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上)

澄海de 发表于2019-12-13 18:53:40

从江西干校到香港任职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毛主席支持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克服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造成的危害,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转机,尤其在外交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在外交上获得了重大胜利。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外交方面需要增加干部,外交部干部司杨克明司长等人专程到江西省进贤县中侨委“五七”干校来挑选干部。1972年夏天,我在外交部工作的好友告诉我:姬鹏飞等部领导征求了廖承志的意见,决定让我到香港,任新华分社副社长。我非常感激领导的信任,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双抢三夏工作。可3个月过去了,干校仍不放人,军代表还说:“干部都走了,地里活谁干?专案谁办?”最后,外交部派人到干校来催,才让我先去北京报到。蕴冰等到12月才调回北京。

    我是1972年9月26日带上小儿子离开江西干校,经上海时在国际饭店住了两天。9月29日回到北京,住在原六国饭店的外交部招待所,过了国庆才到部里干部司报到。许寒冰副司长(姬鹏飞部长夫人)很热情,一见面就问:你怎么现在才来,调令下了3个多月了,现在国外未建交区工作任务繁重,国外侨务特别复杂难搞,侨委撤销后,国外侨务归外交部管,需要增加这方面的干部。组织上决定派你到香港新华社任副社长,党内是港澳工委常委,主管外事侨务工作。我表示,将尽力而为。我深知香港澳门情况特殊复杂,工作很难搞,故特意去拜望和请教老领导廖承志同志。一见面,他开门见山就责问,为什么还没有到香港?拖得太久了,要赶快去。1967年那些“左仔”搞的反英抗暴,使港澳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要设法尽快纠正,但也不能太急,要知道,搞极左,既有上下根源,也有内外因素,纠左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要讲究稳妥,掌握正确的方式方法。要注意,纠正了过去的极左,还可能出现新的极左。纠左首要的是领导班子要提高认识,统一认识,搞好团结,对下边重在教育,不要追究责任,关键在领导。统战工作是三大法宝之一,尤其是港澳,统战工作非常重要,要尽力争取团结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由于文革的影响,被迫出走的归侨及医务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很多,要主动接触,安抚团结他们,尽可能帮他们解决些困难,这些人在国内经受过教育,是可靠的爱国力量,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做海外的工作。廖承志对港澳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的指示是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很中肯,很重要,增强了我工作的信心。当然不能忘记1972年、1973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虽已被粉碎,但是,“四人帮”还掌握大权,随时可以挥舞大棒。到港澳工作还是见机行事,要谨慎稳妥才行。 

    1972年12月,外交部把蕴冰从江西五七干校调来,让她同我一起赴港工作。蕴冰得安顿好孩子和家务再去,我于1973年2月底先走,到了广州找省委二办联系。港澳工作有双重领导,外事归外交部,内事归广东省委,二办是省委领导港澳工作的联系机构。我在广州只呆了两天,就到了香港向新华分社社长梁威林、副社长祁烽报到。承蒙他们热情相待,我们很快熟悉,愉快共事。

  促进中马建交

  上任后,首要的任务是配合外事工作,开展我国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建立邦交谈判的有关信息资料的调研和促进工作。在外交部的指示下,我先后同泰国总理差猜、马来西亚的部长曾永森、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交上了朋友,做了不少工作。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发展,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三国先后都表示了要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他们共同的疑虑就是华人、华侨问题,及马共、泰共与菲共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此一直犹豫不决,迟迟不敢迈开决定性的一步。以马来西亚为例,1971年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举行的时候,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以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身份,写了一封信给中国体育理事会,感谢中国体育理事会的盛情邀请,并祝赛会成功。在姬鹏飞外长接见马来西亚乒乓球代表团时,在座的一位马来西亚外交官就提到了马中建交问题。但一直到1973年,马来西亚同中国在联合国谈判建交问题时,仍提出华人、华侨问题和马共同中共的关系问题,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和态度。从事后总结经验来看,解决华裔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采取签订条约的办法,需等待国会批准,还得反复协商出具体实施办法,方能实施。在具体办理选籍时,手续复杂,过程曲折,这样并不符合双重国籍者的愿望和利益。

    1974年春,马来西亚政府同我国商谈建交时,马方对如何解决华裔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存在一些疑虑,提出,想派要员来了解中国对解决双重国籍的政策。我国外交部同意他们派人到香港来,指定由我出面会谈。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派驻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外事侨务工作的副社长,长期进行着双重国籍问题的研究。

    1974年3月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派特别任务部长曾永森到香港,我给予了热情的接待。曾永森读过华文中学,我们语言相通,彼此又都是华裔侨生,对华裔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有深刻的了解,谈起来很方便,颇有一见如故之感。

    我们在中国银行顶层十四楼的会议室进行了愉快的会谈。陪同参加会谈的有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组的谭干和潘德声同志。我们先请曾永森介绍了马来西亚华裔华侨的情况,然后,我具体阐述了我国对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设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强调我国的着眼点是努力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促进华裔华侨和当地各族人民永远和睦相处,融洽结合,为当地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解决双重国籍的方式要符合双重国籍者的愿望,方便明快为好。他听后非常高兴,说这样很好。他回去将向拉扎克总理详细汇报,相信两国很快就会建交。

    1974年5月24日,曾永森在答记者问时说:“你说许多人都有疑虑,马中建交后,马来西亚486万华裔人士更加倾向中国,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因为马来西亚华人并不抱着极端种族主义思想,他们长久以来都把马来西亚当作自己的国家,而且中国领袖也多次声明,海外华人应当效忠当地国家。由于马中建交,更使得马来西亚华人对于国家领袖的眼光、态度更加亲切和了解,心理上也得到安全保障感,进一步使华、马两大族更加了解和合作。”

    由于有了这次沟通,在解决中国同马来西亚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时,就事前协商采取了简明的办法,即当1974年5月31日马来西亚总理敦•阿卜杜尔•拉扎克访问中国时,在同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第五项中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注意到马来西亚是由马来血统、中国血统和其他血统的人构成的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声明,它们都不承认双重国籍。根据这一原则,中国政府认为,凡已自愿加入或已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都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至于那些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中国政府根据其一贯的政策,要求他们遵守马来西亚政府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并将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尊重。”

    后来,在解决泰国和菲律宾华侨华人双重国籍问题时,也采取了上述做法。这样的解决办法受到广大双重国籍者的欢迎。

    中马建交影响很大,东南亚这类国家都是相同的,菲律宾、泰国了解了我们的方针政策,便接踵而来。 

  1975年6月菲律宾马科斯总统访问中国,9日,周恩来总理和马科斯总统在北京签署了“中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公报中明确声明:凡己取得对方国籍的中国公民,将自动失去了原来国籍,中国政府始终恪守对华侨的一贯政策,反对双重国籍,鼓励华侨自愿加入当地国籍。1975年6月底,泰王国总理克拉巴莫访华。7月1日,周总理在医院同克拉巴莫总理签署联合公报。公报中同样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这是我国外交的重大胜利。

    广交朋友深入工作

    “乒乓外交”打开中美人民友好的大门,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的确是“小球转动了大球”。这在香港感觉尤其明显。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访港,想会见新华分社负责人,梁威林社长让我出面。我提出让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中国银行副总经理陈虹、外事组谭干、潘德生等人一同前往。布鲁斯在美国驻港总领事山顶官邸设酒会招待。见面寒暄后,布鲁斯说:  “这里除我不会讲华语外,他们(美总领事及领事)都会流利的华语。”我说:  “这里除了我的英语讲的不太流利外,他们不但会讲流利的英语,还会讲法语(布鲁斯当过美驻法大使)o”费彝民、陈虹用法语、英语同他们交谈。陈虹讲,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

 酒会上双方热情交谈,气氛友好。1974年,第二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来港,也请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参加他们的外交活动。分社李菊生和我前往。布什热情赞扬北京的名胜古迹及社会治安如何好,他说节假日最惬意的就是骑着自行车逛天安门和北京的大街小巷。他和夫人都喜欢吃中国菜,到“红都”去儆衣服,还交了很多中国朋友。美国武官问我对美越战争的看法,我说:  “美国从越南撤退得越早越好,这场战争很快就会停止的。”果然不出所料,谈话只过了4个月,美越战争就停止了。

    马、菲、泰同中国建交后,政府官员和商人、游客、回国探亲的华侨华人都纷纷来港或过港,找新华分社、中国旅行社及驻港中资机构。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外交部长罗慕洛、泰国国防部长他威、外交部长差猜•春哈旺及他们的代理等,都由我出面接待,并帮他们解决了同中国做石油生意问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另一方面,还接待了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希尔夫妇(他们每年来中国一次,都在港住几天)。还有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我们还帮斯诺夫人在港出版了书籍。各国驻港领事、专员、经济、文化人员在各种活动场合都主动表示,愿多进行友好往来。特别是日本、德国的驻港人员,见了面,都与我们建立了密切联系,表示热情友好,愿与中国多友好往来,发展经济、文化交流。

    在这个时期,接待最多的是爱国友好华侨、华人和港澳知名人士,如李政道、杨振宁夫妇等,还有一些侨团、侨校、侨报的骨干分子也纷纷来港,找我们谈侨居国及华人、华侨的情况。我们刚到香港的时候,有些人告诉我们,霍英东几次申请爵位,英国女皇都置之不理,我认为,霍英东出身很好,从小受苦,在美帝国主义长期封锁我们期间,只要中国需要他就从国外进口我们需要的物资,比如抗美援朝时我们需要汽油,他就进口汽油来支援祖国抗美援朝,支援祖国建设,这是英雄的行为,是有功劳的。经过港澳工委讨论决定,安排他做政协委员一直到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对邵逸夫,有人说他是亲台的,搞得影片黄色的很多,反动的也有,不宜接触。我认为,邵逸夫从事文化事业,是一位有影响的人士,应该团结。我利用体育代表团访港,请他来观看我们的球类比赛,陪他观看,热情地交谈,同他搞好关系,发现他对祖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对祖国教育捐款的贡献是很大的。类似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对于李嘉诚这样好的人,有些人也说他投机发财。我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企业家善于抓住机遇发展事业这无可非议。他和我都是潮州人,交往中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他在汕头盖了大学,还在国内捐了很多钱。对祖国有深厚的爱国热情,而且不惜花多少钱,

为家乡、为祖国做贡献。

    总起来看,在做知识分子或做企业家的工作中,要切忌“左”的思想情绪,不能照搬国内的一套,更不能照搬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完全错误的作法,而应有明确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香港中国旅行社

  我们在香港,还通过发展香港中国旅行社,联系世界五大洲的华侨、华人、外国友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来进行工作。 

    香港旅游业到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亚太地区的著名旅游中心,长期居亚洲各旅游市场之首。香港旅游外汇收入、旅客人数及游客人均消费额等指标均位于世界旅游市场的前列,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及少数欧洲国家,并成为世界旅游市场的中心,也是亚太旅游市场的中心。香港是个自由港,得天独厚,是中国巨龙口中的明珠,是中国内地同世界各地沟通的桥梁,是台湾同胞、华侨、华人回内地观光、探亲、旅游、访友的主要通道。它的客源甚为广泛,以购物、度假和商业活动等为主,中国大陆和台湾是大客源,其次是日本、美国等。1975年,外地来港旅游的客人总数为130余万人次,其中日本游客为三十七万余人次,居外国游客人数首位,占全部旅客总数的29%。其次是美国游客,十万多人次,占14%。游客在港消费共25亿多港元。旅游购物占旅游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香港中国旅行社原是上海中国银行的一个华侨服务部,成立于1982年。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郑铁如宣布,香港中国银行起义,回归新中国。接着,新加坡中国银行分行、印尼中行雅加达分行也先后宣布起义,影响很好。香港中行的业务发展很快,在中国银行华侨服务部的基础上,在香港注册成立了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是方远谋,副董事长是朱南和。为加强对香港中旅的领导,港澳工委责成我主管。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和加强对每日由国内开来的满载鸡、鸭、鱼、肉、粮、蛋及日用必需品的751、753、755次货运快车的接车、卸货、批发等工作的领导,经同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光斗商定,这方面的业务今后几年仍由中国旅行社负责。我们还利用中国旅行社调查了全世界各主要国家发展旅游业的情况和经验,写出材料,送到国内国际旅行社总社、国内中国旅行社总社及有关部门领导参考。廖承志主任看了这些材料很赞赏,召集了各有关部门的部长、司局长研究香港及世界主要国家现行旅行社的情况及我们国家旅游业发展的前景和建议,叫我到会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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