众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大是难以估计的。此后,由于深挖“反党集团”和“骨干”、“钉子”、“爪牙”等等,又被错划为“右派”的党员达1000余人,其中各地又产生了多个“反党集团”,仅省委管理的党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160多人,包括地厅级干部10多人。

    1979年落实“集团”政策至今已有20多年,由于“补课”、“深挖”的1000多名党员他们大都是原“边纵”、云南地下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外来的特别是从“老区”来的同志,他们年龄也多在七八十岁以上,趁有的还健在,把过去的经历用写实的办法记录下来,总结经验教训,对自己、对组织以及对后人都是有益的。我相信,走过曲折的道路,尝过风风雨雨滋味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会从党性和国家大局出发,进行总结,会丢弃个人恩怨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个人走过的路是曲折的,直路、弯路,正确的、错误的我都走过。没有曲折一直是一帆风顺的又能有多少?作为个人来讲是如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我们的党中央又何尝不是这样?当然曲折有大有小,有主流、支流。解决的办法,我想就是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也是学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深刻的学习。我现虽已年老体弱,但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不能放松。

    1958年,经过“深挖”、“补课”,成为“反党集团”成员的共产党员有1000多人,他们20多年的不幸遭遇不说自明。如何看待当时在位的领导同志,也应客观公正,相信他也会总结提高。例如,1958年那时力主划我为“郑、王反党集团”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于一川同志,1978年云南省委落实政策的同志在河南省郑州市见到他时,他对纠正“郑、王反党集团”这一冤案态度非常明朗,他讲当时的省委“头脑发热,错了,应当改正”。十几年前,我因参加党史工作会议路经郑州,当时一川同志住医院,原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同志陪我到医院探望他。见面后他非常激动,拱起双手说:“镜如同志,我欠了你账,对不起……”这说明j当时的许多“整人者”既是“左”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后来于一川也遭受了错误处理。又如1958年,我虽成了受害者,而在此之前,我又曾是“左”的路线政策的执行者。1957年整风“反右”中,省委组织部被划为“右派”的有16人,其中8人是1958后4月以前划的,当时我还兼任省委机关党群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系统被划者都要正副组长同意,且大都是我签的名。“整风反右”已经成了历史。而这段历史的亲身体验者,不管是被害者,还是执行者,共同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党更加成熟,少走弯路。

    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走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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