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形势最艰苦时期的地方组织建设与工作情况
（1942年下半年-1943年底）
秦克铸
进入1942年下半年，南沙井村周围的敌情、灾情更加严重，抗战形势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时，根据地基本沦陷，地处金山区根据地核心地带的盆泉、三沙井也已经处在日本鬼子和伪军的铁蹄之下。1943年1月18日，原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公开叛变投敌，吴化文被任命为汪精卫政权的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成为山东日伪军的主力，总兵力达万余人，博山县东部、南部山区到处都是它的爪牙。吴部叛变投降后，疯狂杀戮，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无人区”。5月份以后，吴部先后在下庄区的下庄、上庄建立了据点。10月6日，隶属吴部的伪和平建国军独立营营长、叛徒孙黎带着两个连进驻南博山青杨杭村。至此，南沙井村周围，方圆二十华里内，已有和庄、西石马、中石马、淄井、蛟龙、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辰巳山、下庄、上庄、南博山、青杨杭、常庄、响水湾、苗山等16个敌人的据点，博山县全境伪化。
1942年春夏之交(另一资料说是1942年2月，学习时间是四个月)，抗大一分校第四期开学。为培养党的基层组织领导骨干，南沙井村共产党员苏词铭同志接受中共博山县委指示，前往沂南县岸堤抗大一分校学习。7月，学习结束。返回途中，苏词铭在沂南县岸堤镇局埠村被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逮捕、杀害。
在日益恶化的敌情灾情面前，生活上腐化堕落、对上级批评不满、自视甚高的原中共博山县委委员、博山县大队（后改称博山县独立营）教导员孙黎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于1942年7月21日，裹胁县大队79人、携枪60支，在盆泉南庙叛变投敌。由于孙黎对金山区根据地以及中共博山县委、下庄区分区委、金山区分区委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活动规律十分熟悉，他的叛变、自首给中共博山县委、下庄区分区委、金山区分区委的对敌斗争带来极大危害，为应对抗日形势的急剧恶化，1942年8月，下庄区、金山区被迫撤销，博山县四区建制恢复，改称下庄区，并入新成立的博莱县。
在抗战形势最艰苦的时期，南沙井村地方组织，曾先后隶属中共博山工委、博莱县委、下庄区分区委、下庄区政府领导。村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是于永清，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工作是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反封锁、反投降，克服天灾饥荒威胁。
1942年夏天以后，南沙井村周围的灾情持续加重。7月间，虸蝗遍地，地里的庄稼被吃成光杆。8月底，天气骤冷，下了一场苦霜，庄稼几乎颗粒未得，村民生活越来越困难。
在历史罕见的天灾威胁下，村民生活本已极端困难，而鬼子汉奸的变本加厉，更使村民的生活雪上加霜。鬼子对根据地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村民连火柴也买不到，每次生火都要打火借火。粮食奇缺，油盐就更困难了。即使如此，鬼子丝毫没有放松对南沙井村的敲诈勒索，三天两头逼粮催款，还强迫弱不禁风的村民饿着肚子，从诸葛井往淄井炮楼上跳水，修炮楼，修折断线，稍有不满，便遭棍打脚踢。村民苏功明饿着肚子给日寇当小工，担起水桶便昏倒在地，半天才醒过来。村民于太龙担着水到了金牛山下，连饥带饿，昏倒在地，被群众抬回。
1942年秋，在博山五区东池村做教育工作兼设医局的南沙井村村民苏荫埰（字，英含），去南博山的井子峪村出诊。返回途中，在下庄村遇到了他的学生夏新生（此时，夏新生任中共泰山专署公安局代理局长）。夏新生邀请苏荫埰到其住处畅谈，出门时被国民党顽固派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密探发现。回东池后被捕，押至纸坊村伪四师匪部，以私通八路罪名逼其交代。苏荫埰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农历九月二十三日，被生生活埋。苏荫埰家人四去池上、三返纸坊，九死一生，才在黑夜掩护下将尸体偷回。
1942年就已经开始的灾情到了1943年持续加重，最终演变为大饥荒。南沙井村周围，放眼望去，田野荒芜，草蒿丛生，一片凄凉。村内，几乎已经没有人间烟火，疟疾、痢疾、疥疮、烧汗等各种传染病流行，村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每天都有人饿死。村史记载，村民苏功铭一家，40天内就饿死了4个亲人。村民苏万铭，因无力带着饿得不能走动的老母亲逃荒沂蒙，老母亲在他离家后不久活活饿死。据统计，1943年这一年内，全村因饥饿而死者达到了35人，卖儿卖女者有10余户。饿死的35人是：苏功铭妻、苏功铭女、秦玉荣、赵右子、赵老妮、苏荫坡妻、苏金铭母、崔奉山妻、赵景美、赵景美母、于世甲、于英甲、于俊甲、苏万铭母、秦玉振、赵景樟母、于福林、于二甲、秦玉贵、苏永铭母、于学孟母、秦宗舜妻、秦宗槐妻、赵景梓、赵景梓妻、崔玉栋、崔玉田、崔奉林、岳丰元、苏东铭妻、于学孟父、于清春、赵景富妻、赵景富子、黄振湘女。重灾下的南沙井村，有的亲人死后，因家人逃荒避难竟至无人掩埋。值此危难之际，村里的少数富裕户开始趁火打劫，他们装出一副“仁慈”的面孔，干起放高利贷的罪恶勾当，春借玉米1升，秋后要还2升，借小麦1升，收后归还3升。岳英明吃了岳立一的几个烧饼，被换去木车1把。秦洼子（秦勇）用2分地换了3斤花生饼。这一年，南沙井村的土地房产交易频繁，土地快速集中，两极分化加剧，有的村民甚至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在最困难的时候，南沙井村党组织发动了“借粮运动”，解决了部分村民的生活困难，还指导村民到沂蒙根据地度难。村史记载，这一年，南沙井村到沂蒙、垦利逃荒的，达到了三百多人，占到了全村人口的60%。还有八十多条扁担，担筐挑篓，到沂蒙山区沿街叫卖讨生活。逃荒到根据地的军烈属，像赵炳焘的妻子儿女，到了沂南县西北部的马牧池以后，得到了当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照顾，使生活无助的军烈属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
在抗战最艰苦的这段岁月里，面对凶残的敌人，面对天灾病困的威胁，南沙井村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克服生活困难，坚持对敌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上级党组织的工作。
1943年春，叛徒李奉奎在博山城骗娶了一个小老婆。博山县公安局得知后立即成立了由焦念生（1942年博莱县公安局便衣队队长，建国前夕南下广东，曾任高要县县长等职务）、黄廷约（1942年博莱县公安局政卫队指导员，建国初期南下湖北，曾任湖北省组织部副部长，省军分区政委）、任一民三人组成的锄奸小组。锄奸小组先到南沙井村，住在“伪保长”岳长祥家。第二天鸡叫头遍，锄奸小组从南沙井村出发，直插东石马村东的关帝庙设伏。下午3、4点钟，李奉奎带着新娘一干人马大摇大摆从村里走出来。焦念生、黄廷约箭步从关帝庙内冲出，将李奉奎生擒活捉、五花大绑，架起来往根据地方向奔去。当他们来到盆泉南山下的河滩时，负责掩护的任一民同志被从石马、蛟龙、淄井、北博山赶来围追堵截的敌人打中了的大腿。焦念生当机立断，用枪抵住李奉奎的脑袋，将这个汉奸就地正法。为了给负伤的任一民争取时间，锄奸小组临时改变撤离计划，回到南沙井村。岳长祥及时通知了村里的党组织，按照焦念生、黄廷约的安排，去老姑峪村请来了八路军的军医，对伤员任一民的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八路军军医建议，尽快将伤员任一民送到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将子弹取出，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在场的共产党员、青救会长、“青抗先”队长秦宗宜二话没说，叫上治安员、共产党员黄振田，从村里找来一把太师椅子，绑上两条扁担，做成一幅简易的担架，问清了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的地址，抬起担架，即刻出发，当夜将伤员任一民送到了二十多里山路以外的莱芜文字现岭上八路军秘密地下医院，圆满地完成了护送伤员的任务。
1943年夏秋之交，住在南沙井村的鲁南游击大队博山支队（原博山县大队）支队长赵子明（原名赵德清，字子明，淄川区西河镇海庙村人，革命烈士。1938年2月24日，在博山县四区朱家庄，参加八路军博莱独立营，1940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班长、排长、连长、鲁南游击大队博山支队队长，1944年任博山县武工队队长，1946年12月，任博山县公安局局长。曾于1944年3月31日，带尹玉发、曹方斋、任玉兰、史青山、李子平六人锄奸小队，在博山城西沟街孙黎住处击毙原博莱县独立营营长兼教导员叛徒孙黎，1946年12月7日，在解放博山县城战斗推进至山头镇、捉拿作恶多端的伪镇长时，遇到国民党残匪顽抗，不幸中弹牺牲，遗体安葬于海庙村）和他带领的武工队得到消息，博山县城东冯八峪村，驻有一支日寇马队，机动性很强，给八路军和当地老百姓造成很大危害。为了达到既消灭鬼子又夺取战马的目的，赵子明首先派出了侦察员前去侦察敌情。当得知鬼子马匹患了瘟疫、正着急寻找兽医给马匹医病的时候，赵子明立即前往淄川贾官村请了一位王姓兽医去给鬼子医马，并特意向他作了交待。王姓兽医按照赵子明的嘱咐，给鬼子医好了马，并以驻地犯地名、马匹容易得病为由建议鬼子迁移驻地，鬼子深信不疑。马队迁到新营地不久，赵子明带着十几个武工队员借着夜色，解决了哨兵，打掉了探照灯，摸进马厩，连骑加牵，破门而出。看守战马的鬼子穷追不舍，在冯八峪村南的山口，被埋伏的两个连的八路军战士一阵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赵子明率领武工队员带着劫获的十八匹东洋高头大马，回到驻地南沙井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