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们部队到达云南边境的中甸地区，往后就要穿过西康中部的雪山草地了。因此部队沿途做准备工作，到处设法购买粮食、牛皮和土棉布。
晚上宿营，大家虽然累了一天，但仍坐在微弱的油灯前，忙着把牛皮剪开做成斗篷、背心，棉布不够，战士们就扯下半床被单缝成衣服。渡过金沙江，再翻一座大山，就到达西康边境的得荣地区了
。这座大雪山在得荣的南面，山很陡，四周都是峭壁，只有一条之字形的山路可走，山谷中有一条急流，河上有木桥通山脚。先头部队一营的骑兵连和便衣班，正上到半山腰，忽然一阵山崩地裂，山头上滚下了无数的大石块，来不及躲避的，连人带马被打落下山崖，有的马被抛到半空中，这是敌人事先布下的“石雷阵”，接着敌人以密集的火力，把我们的大部队堵在对岸，我们受到地形限制，无法组织冲击，师、团参谋长也在指挥战斗时壮烈牺牲，一营长负伤，师、团长赶到后，决定集中一部分重机枪到我们这一岸边的山头高处，用火力压制对岸敌人，同时命令我们三营，选择敌人的火力死角从桥下渡河，迂回到对岸山头侧面袭击敌人。
河水只有三四尺深，但流得非常急，很难站住脚，我们把全营最高大的那匹马先赶下河，然后一人拉住马尾，一个牵一个的连成一道“人绳”，跟着过河，河底很滑，高低不平，几次被急流冲开缺口，人也被冲走五六个。全营大部渡河后，很快便迂回插上山顶，被压在山脚的一营也开始在机枪掩护下，向山头扑去，敌人眼看形势不利，便不击自溃了。我们赶到山顶，追杀了一阵，天黑了才到达得荣。这样的拦阻，不久又碰上一次，团朱政委负伤，部队接受了教训，决定派我们营提前半天出发，为大部队扫清道路。为了圆满完成党和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战胜即将来临的困难，我们召开了一次干部会，会议决定：加强行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和俱乐部活动。
过得荣之后进入绵亘的雪山草地。五六月份若在我们家乡湖南，正是下河游泳的好季节，可是这里却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天雪地，经过数月的转战和行军，我们身上穿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凛冽的寒风直刺肌骨，冻得人上牙打下牙。离开得荣，按规定，每人随身都带了半月左右的粮食，背着这几十斤东西上路，尤其是翻山越岭，大家开始都嫌它累赘沉重，后来才意识到它有多么宝贵，行军一日连一日，一夜连一夜，身上的粮食慢慢减少了，后来军部不得不下令，实行定量分配，每人每天一碗粮，谁要是多吃，就要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在这同生死共患难的岁月里，大家想到的是集体，挂心的是病号和伤员，谁都不愿多吃一点；粮食愈来愈紧张了，定量从一碗减至用手抓一把，又从一把减至半把，后来连半把也不到了；周围都是冰雪，几百里无人烟，连树都不生长，希望沿途补给是不可能了，只好靠剩下的点滴粮食，维持着整日在风雪雨里的行军，因受饥寒的侵袭，战士们感到身体负荷比进入雪山前更沉重了，这时，大家反而埋怨起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设法多带点粮食。
艰苦对于红军战士，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大家早有思想准备，也早有锻炼，愈是艰苦，部队表现得愈坚强、乐观，沿路我们学会了几首歌，如：打骑兵歌、过雪山草地歌……我们营当时没有教导员，因此我也常常参加教歌，在路上除了爬雪山时规定不准唱歌以外，其余的地方，大家都拉开嗓门尽情地唱，经常可以听到“某某排、某某连来一个”的拉歌的喊声，歌声穿过雪山草地，一直唱到陕北，有时队伍中三三两两的，干部和战士、老兵和新兵互相拉起家常，讲故事，讲往日的战斗，猜谜语，说笑话，最活跃的时候是贺老总的到来，他经常在把马交给病员骑了以后，就插在我们队伍中和大家一起行军，有时在七连，有时在八连、九连，他不管碰到谁，第一句就问：“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我是四川人。”假如有战士这样回答他。“我也是四川人，四川这地方……”假如战士回答说“我是贵州人”，贺老总就会说：“我也是贵州人，贵州这地方……”贺老总接着就会谈起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风俗人情，有什么特点，继而谈到部队在这个地方打过什么仗，他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战士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首长和我们在一起，不仅增添了我们行军的乐趣，减轻了大家的疲劳，更重要的是给了大家鼓舞和信心，同志们看到贺老总和大家一样徒步踏遍雪山草地，自己的劲头就更足了。
师团宣传组沿路贴了很多标语：“这座山有五十里路高”，“同志们，鼓足勇气爬上山，爬得快到得早”，“某某同志加油”，快到了，同志们加油呀!”“还有十五里就到宿营地了”，等等，大家都很喜欢看标语，各连各排的啦啦队，也结合标语的内容，互相拉开了，有拉唱歌的，有挑应战的，越接近宿营地，大家走得越累的时候，拉得越热闹。康藏高原上的雪山，一座接一座，耸入云雾。山上空气稀薄，呼吸都感到困难，部队行军，有时一天才翻一座连绵的高山，走不几里。有些同志开始病了，但瞒着大家，仍然继续跟着部队前进。
一天，部队翻一座雪山，正当我使劲往上爬的时候，忽然看见前面山腰上，营部的小文书一个人坐在雪地上。这个十六七岁的毛孩子坐在那里，口里吃力地嚼着一点青稞，往日那副天真活泼的笑脸，现在变得又瘦又尖了，在雪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疲惫。我走到他跟前时问道：“累了，他听到我的问话，瘦小的脸上勉强露出微微的笑容，张开口答：“不，稍微休息一下就走。”“太累了，就骑我的牲口走一段吧。”说完我又迈着沉重的双腿，继续向前走。正走着忽然后面八连传来老文书董胡子的喊声：“报告营长，小文书牺牲了!”我急忙回头，问了声：“什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瘦小天真的笑脸，刚刚还在我的眼前，怎么会这样快!董胡子像是摸到了我的心思，接着补充说：“他倒下的时候，嘴里还含着一些青稞呢!……”这不幸的消息，像一根烫热的针扎在我的心上，难过得我连董胡子后面还说了些什么也听不清了，那张带着笑容的瘦小脸孔，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小鬼从津市、新州参军出来，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险，残酷的战斗，没有使他低过头，可是饥饿、疾病和这稀薄的空气，却夺去了这天真活泼、一心一意要革命的年轻的生命。部队继续前进。
在一个阴暗的中午，风不断地刮着，雪花迎面扑来，眼前仍是一片千里白雪，日子好像过得很长。部队像背着重担向前匣慢地移动，忽然前面工兵营有个战士，身子晃荡了一下，向前踉跄一步，斜斜地向地上倒去，旁边的战士急忙伸手想去扶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倒下了，战士们只好弯下身去，轻轻地把他扶起，托在自己的手臂上，我也三步并两步的抢上前去，只见那张苍白的面孔，这时已滴满了自己战友的泪水，寒风吹来，泪珠慢慢地凝成了冰，眼看已经无法挽救了，大家只好又慢慢地放下自己心爱的战友，其中有一个战士，伸手轻轻地摘下死者身上唯一留下的步枪和子弹，用力地站了起来，把枪加在自己的肩上，振作了一下精神，迈开大步又向前走了，我身旁的通信员，呆呆地站着，满眼眶泪水，我轻轻地推了他一下，然后说：“告诉工兵营的同志，把牺牲的同志好好埋好。”周围的战士，也正在抹去自己的眼泪，继续前进，大家的步伐比先前走得更快了。
粮食已经没有了，寒冷的风仍然在刮着，饥饿、严寒、疾病随时在袭击和夺去人们可贵的生命。我们营进雪山时，准备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但不幸的事也接踵而来：战友们一个个相继倒下，连里原来总有几个徒手行军的，这时候也背上了枪，战士们肩上的枪逐渐从一支变成了两支，从两支又增加到三支。“通信员，通知各连指导员到我这里来开会。”通信员走了不久，各连指导员相继地到来，我们边走边开会，研究目前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最后决定动员党团员，进一步开展体力互助和物资互助，尽可能的照顾病号，各连迅速分头沿途布置，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九连，连长潘有必为了带头响应党的号召，一个人就替病号背了四五条枪，和指导员队前队后地跑，哪里有困难，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各连对身体差的，也组织了重点互助，在行军路上，常常可以看到，战士们为了多背一条枪，你争我夺，像是要打起架来的样子，我的牲口给战士们骑了，肩上也背了三条枪，有时还换着扛重机枪。晚上宿营，不管如何困难，也要设法给伤病员弄点吃的，哪一个班有病号，干部们就分头住在这个班，加强对病号的照顾。
黄新廷团长、杨秀山政委也常常来看望伤病员，早晨，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干部们就分工扶着伤病员提前启程，战士们纷纷跑来，把自己身上剩下来的半床被单，披在伤病员身上，以增添他们的一分温暖，谁的草鞋破得不能穿了，有预备鞋的，哪怕是最后的一双，也会主动拿出来，送给自己的战友穿，困难使大家团结得更紧，部队仍然有秩序有纪律地整齐地前进。
风依然在不停地刮，饥饿还是与我们为难，翻山时我不得不拉着马尾巴，借着这点力量，努力向前。我边爬边沉思，怎样克服目前的困难呢?忽然想起身旁那匹马，我一时心血来潮：杀了它吧?可是看看马背上的伤员和装备，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杀了它，伤员和装备又怎么办呢?越想越着急，越急心情越沉重，不知是什么时候，师长卢冬生同志忽然出现在我的身旁，他看看我，亲切地说：“朱绍清哪，你个子那么瘦小，不要背这么多枪支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神色已经不正常了，赶忙抖擞一下精神，答道：“师长呀，我不背不成，这些枪不能丢啊!”师长站在路旁看看我的部队，我也随他的视线，看了看前后的战友，哪个同志不是背了两三支枪?这些枪是同志们用鲜血从敌人的手中夺过来的，决不能丢，重的确是重，但那不是一支枪的分量，而是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期待，沉重地加在我们的肩上。粮食没有了，饿着肚子走这漫长的路，不想点办法哪成呢。我们想来想去终于有了个办法，把牛皮斗篷割成小块块，用火烧后，用刀刮去毛，试试看能不能吃，虽然很硬，但真可以填填肚皮，我高兴得赶紧叫通信员通知部队，照我们这样办，消息传开后，身上凡是用牛皮做的东西，这时都成为大家珍贵的食物了，连破得不能穿的牛皮草鞋，都舍不得轻易地把它抛掉了，而是仔细地用水刷洗干净，慢慢地煮来吃。斗篷很快就被吃光了，后来皮带、皮包、草鞋底的皮也吃光了。
在行军路旁我们发现有很多牛马的骨头，心想，牛皮能吃，骨头内外总也可以弄到一点点东西，于是就沿途捡拾骨头，等晚上宿营时，烧起火，把骨头放在火里烧熟，取出放凉后，削去面上的黑炭，一口口咬下来，然后将骨头砸碎，啃里面的骨髓，最后把砸碎的骨头渣吃掉，骨头啃起来很费力，往往弄得牙软嘴巴发酸，碎硬的骨渣经过肠胃，更是刮得肚子又痛又难受，但只要能充饥，这一切也就不去理会它了，以后行军，大家总是手拿着一根骨头，边走边啃边细嚼，即使什么也吃不到，总可以欺骗一下自己的舌头和肠胃。有时啃累了，大家就互相逗笑，有的说：“这骨头味道还不错，就是硬了一点!”旁边的打趣说：“硬!天天啃牛肉骨头，这样的生活打起火把也找不到呢!”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就这样部队总算坚持到了西康甘孜。
四方面军很早就到达了甘孜，我们到达甘孜后，休息了几天，得到了一些补给，部队又开始向甘肃方向前进，从甘孜到甘肃边境，要走过大草地。离开甘孜不久，饥饿又重新降临在我们头上，据说阿坝是个大地方，有“草地上海”之称，估计那里一定可以弄到一些东西，部队就怀着这样一种希望，努力向阿坝前进，到达阿坝时，我们都已饿了几天，但是进到阿坝西山坡上，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个大空村，藏民在我们来到之前，都已跑光了，可以吃的东西也带走了，失望又盖住了人们脸上的笑容。
正在这最困难的时候，贺龙、任弼时等首长来到了我们部队，记得当时还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贺老总和关向应政委给大家讲了话，贺老总讲话时首先回顾了革命以来历次的战斗，然后指出了我们目前的减员比任何一次战斗都残酷，的确是一个最严重的困难，也是一个考验，但他鼓励大家说：“我们是有希望的，一方面军能够胜利地到达陕北，我们也一定能克服困难到达陕北，和一方面军会师!”接着首长们还到连队去看望了大家，和大家一起想办法。首长的到来和关怀，给部队很大的鼓舞，使我们认识到：苦是暂时的，总不会苦一辈子，胜利早晚是要到来的。
为了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各连召开了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会上大家都表示：一方面军能做到的事，我们二方面军也能做到!接着，部队组织人员外出打猎，不管是鸟还是野牛，见到就打，有一部分同志到喇嘛寺去想办法，可是每个寺除了泥塑的菩萨、佛爷之外，没个人影，有人听说菩萨肚子里可能有青稞，就动手挖菩萨的肚子，把青稞取出来。这样做有违群众纪律，可也是无奈之举。部队已经很久没有吃肉吃油了，同志们的脸都因此变得蜡黄，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
为了增强体力，上面发下来一些酥油，规定每个人都要吃，因为酥油气味很难闻，大家都感到不习惯，吃下去那滋味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都不肯吃。快要开始吃油了，杨秀山政委站在我的旁边，轻轻地用手臂碰了我一下，低声地对我说：“三营长，你得带头呀!”当我靠近油锅时，一股气味扑过来，真想发呕，但是我知道，周围几百双眼睛都在看着我呢!我只好鼓起勇气，伸手舀了一勺，和了些面，屏住气往喉咙里咽，一阵腥味夹着什么味道，立即向喉咙直涌上来，我就想吐了，可不能吐呀!几百双耳朵在听我的结论呢!我使劲把涌上喉咙来的东西又咽了下去，抬头对大家说：“不成不辣，有什么难吃呢?很好吃，大家来，每人一勺!”就这样，我们营是第一批吃酥油的，领导上还因此通报表扬了我们。
我们带着半饥饿的身体，又离开阿坝。往后的路程更难走了。战士们的脚都裂开了口，有的还发肿，沿途靠采些野菜和树皮来吃。每天傍晚，部队宿营时，我和大家先忙着把马背上的病号扶下，安置他们休息。一次，一个病得很重的战士对我说：“营长，你也累了一天了，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请你快去休息休息吧!”我说：“你看，我们大家不是都在休息吗?”他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吞吞吐吐地接着又说：“营长，我看我是不成啦，明天……”“不要胡思乱想!”我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慢慢地挨着他坐下。那战士又说：“我的意思是说，反正我早晚是不成了，跟着部队，给大家增加很多麻烦，心里很不好过……还不如……”“你今年多大了?”“十九岁。”我说：“你看你才十九岁，正是年轻力壮最有希望的时候嘛，怎么反倒往岔路上想!你还记得在阿坝，贺老总来看大家时讲的话吗?”“记得!”“那就好了，应该记住他说的那句话：我们是有希望的，一方面军能胜利到达陕北，我们也一定能克服困难到陕北。”“唔。”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家里还有什么人，父母还好吧!”他的眼眶突然红润，泪水夺眶而出，慢慢地摇了摇头，声音低沉地答道：“家里没有人了，三年前爹因欠债被地主逼死了，后来因为生活艰难，妈妈也得病去世了!”“哦……”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攀谈起来，从过去的牛马生活谈到革命，谈到抗日，谈到将来一定要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像苏联一样的，过上幸福生活。谈呀谈呀，他的眼角逐渐露出了兴奋的笑纹，我最后鼓励他说：“我们一胜利，就要建立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新中国。革命需要我们，往后要做的事多着呢，哪能遇上点困难就想着死呢?”小战士紧握着我的手，高兴得有点发抖，兴奋地对我说：“营长，我全明白了，我前面说过的话，就算没有说过。为了替爹妈报仇，为了全国穷人得到解放，我就是爬也要爬到陕北去!”
天已经很黑了，寂静的大地，偶尔传来周围同志的鼾声，宿营地到处都是湿的，但大家疲劳了一天，也顾不得这一切了，躺下就睡。早晨起来更是艰难，一夜的雨雪，把人们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腰酸腿痛脚发肿，好不容易才爬得起来，借着穿过树林的光线看去，周围躺着的战士，脸上颧骨高起，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只有一双脚是粗肿的，干部们怀着万分怜惜的心情，挨个去看望和鼓励，战士们看到首长来了，都会意地用力爬起来，有的上身刚离地，腿一软又跌回去了，我们便赶忙上前帮助他们一把力，起来了的同志，也像我们一样，帮着其他的同志起身，就这样又开始新的一天的行军。过了腊子口不远，听说接到上级的来电，说卡基桥一带产大萝日，那里能弄到食物，这个消息又重新鼓舞了大家，我们走了两三天才到卡基桥，可等着我们的是又一次失望，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大家都相信上级是有根据的，卢师长同我们走在前头，他对我们说：“这里没有，再往前面走走看。”
果然再走不远，前方慢慢地出现一片片麦田和蚕豆田，卢师长特别兴奋，对部队说：“吃吧，吃吧!多少钱我们都给。”战士们冲进田里，边摘边吃，同时往口袋里装，一夜未睡，把麦子连苗也一块割下来，往火里烧一下，用手搓搓便往嘴里送。田的主人找不到，我们只好写一张字条，压上相当的光洋，便在第二天的早晨又出发了。
到达哈达铺后，威胁我们生命的雪山草地从此过去了，离开哈达铺向东进军，一直打到成县、徽县，我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打开县城后可热闹啦，像过年一样，街道上人来人往，部队忙着开会分粮，开始分粮时，老百姓因为还不了解我们，来领粮的不多，战士们干脆扛起麻袋给老乡往家里送，大爷大娘看了高兴极啦，眼睛笑成一条线，嘴里不停地说：“红军真好，真是咱们穷人的部队。”我们住在医院里也很愉快，有药治伤，也能吃上饱饭了。
有一天，贺老总来看伤病员，我们正在换药，因为医疗条件差，处理伤日很疼，很多人痛得咬紧牙关，到处响起了哎哟之声，大家企图用这种声音来减轻自己伤口的疼痛，贺老总看了看我们，逗趣地说：“你们都在喊痛，我怎么一点也不痛?”逗得大家的喊痛声顿时变成了笑声，老总的幽默风趣使我们的伤痛都减轻了。
从根据地到甘肃，经历了千辛万苦，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终于在甘肃静宁北面的将台堡和一方面军会师了。大家当时好高兴呀!整个部队都沸腾起来了，跳呀!唱呀!欢腾之声汇成了一支胜利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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