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台党史办：
来信收到了，我很高兴，本来早就该写信给你们，因我也想打听了解李传文同志的情况。
1939年冬天，原湖西区党委组织部孙志谦同志（他是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途中，在太行山八路军前总和中央北方局我们见了面，在招待所我们相处约半年，志谦同志讲，李传文同志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杀害了。这当然是个冤案，他是无辜的，被害前，他任团政治委员，从此后，我再也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1934年暑期后，李传文同志到山东省立滋阳（兖州）乡村师范读书，和我是同班同学，是第五级。他是鱼台县谷亭镇人（现鱼台县城），家境贫寒。他进校后，当年就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又名读书会，该组织有党的领导，是进步的。成员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进步书刊，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出版和翻译的进步书刊我们都喜欢读，我党秘密书店印刷的马列著作，我们也可以从河北省保定秘密书店买到，如某某著的《怎样研究社会科学》这本书，传文和我也认真地读。又如列宁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那时当然难于看懂，可是我们也去读。传文勤奋好学，社会经验比较多，理解能力强，比我容易接受。滋阳乡师每月发5元的补贴，除伙食外还剩有零花钱，所以穷学生多，参加“研究会”的同学也就比较多。当时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是孔繁阁（又名孔子凌），是我的同乡，在滋师比我们高一年级，即四级。还有我的同乡同班同学王登明（又名王亚朴，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也是该组织的积极分子，他们两人1935年就是共产党员了。传文知道我与孔、王的关系好，并受他们的思想影响，因此，传文和我也关系密切，情谊很深。我们的语文老师段雪笙，是20年代的老党员，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党员身份，只是敬佩他思想进步，他不仅指导和影响“研究会”，还在课内外讲解鲁迅等人的进步文章，讲述他与鲁迅、郭沫若的交往，介绍我们读上海出版的《作家》《译文》和《彷徨》《阿Q正传》等书刊。
1935年冬，学生罢课闹学潮，领导罢课的主要成员也是“研究会”的主要骨干和积极分子，传文当然也参加了。罢课最后被学校当局镇压下去，罢课的主要领导成员被开除，其中就有孔繁阁和王登明。几个进步同学被开除，有的进步老师被辞退。这件事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加上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影响，学生对学校当局以及国民党腐败反动政府更加不满，抗日救亡情绪高涨。
1936年春，虽然学校张榜开除了几名进步同学，“研究会”原先的几个主要领导骨干不在了，但该组织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积极了，参加的学生比以前增加。这时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更多了，读马列主义和抗日书刊的人有增无减。李传文、司维嵩、张京武（又名张健飞，现在哈尔滨）和我等几人的活动就显得突出，并成了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骨干，传文却又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负责主编并自印刊物等，工作非常认真。当时，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日寇占领东北三省后又接着向我华北入侵，冀东伪政权的建立，何（应钦）梅（津）英国协定的签订，使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国民党继续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抗日救国的大业只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孑L繁阁、王登明被开除回到家乡不久就被敌人逮捕了，受到严刑拷打。为营救他俩，我和同乡六级同学张正修也请假回家乡，但因他们已被解押到济南，营救未成。虽然营救未成，但对我们的思想震动很大，更加信仰共产主义，决心参加党组织做光荣的共产党的一员。传文和我商定，各自去找党组织，并做了被敌人逮捕的思想准备，学习坐牢后怎样与敌人斗争的小册子。从此后，我们除继续学习马列和进步书刊外，还想到社会中去积极参加进步的革命活动，不想，在学校继续读书。这个想法当然是幼稚的，受了当时党的“左”倾路线的影响。同年冬季，山东省各县招考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我们决心休学不再读书了，我和张正修回到濮县报考并当上短期小学教员，司维嵩、万继业同学也休学当了短时期的小学教员，可能还有李传文同志，因为我们几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的。传文到什么地方教书，我记不清了。同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心情激动，思想愉快，当时我还在训练班学习。此后不久，我在濮县找到了党组织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上半年，因为我和传文各在一方，相互情况不大了解。七七事变后，濮县党组织决定我仍回滋阳乡师读书，开展党的工作。我到校后，首先发展李传文、张京武入党，时间大约是八九月份。日寇占领平津后继续向我华北各省进攻，平津学生流亡到山东，不久，鲁北的学生也流亡到兖州（滋阳），住在我们学校。这时，学校实际上也很难上课了，学生有的准备流亡到河南或其他地方去，我与传文、京武等准备组织“抗日义勇队”，学习抗日游击战术等。中共山东省委的党内刊物《齐鲁文化》，我们也在学习。鲁北的惠民中学，学生和教师中的共产党员，我们彼此都知道，但没有发生党的关系，我们只发生了“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关系，共同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鲁北德州等地失守，济南形势紧张，学校准备南迁。我回到濮县（现河南省范县）组织群众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这时传文同志也回到自己的家乡鱼台县。我回濮县后，党组织交代要我仍回兖州动员自己的同志和同学到国民党的一个部队中去开展党的工作。大约12月份，我先后到了济宁、兖州、邹县，最后到了鱼台县谷亭，找到了传文。这时济南已被日寇占领，国民党韩复榘军队仓皇南逃，传文同志想在当地组织群众搞抗日武装斗争，不愿远出。我在谷亭大约住了3天，然后经鱼台县城、金乡、距野回到了濮县。
我虽然发展了传文同志入党，但党的关系未转当地，因山东省委当时驻泰安，再加上战争原因转关系也不可能。类似传文的这种情况，还有我的同学张京武。张是泰安人，也是回到家乡重新人党的，过了40年，即1978年，经组织多方调查和我证明，才恢复了他在滋阳乡师这段党籍，前年决定他的工作时间从1936年春天担任“社会科学研究会”主要负责人算起。因传文同志早已去世，恢复党籍和工龄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是他在学校时的这段历史应予承认。
传文是我的同学、好友和同志，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将近50个年头了，从1939年他遭冤枉离开人间也过了48年。因为时间相隔太久了，回忆片段零碎，有的记忆也不一定准确。为了更好地怀念传文在滋阳乡师这段历史，建议再找现还健在的张京武（张健飞）、司维嵩、闫先立（嘉祥县人）等。
最后，希将你们所了解的传文的有关材料寄我。
1987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