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阁，字子凌，鄄城桑庄人。因黄河变迁，后转往河西的常楼。常楼属山东省濮县，在县城南约20华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时，他到县城第一完小读书，他的同班同学有郭超、王亚朴、张建国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又侵占上海。同年9月，我到濮县第一小学读书，从此，我们相识。
濮县一小的数学和语文教师范瑞轩和左一芳思想先进。事后我们得知，他俩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原来都在河北省大名师范读过书，而该校领导和一些教师不少也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这些学生中许多受其影响而走上进步道路。学习中，他们不仅教育我们抗日爱国，还介绍我们读进步书籍，灌输给我们共产主义思想。耐人寻味的是，语文教师左一芳还给我起了个号“镜如”。我原名叫王仁鉴，“王镜如”这个姓名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
1933年9月，子凌到兖州省立第四乡村师范读书，郭超到济南省立第一乡师读书，张建国到菏泽县立二中读书，王亚朴到范县乡师读书。
1934年暑假后，我和王亚朴也到兖州省立第四乡村师范读书，又和子凌在一起了。他早我们一年来兖州，这时，他不仅参加了而且后来不久又成了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会”（又名“读书会”）的负责人。学校党的组织建立较早，1934年党的支部书记是乔海秋。后因乔毕业离校，学校党组织就交给了秦和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人大主任）和子凌。1935年7月，和珍同志毕业离校，兖州乡师党的工作就由子‘凌领导。子凌何时入党说法不一。濮县、范县和鲁西北特委的老领导刘晏春说子凌是1934年由他介绍入党的；而王亚朴讲，1935年夏，由濮县党组织的党员徐光俭（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戈矛）的哥哥）介绍他和子凌入党的。我认为刘晏春1934年介绍子凌入党的说法较为合情理。
在兖州乡师，我们除学习学校的课程外，还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抗日进步书刊、我们都喜欢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出版的和翻译的进步书刊。我党领导的秘密书店印刷的马列著作。这些书从河北省省会保定可以买到，如列宁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 1893-1988)。他是广西桂林人。1931年在山东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先后创办了8个乡村建设学校，而此举又得到当时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的大力支持。在这8个乡村建设学校中读书的同学有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建设学校）的赵健民、郭超等；第四兖州（滋阳）乡村师范学校有子凌、王亚朴和我等。
乡村建设师范学校有它的优越性：实际上等于公费，每月学校发5元钱，除了吃饭用去3元外，还剩2元零用钱。这里的穷学生多，参加共产党的学生多；学校高薪聘用好教员，教育质量有保证；学校还办有农场，学种粮、养蚕；教育学生和培养学生全面提高社会文化素质，毕业后有出路。
1935年冬，学校对个别同学的处理不当，激起了广大同学的愤慨，举行罢课，要求撤换校长。由于事关大局，不但滋阳县长首先出来调解，也引起了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注意，从济南亲自向全体学生传话，答应让处理不当的同学返校，并对有困难的学生给予照顾。条件是“大家必须马上复课”。这时，段雪笙老师以个人身份找子凌、亚朴等谈话，大意是：办事要讲策略，有进有退，适可而止，希望考虑。子凌、亚朴等罢委会的同学听不进去，对何思源的条件没有接受，反而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罢委会一声令下，全体学生的东西连夜搬走，回家，只留罢委会的几个同学留在校外附近探听消息。
1936年春，学校开学。学校张贴了子凌、亚朴等8名罢委会同学被除名的布告。子凌、亚朴回到濮县通过濮县高小时的老师在杨集小学做了教员。
1936年4月，濮县党组织遭受破坏，县委书记、成员和子凌、亚朴等8人被捕。在敌人法庭上，濮县县长亲自审问，子凌和亚朴等多数都顶住了灌辣椒水、压杠子等酷刑。后来他们又被押送到济南监狱、反省院。为了与敌人斗争，他还与其他战友一起绝食8天，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被捕后，他始终坚贞不屈，斗志不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937年2月，我在濮县短期小学教书，子凌从济南监狱、反省院回濮县，和我一起在后陈教书，因我们相处多年，彼此都了解，他就介绍我入党。入党时他讲的三句话影响了我70年。这三句话是：从今天起，你是党员了。党员之间互称同志，同志比自己的爹妈还亲，这是党的宗旨；党员之间互不联系，只有纵没有横。这是党的纪律。如鲁西北特委成员马功臣到学校，留下山东省委的文件，这件事事后我才知道；联系群众，交朋友，朋友是谁，向组织汇报。
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子凌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品德高尚，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几十年来影响教育我最深的兄长之一。
1936年春，濮县党组织遭受破坏，马功臣、张成一先后接替县委书记，党的活动也处于低潮，农村党员基本没有活动。1937年6月，子凌接替张成一任濮县县委书记。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便于工作，党组织决定他到濮县城东关小学教书，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成立抗日救国团体。同年11月，原濮县共产党员刘兰斋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的三十一师骑兵连长，他回到濮县家乡。鉴于他提供的情况，在刘晏春的主持下，动员党员、进步青年百余人，其中共产党员30余人，濮县、范县、阳谷县委的主要领导也都参加了，在孑L子凌、郭启亮（濮县县委组织部长）带领下，计划赤化孙连仲的三十一师。行动前，曾和该师议定以“成立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安排一部分人，其余则编入骑兵连学兵班。由于原计划有变，内部思想产生波动，有的则认为上当受骗……子凌等领导则力主坚持下去，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多数同志稳定下来了。部分同志回到原地，有的则去了延安。如濮县的高黎光、祖化石、朝城（莘县）的解汝群等回到家乡原处。
孔子凌、郭启亮、刘兰斋组成地下工委，子凌为书记。1938年，子凌等参加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抗击日军的台儿庄战役。刘兰斋带领的骑兵连和日军展开了争夺战，亲执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旗，并把大旗插在了台儿庄的北门城楼上。
1939年初，刘兰斋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入狱被害。
不久，子凌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他从延安到了山西省太行山八路军前总，住在北方局招待所。当时正值我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我们见了面。1941年子凌回到鲁西，在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工作，当时我在范县，有了更多的见面机会。后来子凌在豫北卫河以西安阳、新乡、平汉（京广）铁路沿线（敌占区）任卫西工委书记，一方面了解敌情，一方面搞地下交通线。1942年前后刘少奇、陈毅、肖华等中央华东局负责同志都是化装秘密经过卫西过铁路的。在云南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张治刚同志，1942年任东明县委书记和另一位县委书记一起去中央华北局党校学习时，也是化装成农民从这个地下交通线过铁路的。1943年任直南地委书记的郭超同志事后告诉我子凌是1942年被害的。他的被害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长时间不知道。通过多年的调查询问，才确切知道他是牺牲在峻县一个共产党员的家里，他和这个党员同时被敌人活埋。当时子凌才28岁，实在令人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