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经省委报中央批示同意，“郑、王反党集团”平反。2003年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又出版了《春风又暖彩云南》，按说省委及有关部门的落实政策任务已经完成。多年前，省委党校的同志曾以学术问题，对“郑、王反党集团”作为议题进行过研究，找知情者原省委领导马继孔、孙雨亭等了解过当时的情况，也找我谈过，并将写出的原稿交我过目。去年，北京有的科研部门来昆的同志，要我谈谈关于云南“郑、王反党集团”的情况，因无准备，谈得拉杂。近来，又有搞过党史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至今不写“反党集团”这个问题，应该写实，总结经验教训，对个人、对全局、对现实、对后人都要负责。
近来我一直在想，“反党集团”1958年4月划定后，云南全省各级党组织，乃至每个党员都要学习、批判。《云南日报》等报刊，刊登省委决定，发表社论和批判文章连续几个月。8月，全国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谢富治（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以“我们和郑、王反党集团的根本分歧”为题发言，随后《人民日报》登载了有关“郑王反党集团”的消息。它对云南省各级党组织、干部、党员以及群众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大是难以估计的。此后，由于深挖“反党集团”和“骨干”、“钉子”、“爪牙”等等，又被错划为“右派”的党员达1000余人，其中各地又产生了多个“反党集团”，仅省委管理的党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160多人，包括地厅级干部10多人。
1979年落实“集团”政策至今已有20多年，由于“补课”、“深挖”的1000多名党员他们大都是原“边纵”、云南地下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外来的特别是从“老区”来的同志，他们年龄也多在七八十岁以上，趁有的还健在，把过去的经历用写实的办法记录下来，总结经验教训，对自己、对组织以及对后人都是有益的。我相信，走过曲折的道路，尝过风风雨雨滋味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会从党性和国家大局出发，进行总结，会丢弃个人恩怨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个人走过的路是曲折的，直路、弯路，正确的、错误的我都走过。没有曲折一直是一帆风顺的又能有多少？作为个人来讲是如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我们的党中央又何尝不是这样？当然曲折有大有小，有主流、支流。解决的办法，我想就是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也是学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深刻的学习。我现虽已年老体弱，但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不能放松。
1958年，经过“深挖”、“补课”，成为“反党集团”成员的共产党员有1000多人，他们20多年的不幸遭遇不说自明。如何看待当时在位的领导同志，也应客观公正，相信他也会总结提高。例如，1958年那时力主划我为“郑、王反党集团”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于一川同志，1978年云南省委落实政策的同志在河南省郑州市见到他时，他对纠正“郑、王反党集团”这一冤案态度非常明朗，他讲当时的省委“头脑发热，错了，应当改正”。十几年前，我因参加党史工作会议路经郑州，当时一川同志住医院，原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同志陪我到医院探望他。见面后他非常激动，拱起双手说：“镜如同志，我欠了你账，对不起……”这说明j当时的许多“整人者”既是“左”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后来于一川也遭受了错误处理。又如1958年，我虽成了受害者，而在此之前，我又曾是“左”的路线政策的执行者。1957年整风“反右”中，省委组织部被划为“右派”的有16人，其中8人是1958后4月以前划的，当时我还兼任省委机关党群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系统被划者都要正副组长同意，且大都是我签的名。“整风反右”已经成了历史。而这段历史的亲身体验者，不管是被害者，还是执行者，共同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党更加成熟，少走弯路。
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走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