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形势急剧恶化时期的地方组织建设与工作情况
（1941年夏-1942年上半年）
秦克铸
1941年夏天开始，鬼子汉奸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渗透、蚕食，在重要村庄、交通要道、附近制高点增设了据点。南沙井村周围，方圆20华里内，已有和庄、西石马、淄井、中石马、蛟龙、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辰巳山、常庄、响水湾、苗山等12个鬼子据点，这使中共博山县委、县政府、博山四区分区委、区政府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难开展工作。驻西石马的鬼子还在淄井、沙井、盆泉三村交界处的制高点大东顶上修了一座炮楼，炮楼里的鬼子通过望远镜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南沙井村的情况。南沙井村周围的鬼子据点，它们成半包围状态，把南沙井村围在中间，彻底切断了南沙井村向北、向东的联系。在这12个据点中，据南沙井村最远的不过十几华里，最近的不到五华里，稍有风吹草动，鬼子汉奸即刻就可以赶到。鬼子汉奸通过这12个据点，严密封锁着南沙井村与附近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严防死守共产党对敌占区开展工作。在此情况下，博山县、博山县四区、南沙井村各级地方组织的对敌斗争形势急剧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博山县委根据敌我斗争的形势，决定化整为零，打破行政界限，把原博山县四区分为下庄区和金山区。金山区与下庄区的行政区域分界线，以时任博山县委主要领导李东鲁命名的金山的山脊线、金山南北的村庄地界为界，即金山山脊线以北属于金山区，金山山脊线以南属于下庄区。金山区与下庄区分设后，南沙井村地方组织隶属中共博山县委、博山工委、金山区分区委、金山区政府直接领导。这个时期，南沙井村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是于永清，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工作是配合上级党组织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对敌斗争，粉碎日伪“强化治安运动”，保存党组织和抗日的有生力量。
当时金山区的范围，大体上以金牛山所在的孤立山体为中心，四周有三石马、淄井、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谢家店、盆泉、三沙井等十多个村庄。金山区的南部边缘便是金山。金山，地处谢家店、北博山、盆泉、南沙井以南，王家庄以西，南博山、青杨杭、刘家台、张家庄以北，东西长约二十华里，南北只有几华里。当时，博山县委与北面一二三六区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切断，金山地区，特别是从盆泉与北博山交界处的黑虎山，至南沙井村南与莱芜搭界的南坪山，便成为当时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博山工委、金山区分区委、金山区政府、区中队的抗日活动中心，被称为“一枪可以打透的根据地”，这就是博山抗战史上有名的金山（区）根据地。
金山区成立后，由东石马村的共产党员赵的之（原名李鹏万）任中共金山区分区委书记，博山县大队连长李子平任金山区区长。由于周围的环境非常不稳定，分区委、区政府成立后并没有固定的驻地，通常会以南沙井村南坪山东面、盆泉西峪山顶上的一个山洞作为办公地点。住的地方更是简陋，金山地区随处可见的土洞、看坡屋、石屋、堰屋、青沙帐，甚至光石板、大树下、坟地里，都是分区委、区政府工作人员的栖身之所。此间，南沙井村南坪山上的薄坎洞（哈巴圈）常常被当做博山县委、博山工委、金山区分区委、金山区政府的“会议室”和“机关宿舍”，解放后曾有媒体对此做过专门报道。
金山区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南沙井村党组织与中共博山县委、博山工委、金山区分区委的联系。南沙井村地方组织成了中共博山县委、博山工委、金山区分区委名副其实的坚强后盾和革命堡垒。中共博山县委、博山工委、金山区分区委的领导经常将南沙井村东南的艾家峪薄泉洞、花篮峪、洞子峪的洞窟作为会址，利用夜间召开会议，研究、指导、部署对敌斗争。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时任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张敬焘、县长翟翕武、博山工委书记李东鲁、县敌工部长刘惠芝、分区委书记赵的之、金山区区长李子平等领导，常常会翻山越岭到这些山洞里召集会议，传达从陕甘宁边区传来的党中央的指示，部署县委、分区委对敌斗争的具体任务，同时听取金山区以及南沙井村地方组织的工作汇报。据老同志回忆，南沙井村的栾尚书、秦玉俊、秦宗宜、于新之（于信之、于太盛）、赵景凤等同志经常参加中共博山县委、博山工委、金山区分区委领导在这些山洞里召集的会议，聆听县委、工委、分区委领导的重要指示，汇报村里的抗日斗争情况，接受党组织委派的任务。
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决定在南沙井村北面的北洼设伏，给驻西石马的日本鬼子以沉重打击。金山区和南沙井村党组织动员了一切力量，配合部队行动。1941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晚上，八路军四支队某部吕政委带八连一个排30余人进驻南沙井村。五月三十清晨，北沙井村共产党员栾曰连深入虎穴，以南沙井村有八路军活动的假情报将驻西石马的日本鬼子骗出。按照部署，特务连早已埋伏在北洼东山上。大约八点多钟，鬼子小队长松岛带领40多名鬼子汉奸进入伏击圈。随着吕政委一声命令，机枪、手榴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在前边扛旗的汉奸第一个见了阎王。一阵排枪之后，八路军的机枪卡壳，枪声骤然稀落起来。骑着高头大马的松岛翻身下马，匍匐在地，听了听动静，觉得枪声不太密集，估计是“土八路”袭扰，便大着胆子站起来组织反击。吕政委没等松岛挥舞的指挥刀落下来，就开了枪。这一枪正中松岛脑袋，松岛应声倒下。鬼子没了指挥，慌忙中丢下松岛和两名汉奸的尸体，狼狈逃回，我军无一伤亡。
北洼伏击战后，鬼子对南沙井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以归还鬼子汉奸尸体为名，将村长赵景材和送假情报的栾曰连召到石马扣押起来，对其严刑拷打，逼其承认送的是假情报，逼其交代村里的党组织及八路军的去向。二人紧咬牙关，拒不承认。历经90天磨难，在敲诈勒索了南沙井村一万余元（老姑峪四千五，南沙井村五千五）之后，村长赵景材被赎回。送情报的栾曰连则被押往源泉、八陡监狱。
1941年6月，卸任村党支部书记、在四区参议会办事处工作的赵炳灿，到东石马村落实参议会选举名单，走到中石马桥上，被汉奸刘效诗认出，搜去选举名单，绑到西石马据点。汉奸小队长翟丕德亲自出面审讯，逼赵炳灿交代他要去什么地方，执行什么任务，名单是怎么回事，赵炳灿一口咬定自己是替老人去东石马看生病的亲戚，名单是老人交代的，怕忘了就写在纸上。被激怒的翟丕德兽性大发，操起匕首就在赵炳灿腿肚上捅了一刀。不管翟丕德怎么发疯，赵炳灿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要去执行什么任务。翟丕德气急败坏，又用滴着血的匕首割掉了赵炳灿的一只耳朵。赵炳灿大义凛然，痛骂不绝。最后，黔驴技穷的翟丕德只好报告唐玉庠后把赵炳灿送往博山宪兵队。在博山宪兵队，赵炳灿受尽酷刑。由于赵炳灿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鬼子汉奸手里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赵炳灿是共产党，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赵炳灿终于脱离虎口。当年的《泰山日报》（《大众日报》前身）曾专版刊载赵炳灿同志的感人事迹。
赵炳灿、赵景材、栾曰连被捕之后，鬼子还不罢手，继续千方百计对南沙井村的党组织进行破坏。因环境恶化，村党组织主要成员被迫转移至外线活动，只留下年老体弱的党员于三甲以副村长名义在村里开展工作。农历六月间，于三甲赴北博山伪区公所开会，鬼子欲在于三甲返回途中实施抓捕。北博山村的党组织得悉后，及时通知了于三甲，并掩护他绕道石马返回家中。本就体弱多病的党员于三甲，回家后一病不起，不治身亡。这是鬼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941年农历后六月二十九，驻博城的日本鬼子组织第二次强化治安。鬼子纠集驻西石马、北博山之敌，强迫栾曰连带路，分石马、北博山两路，于拂晓前奔袭包围了南沙井村，企图一网打尽村里的党员，荡平金山区根据地。为了防止村民外逃，天还没明，敌人就包围了南沙井村，然后挨家挨户拉网搜查。鬼子此次包围南沙井村，以逮捕共产党员的名义捕去村里青壮年16人，包括党员3人（村长苏荫愷、农救会长栾尚书、党员苏登镐），群众13人。16人中，半路逃回2人（秦玉荣、于孟春）；送到北京感化院，期满逃回1人；拉到八陡宪兵队逃回1人（赵景珍），受刑遇难1人；拉到东北煤矿做劳工的，死亡7人（苏荫愷、苏德铭、岳丰明、魏克孝、于法春、崔奉义、刘圣传），多年后逃回4人（刘绪谷、苏登镐、岳怀明、赵景文）。在这次大逮捕中，南沙井村农救会长栾尚书，在博山宪兵队，宁死不屈，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村长苏荫愷被捕后，拉往东北煤矿做劳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憨厚、木讷的村民崔奉珠被捕后，鬼子误认为他是南沙井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将他押往北京，送进所谓的“感化院”，在那里关了整整三年。最后，不得不将他释放回家。这是1941年鬼子第五次扫荡南沙井村。
在鬼子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不仅金山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下庄区也有大批共产党员因敌伪告密而被捕，附近博山县五区的邀兔崖村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南沙井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就在这次“治安强化运动”中被捕、牺牲了。
1941年农历七月初六，邀兔崖村以及周边几个村的22人被叛徒、伪副镇长翟某某出卖，除了3人逃脱外，其他人悉数被捕，时任邀兔崖村民运指导员的南沙井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也在其中。22人中，经过努力，被押往博山宪兵队的卢曰会（公开身份是伪5保保长）因年纪大被放回，翟慎三因叔父翟所昌的关系被放回，郑志清、郑尔俊、翟作衡（邀兔崖村党组织负责人）被赎回，剩下的人则受尽酷刑。赵炳焘在博山监狱中因轻信一赵姓看守的话，将写给党组织的密信交给了他，结果这名看守立即将信交给了宪兵队，最后赵炳焘被秘密处死。其时，赵炳焘的女儿赵翠英只有六岁，儿子赵宝增刚刚三岁。赵炳焘被捕后，博山县委曾想方设法组织营救，均告失败。建国初，盆泉乡党总支（时任乡支书秦宗宜）在上级征集烈士名录工作中，曾为赵炳焘申报烈士，但赵炳焘的妻子始终没有从失去亲人的的阴影中走出来，拒绝在烈士认定的相关手续上签字，造成赵炳焘子女的终生遗憾。尽管如此，在南沙井村人的心目中，赵炳焘一直就是烈士，盆泉乡以及南沙井村党组织一直按烈属照顾其子女，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也安排专人为烈士遗属“代耕”。
进入农历十一月，鬼子开始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当时，中共博山县委机关、县独立营驻地在下庄区的杨峪村。鬼子嗅到消息后，对中共博山县委机关和独立营进行了突袭。在博山县委担任经建科长的李振之（石马乡东石村人），突围中自作主张钻入了敌人的口袋做了俘虏，后经不住考验，叛变投敌。不久，在李振之的撺掇、影响下，李振之的儿子、时任东石马村党支部组织委员的李奉奎也叛变投敌。李振之父子叛变以后，三天两头带着鬼子汉奸下乡清剿，搜捕共产党员，捉拿抗日家属，使博山县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他们的叛变对南沙井村的地方组织也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农历十一月十五，叛徒李振之、李奉奎带领鬼子宪兵、特务、便衣几十人对南沙井村进行了突袭、围剿。他们从村南的南坪山上扑下来，堵住了村里的出入口，占领了交通要道，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村民赶到关帝庙前的十字路口上，召开所谓的“村民大会”。鬼子按照李振之父子提供的名单，逐个点名逮捕。这次突袭、围捕南沙井村，鬼子捕去村民18人，连七十多岁的苏荫熟老汉也没有放过。这被捕的18人中，有党员6人（苏爽宜，在宪兵队扣押受刑，遇难；崔奉宝，扣押受刑后，逃回；赵景粱，扣押5个月后，逃回，退党；于泽甲，任村小学教员、民运指导员，扣押5个月后，逃回；赵炳炎，受刑后拉去东北做劳工，下落不明；周庆芳，任乡妇救会主任、村妇救会长，受刑后拉到济南，历经劫难，被营救）。群众12人中，送到感化院用刑后逃回的8人（秦宗镐、岳奉一、岳英一、岳仕元、魏克义、魏克元、赵炳勋、黄振湘）；被扣押、受刑后逃回的3人（崔奉山、于立甲、苏荫熟）；受刑后拉到东北做劳工的逃回1人（栾兆林）。大逮捕开始前，妇救会长周庆芳猛然看到人群中有青救会长、“青抗先”队长秦宗宜，她将装作给鬼子续水的空茶壶递给秦宗宜，以不容置疑的眼神示意秦宗宜趁着混乱以回家取水为名赶快离开。鬼子点到秦宗宜的名时，没人做声，有认识秦宗宜的父亲秦老太爷的汉奸告诉鬼子，那个罗锅腰、红眼巴就是秦宗宜的父亲。于是，鬼子将秦老太爷拉出来，用枪托猛击他的罗锅腰，逼问他儿子的下落。秦老太爷咬紧牙关，说儿子这几天不在家，不知道去哪里了。鬼子没办法，只好将秦老太爷与逮捕的其他青壮年、党员一起，用绳子穿成一串，押到石河西岸的打谷场上，准备在那里汇合从西沙井、老姑峪逮捕的党员一起拉走。秦老太爷本就是罗锅腰，加上鬼子的折腾，在穿成一串行进的队伍中根本跟不上趟。最后，鬼子将秦老太爷打得半死，丢到了石河岸上，直到鬼子走了以后才被乡亲们救回。
进入1942年，各种天灾接踵而至。上半年，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南沙井村滴雨未下，山上的树叶干枯了，连柏树叶子也发了黄，地上连青草也看不到，冬小麦颗粒未收，附近除了诸葛井之外，所有的水井都见了底，人畜吃水也成了困难。为了取水，附近几个村的百姓在诸葛井井台上排起了长龙。一直到六月六下了第一场雨，旱情才有所缓解。村党组织想方设法帮助大家把庄稼种上，刚开始出苗的时候，长势还行。没想到处暑后，狂风大作，连着刮了三天三夜，地里的禾苗枝叶全毁，一场大灾荒已经在所难免。
在敌情、灾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1942年4月，根据抗日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也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博山县委、县政府撤往莱芜县境内，与莱东行署合署办公。
环境的严重恶化使对敌斗争日趋艰难，为保存党的有生力量免遭破坏，南沙井村地方组织按中共博山县委、金山区分区委的指示，想方设法与鬼子汉奸进行周旋，艰难地应付着来自周围12个鬼子据点，特别是北博山、和庄、蛟龙三个伪镇公所的粮饷强征，尽量避免与鬼子硬碰硬，以有效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