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隆站不几天，由地委组织部长叫李萍的来谈话。别人告知，他番号702（后改称520）。几句谈话，使我感到无比的威严。立即带我到专署行政科工作，开始了新的一页。也是生平第一次感到：党的领导人冷酷，内心受到委屈。这时专署转移到临邑二区，住徐店子村，突遭孙家庵鬼子袭击，警备大队未来得及组织抵抗就撤退了，与临邑县政府会合时遇到刘刚平，告知我：“你离开垛石桥后，济阳的鬼子和伪军到你家搜查，父母亲被吊打，你父亲为此气结胸、死去，今天出丧……。”我思想毫无准备，立即想到，我出垛石桥到临邑的第二天，我父亲来找我，临走时说： “你去吧！在外面干吧！回家不行了……很可能和你最后一次见面了……。”想到这里我哭了。晚上行军，思绪很乱，多时流泪。此事李萍知道后，问我： “为什么哭？”我告知我父亲去世。因此，一段对话：
组织部长： “你父已死还哭什么？这是人一生下带来的规律，总归要死的。”
我回答： “我们的革命同志去世，大家都哭的。”组织部长：“这怎么能和革命同志比呢？”
我激动了： “哪个革命同志不是父母生养的啊！”组织部长： “你怎么这样讲？王明、博古同志……”他说的什么根本听不懂，听不进，不要听。一句话也不说了。而且，从此见面也不讲什么。等不几天，专署住德平县的高家庄，组织部长叫到我村东头的一个大庙上和我谈话，他说： “你在垛石桥表现个人利益不能服从革命的利益，执行决议不坚决，决定给你留党察看半年。”我听后未讲一句话，不作任何回答。只在心中默想着与事实不符，不和你讲，讲也没用。不久调到临邑县政府工作，环境越恶化，斗争更艰苦。1．统战工作曰益艰难。
当时在鲁北国民党的势力很强，德县有张国基的二路，德平有曹振东的保安五旅，齐河、济阳的赵七旅，商河李光明的八旅。临邑县政府经常碰到的和有来往的国民党商河县长张毓贤和曹五旅。由于41年冬，鬼子扫荡频繁，折断沟不断增加，实现“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三角聚歼的毒计。
差不多每天都听到国民党高级将领投降，国民党军队改编为伪军，有的则部分安据点。另一部打着抗日旗号，也有两面旗的。扫荡时是伪军与鬼子协同打八路军，扫荡过去又打出抗日的旗子。各地国民党部队与我八路磨擦，偷活埋抗日战士，不准到其防区……等。
皖南惨案发生了，在茂林围歼我新四军部。当时有两只歌子：
皖南惨案歌词：“战云弥漫中，充满杀敌声，你们是为了祖国，你们是为了人民……。亲日派何应钦，狼心狗肺顾祝同……。”
皖南泪歌词： “亲日派阴谋害忠良，皖南新四军惨遭殃，苦战八昼夜，弹尽又绝粮，死骨堆积成山，鲜血染红长江。从此江南河山如失屏障，江南人民如失爹娘。同志们！江南也是我们的家乡，那里有我们亲爱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受敌人摧残，我们要举起枪、上战场，驱逐日寇回东洋。”
为了争取国民党抗战，开大会宣传，口号拥护、欢迎他们抗战。在临邑召开农民大会宣传时，大会开到一半，讲话的正讲到：“欢迎五旅抗战……”突接上级通知：曹振东己公开投降了。不但在临邑与德平接壤处活动困难，而且他们准备捕杀抗日人员。有一天李恒昌（当时侦察班长）在临北活动时出去了解五旅和日本人的联合行动时，晚间阴有小雨迷失路，以往看星星、月亮可辩认方向，阴雨无月亮，用摸树，摸大土块时，由于阴雨，树的阴背与面阳温度没两样，土块更难辨。只得用通常的办法，各村的庙门大都向南，依此辨认东西与南北。这次却出乎意料的碰到倒坐观音庙，门向北。正待接近一个大村时，突然听到口令声。随之而来的一支带刺刀的长枪伸到面前，李恒昌一看不对，左手向侧面一推其枪，右手伸出驳壳枪，并扣动板机。岂料，遇到臭火，而未响，李恒昌急忙转身就跑。后面连两枪，因黑夜未中。随之数人尾追，跑不远，面前一大松柏林，很快双手抱一棵柏树。敌人只看树间空明，而未发现，待其过去，才脱险转回来。
临邑县政府与张毓贤还有来往。专署秘书主任王亦山，因徐县长重伤代理县长时，与张部住邻村，他请客叫王亦山领县政府科长以上参加。到时，看到他们衣、食、住都和临邑的艰苦环境不符。王主任被请到张的客位，突觉颈内搔痒，很自然的顺手一摸，捉到一个大虱子，这在抗战阵营很不稀奇。由于长期不脱衣、不换衣、不洗澡，每个人都有。因此，称革命虫。每逢行军到住地，都要在灯下捉虱子。尤以在油灯下开会，捉住虱子放在油里用火烧，噼啪作响。有人虱子很多，行军走路也能捉住用嘴咬破。在国民党县长处捉虱子就不礼貌了，王主任意识到时很快又放回原处。但在吃饭间总觉不舒服，回住处再找。当然那一个已放回，其它还不少，总归捉一些。
皖南惨案、胡宗南围攻陕甘宁边区，这样制造一个接一个的反共高潮。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投降受编成伪军，日本增加了后方力量，增设据点、岗楼。我根据地被分割缩小，活动更加困难。我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提出口号： “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力量的策略。在鲁北首先打击了张国基的二路，集中兵力东进，打击刘景良的保安师。利用过春节，在齐河县大代庄，第一次打击赵七旅，第二次又在济阳三区前后张，消灭赵七旅，击毙旅长赵芙亭和赵的弟弟主力团长。在鲁北曾一度嚣张的国民党地方势力也收敛些了。我们借此南进开辟齐、济，逼近济南。
国民党的地方势力系抗战前各县的地主绅士、地方小官僚，如：县长、科长、区长等，还有些反动的知识分子。以济阳县来说：孙耿的赵家（老赵家七旅长兄弟们），回河的何家（何道全的家族），垛石桥区的高惠卿，四区皂李庄的张家、崔家等。抗战开始，有的投降日本（皂李庄的崔长西任济阳大队长）、 （路家桥的路北岩任自卫团长、路序秋任伪区长）。皂李庄张晋之仇恨共产党，给伪团长张启道当副手，借此杀共产党。我临邑县委的李善斋，就是被张晋之捕后送给日本人杀害的，上述这些人与拉枪杆子的勾结一起。还有些蹲在家里，借用日伪、国民党各种势力操纵地方，相互配合，用造谣办法来瓦解、诬蔑我军政人员。
当时我游击队主力部队，由于环境恶化，有些人思想动摇，家庭观念滋长。当时曾提一口号：“为了抗战打倒家庭观念。”国特们就散布谣言：北方有的地方原来的村子住人都变了，有一个当八路的，三个月没回家了。回到家一看全村的人都不认识，自己的房住的人也不认识。问他们才说是从别地方迁来的，这村的迁到别处去了。这个战士找了很久，才在一个村头上看到自己的妻子站岗，问妻子为什么到这来？妻子说： “为了打倒家庭观念。”
有的人更加露骨的仇恨，皂李庄的后街地主五大院，又是知识分子，祖上有功名。而皂李庄前街穷户多，因此邻村说： “前街出了一帮轧草的（短工），后街出了帮玩鸟的。”41年底，我主力在皂李庄住一夜，拂晓转移。五大院的张家哲清晨出门碰到其族弟老五，便问：“你家住八路来吗？”老五答：“住了一班。”张又问：“他们怎么样？”老五答： “满好……。”张家哲把三角眼一斜，说： “哼……好？好什么？刚进门就他妈的要针，还有线。他妈的什么筷子、杓子、碗，真他妈的麻烦啊！还他妈的半夜里起来，一拐弯就挟起来，就尿啊！”老五听后不敢再辩，回头就跑了。那么，广大群众又是怎样呢？广大群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 “宁叫八路上了炕，也不叫中央走一趟”。凡是住过八路军的地方，临走前把院子打扫干净，把水缸担满水。队伍集合好，一人留在住的院子，找到房东检查一下有没有借物未送还的，有无损坏未赔偿的。还要和房东打招呼，有态度不好、说话不周的请提批评意见。确实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群众却说： “中央军三不拿，就是不值钱的不拿，搬不动的不拿，看不见的不拿。”41年冬七专署通讯员小张，在德平、陵县交界处，刚到宿营地要被头，别的通讯员都要到，他要不到当然同科长一起挨冻。后来他记起老百姓讲过的：“冬天很冷常住队伍，起来开门和送被子有些困难，就专门搞一床被子放在客堂，还有的放在磨屋，来了自己去拿。”如再来第二个就说：“拿走了……。”群众也说过：这办法应付八路行，对五旅就不行。五旅专门要新的，态度很坏，不用敲门敲墙办法，是用脚猛踢门。里面问谁？就高声喊： “五旅。”就急忙送出新被。不然五旅的兵会闯到新媳妇房内就很不方便，有时会发坏。小张有一次又住到德、陵边的村里。到一户去学着的腔调踢一下门，里面问谁，他也说： “五旅。”第二天，因群众怀疑而反映出来，别的通讯员讲出了，机关的指导员一听违犯群众纪律，中午在广场开大会，对村民宣布了小张为了要被子用五旅吓唬群众，应给以公开批评，向群众公开道歉，并坐禁闭一天。话刚落，旁有一位老大爷说： “八路军动不动就犯纪律，人家五旅从来也不犯纪律。”很多人一听都愣了，指导员和气的问那位老大爷： “你说五旅为什么不犯纪律？”老大爷对着很多村民说： “不是吗，人家五旅没有纪律，犯啥纪律。”一句话惹的大家都笑了。
2．扫荡频繁，根据地变动。
国民党大批军队投降，日伪扩大力量，扫荡次数增多。范围扩大致使我根据有了变动。41年春，我临邑县以临邑三区为根据地，郭家庵子号称小延安，有时住几天才转移。在三月里，日伪集中数百人进攻，在台子刘村激战。我伤亡甚众，县长徐尚武重伤，县委书记刘江明牺牲，黄、马两科长牺牲。不几天，县政府秘书赵荫雨被杀，二、五两区的区长潘、宋两人被杀。三区的活动受限，在二区活动增多。一、五两区，活动还很小，县大队、区中队减员，而且出现妥协、叛变。三区队副刘长江带区队投敌，随即下乡摧粮，因其对抗日村熟悉，危害很大。我抗日群众编歌谣： “骑着马挎着枪，一心要下赵田乡，吓的群众四下跑，回头一看是刘长江，昨天带人来挖道，今天穿上黄军装……。”
41年冬，我县大队住二区胡家庙。我因是县文教科长，到村小学和教师胡传纲谈话，突然发现敌情，县长王其元带一班，跑向村南围墙上，阻击孙庵来的鬼子，以便县府转移。我出校时己转移了，未能跟上。随向北方随群众跑，到孟家寺，商河县城的鬼子汽车正迎上。随折向东，随五区队跑，到李官庄己被包围。我同行政科通讯员温朝正，向户家隐避。因该村离官口市据点近，未住过八路，被户主孙德孔拒出。随进入私塾，其村干叫孙德禄，提我无户口不能在此；塾师孙德配，亦拒留。此时外面敌人已到，我不能出。我称：我是走亲的，外面打仗……。随有鬼子进来，拉我到一鬼子官面前，鬼子官用望远镜，远处稀疏的枪声。问我时，我称是羊栏村的小教师，到西北杨走亲时，碰上打仗跑到此地。再问时他未发现疑点，我便离开鬼子回到私学。晚在坡张家找到县政府。此扫荡中，五区长王治业因被迫，先称病，后带区队投敌，当了商河城鬼子的侦察队长（鬼子投降，被我政府捉枪毙）。随之又听说：冀鲁边行署主任邢仁甫叛变了。
鬼子每次扫荡根据地都强迫村民填抗日道沟，敌人撤回去我再动员群众再挖开。有的村子，白天填，夜里挖。一个地方翻覆多次，道沟的土像面粉一样的细。就这样始终保持村与村之间、东西南北，深宽各1.5公尺的道沟，数十丈挖一掩体，以备打仗。每十字路口挖一圆盘，通行绕过，防止在沟内被敌截击。因此，虽扫荡频繁，我们还能安全转移。也有时在道沟遭遇。有一次我部队探知发现敌情，在道沟转移时碰到鬼子，此时躲避己来不及了，尖兵立即甩出一枚手榴弹，未立即爆炸，只在后尾冒火星，并在地上打转，鬼子全部卧倒，认为是什么新武器，待过后看准没什么动静时，再攻击，我们己走开了。这段时期多是避开锋芒，在夜间截断电线，破坏其彼此联络。我们拆下的电线，做成牛笼嘴、铁笊篱等日用品。这种办法，敌人很快修好。后又改法，不拆电线，而是把线截断再钉到同一根竿上。从外面看不出线断，电话却不通。迫使日伪出来逐段检测。这样利用有利地形，打游击，集小胜为大胜。
从42年春，敌人采用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和大范围的填道沟，挖折断沟。一次在陵县三个区接壤处，从外区来数千人在一天内填平周围数十里的道沟。搜寻我小股武装和地方工作人员。后来三个区小队各种原因都光了，三个区长联合在一起，到一个过去基础比较好的村内。一个区长无精打采的唱了一句：“困难日日多……。”另一个区长说：“坐着飞机吃烧鸡。”（意思这把骨头不知丢在哪）。第三个说：“哪里地黄土不埋人”。然后商议选择联络、收拢走散人员进行战斗。临邑二区南北30里挖了六道折断沟。从临邑到商河的公路两边各一条，孙家据点南两条、北两条，都是一丈二尺深，一丈二尺宽。临邑共辖六个区，公路南一、二、五区，公路北三、四、六区，临邑县政府南北通行受阻。41年冬临邑县政府，南北活动各一半。每逢越过公路，先住扎临近公路的村子，夜过公路时，东西两边各放一、二个班监视。从临邑城和商河城来的鬼子，中间用跑步迅速穿过，继续急行军，离开公路10里以外驻扎。这样每逢过路，总是速行军30里以上。有的就称病要牲口。有一次正在矛家寺东面通过时，与鬼子遭遇，边打边撤，骑驴的也丢开驴子参加打仗。这时的高烧发病什么也顾不上。因此有人说笑话：“八宝鬼子丹”，百病皆治。
42年春，临邑县南北分开，公路北建临北办事处，临邑县政府活动公路以南。因原一、二、五区活动范围日益缩小，就向南开辟，建立济阳四区。临邑城南的四区，由于折断沟的封锁，通行很困难，每个道口安设岗楼，盘查行人借以勒索，并经常到岗楼邻村骚扰。因此，我零星人员只能在夜间，扛梯子放下再爬上过沟。部队过沟边打边过，有时敌人闻枪声来援，故战斗经常发生。之后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利用当地的伪军家属做伪军工作，凡我通过时，对天放两枪，以应付鬼子。零星人员通过，则有意放行。我实行黑红薄，每个伪军均立名册，凡办件好事的点红点，凡办坏事的点黑点。红点的多了，被我捉住释放回去。凡黑点多了，捉住枪毙。每逢过农历春节，在办坏事的伪军家属门上钉上一个用木板做成棺材式样，家属害怕儿子被八路打死，劝说儿子办好事。因此，有的送信，有的打仗时丢下子弹等。
路有水的八大队，有长枪排、短枪排。平时围临邑城转，专门对付叛变投敌的何风岐（何狗子）、张立绪（张五星子），岗楼出来要给养经常被伏击。有一次八大队送我去齐河，夜经大王庄的岗楼，刚要穿过时，上面发现高喊是谁？尖兵高声：“你爹。”又听到里边说：“啊！路队长……”下面又一人说：“伏着吧！”
原来的根据地分割难活动，我主力从禹城县向南，齐河、临邑边境过徒河向南，再沿齐河、济阳边境向东开辟新的抗日地区。
3． “三光政策”的军民生活。
日寇为了以战养战而掠夺，又为割断我军民的鱼水关系而实行“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实行抢光、烧光、杀光。国民党的军队在鲁南帮助鬼子制造无人区，强追并村，大量农民逃到山里，很多村子空无一人。有的农民回到家中，看见自己以前睡的炕，大狼在生小狼。阳信县里铁家营全村500多人，鬼子进村，用刺刀把全村人逼赶到一处大房子里挤在一起，待塞满无法动时，把门堵死，在人的头上浇上煤油，点着火全部烧死。其它地方类似情况时有所闻。根据地接敌区，群众生活困苦己达极点，我抗日战士也随之异常困难。
41年冬以前，冀鲁边区的军民还能吃饱饭，八路军到村，由村长收敛干粮，在送来的饼子、窝头中有玉米的、高粮的、糠菜的。开饭时从大箩里拿，有的人挑好点的；后来放在大口袋里，伸进去拿出来，无法挑拣。挑摸到好点的高声大叫，摸着糠的就蹲在旁边低头啃。由于鬼子扫荡，频繁抢粮，又影响种田，收成越来越差。农民已大都糠菜、树皮、树叶子充饥。我八路军生活更难，已经把树叶子掺粮当成好饭。大都是吃糠、秕子（未成粮的谷子）和高梁壳子、玉米骨头。最难吃的是棉子饼，就是棉种子轧出油后的皮，冷吃啃不动、热吃就有一股冲鼻的臭气，叫人恶心欲呕吐。而且在嘴里嚼，光在两边跑，咽不下去。又没菜下饭，如有点咸萝卜已是好的，很多时冲点盐水送。由于长时不吃油，因而大便秘结，大便很困难。从肛门出不来，就用手挖。大便在地上，不久就会被风刮走。在发现敌情，主动出击或撤离集合时，为了不在战时大小便，因此每逢集合行军前，先大小便。时间长了形成条件反射，都去大小便。出现大便秘结，茅坑空不出，又等着集合出发，矛盾突出，洋相百出。
吃饭难，穿衣亦难。从41年冬，从地方中队到主力，逐步换掉军装，穿便衣。热天一身单衣，冬季一身棉花。出汗无条件洗澡换衣，每人都生虱子。行军走路就会从颈子、腰部捉到。热天难熬，冬季更难熬。北方的寒冬，气温降到零下15到18摄氏度。在夜间行军，时有北风夹冰粒，顶风走，冰粒打在脸上犹如针刺穿骨。拂晓到达住村，群众还在睡，不好惊动，就集合在避风处等明天。两脚冻僵，全身发抖。有时指导员问： “同志们冷不冷？”众答： “不冷。”指导员： “不冷为什么发抖？”众答： “冻的。”一阵低声哄笑。借此兴奋、鼓励坚持，进行政治教育。后来我曾想一办法，像个小发明，农村每到冬季，农民大都积些柴草，如豆叶、老草、树叶等堆在柴棚。我把柴草推向两边分开，躺进去，再把柴草盖到身上，头枕背包，可睡暖和觉。但这办法只能在根据地，在新开辟地区大都是接敌区，离踞点很近，住要集中又要保密，夜里不能惊动村民。42年冬，我们在从齐河向东开辟济阳时，我部住进离据点很近的洋洛口村。通信员范广居找到一家地主的空院子一座大南屋，除炕铺一芦席外，上面什么也没有。时值严冬，考虑怎样挨到天明。我在屋内转了转，看到墙上挂件蓑衣（高粱叶编织防雨），又看到窗台上一捆莛子（高粱杆最上面一节长的，用来钉锅盖）。我就头枕莛子，盖上蓑衣，头下很凉，身上很轻难入睡，我想把板凳压在上面会好些。谁知不多时，稍迷糊还未睡着。外面一声枪响，我俩忽的爬起，但出事了，只能坐起，不能站，两腿由于重压，血不周而麻木。只得狠捶敲。等会才站起，幸好是岗哨走火，如真发生敌情可糟了。
由于冬天难挨，人们都盼望夏季到来。确实，打游击夏季比冬季好，有青纱帐便于隐蔽转移，缺衣时容易渡过。但也有另外的困难，鬼子集中扫荡，无法在村中住，特别是我小部队和工作人员，因此只能睡在野地。平时还好，如遇下雨，又在扫荡，只能雨天躺在地里，雨水冲眼睛和耳朵灌水，就用毛巾蒙上脸，毛巾湿了贴在鼻孔和嘴上难喘气，就用短棒头把毛巾撑起，雨水两边流，又能喘气。
吃难、穿难、行军更难。41年冬以前，县机关、县大队、军分区主力大都每晚行军，更换住地。一方面躲避敌人合围袭击，另方面扩大宣传影响。有时在一个地方能两天。41年冬以后，随着根据地的分割，扫荡频繁，妥协叛变人员的出现，每晚都要行军。有时晚上行军，拂晓再行军，而且路程比以前远了。常是从这块根据地，越过敌占区、接敌区到另一块根据地，中间距离少则80里，多则100余。例如：临邑县政府从临邑二区到六区中间80里，二专署从平原越过陵县到德平县或德县均是100里左右。而且中间经过国民党五旅管辖区。在这地带如进行战斗，无群众支援，困难更多。特别在春、秋雨季，严冬风雪，长达10小时左右行军是十分困乏的。经常是边行军边做梦、打瞌睡，糊里糊涂的、惯性的前进。有时前面因故停步，后面人撞上前面人。因此，每逢叉路、拐弯，就有人站在那里，以免在此掉队。每逢行军中间休息一次，大都选择离村较远的大涯里就地坐下；很快就有人打鼾。那就是已经躺在大土块上睡着了。后来，每逢大休息，留一人站着，其余人都可躺下，第一人头枕背包，第二人枕第一人的腿，这样挨次下去一大串。待前进时，第一人起身，腿勾起第二人的头，这样挨次一个勾起一个都起来前进。
行军路上，随着所在地区，同志们的心情在变化。凡在有群众基础的根据地村庄，村内没狗叫声（群众自动打死狗，勿使住军暴露目标），村与村之间有道沟，就是敌人填死，也有填的痕迹，而且村中民兵、儿童团有唱歌声。但接敌区到敌占区都没上述情况，同志们心情紧张没半点声音。如从接敌区，或敌占区过去将到达根据地，远处隐约的歌声：“斩断手上的锁链，获得整个的世界，马克思给我们创造了共产主义的武器……。”特别听到抗日小调，由远到近，心胸立即开阔轻松，队伍中低声说话，笑语也有了。这时会有人为了驱逐疲劳、瞌睡，提议做诗。我们这些人哪有会做诗的啊？只不过把己背过的唐诗加以改编，借以取笑而已。现记住的有以下几首。
1、春眠不觉晓，处处虱子咬。夜来枪炮声，伤亡知多少。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军困死人。
借问何处宿营地，过了一村又一村。
注：当晚行军目的地，不对全体公布，只传达给部门领导和连长级。
3、缺腿诗：
行行复行行，每日七十程。偶而一百里，腿疼。
国民党顽固派配合伪军编谣： “八路军瞎胡闹，先打狗，后扒道，一身虱子两脚泡。”后来农民又加一句“卅夜里摸老赵。”（指春节两次打赵七旅，来讽刺他们）。的确连着三四个古老而隆重的节日都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就以41年中秋节到42年春节来说，中秋节住在商河城西北王苏环家村，和津浦支队配合，原打算过节休息，群众送些肉，买点粉和小白菜，搞点馒头。谁知还未到中午侦察员称： “李合坞的伪军出动，就派一中队迎击。还想在此过节，顷刻据探：郑店鬼子出动，随又知商河鬼子出动。始知三面受围，随挪出转移，待敌人扑空回去。我们又回到原驻地，见到原快要做好的一锅有猪肉的杂烩汤，被鬼子拉到锅里大便和热气一接触，掀锅时臭气满屋。尽管这样，还是把猪肉捞出洗净做菜吃掉了。
元旦在新开辟的齐河县八区，设法包顿水饺吃。但刚包好未下水，发现敌情。迎击一路转移，到晚才吃饭。水饺已被鬼子用脚踩烂了。人们讲笑话说： “饺子不叫饺子，叫扁食（北方一种称道饺子）。
春节住在临邑坡张村，利用敌人过节不出动，和我们主动出击的机会，在根据地过节。我和行政科牟康民等同志在一起共五人，按人数领面粉和菜肉。和面时软了，加点面；又硬了，再加点水，又软了，包饺子不行就烙菜饼。在大铁锅烙，火大，菜饼表皮焦了而菜肉不熟。无奈再把菜饼切成条，加水煮，待熟时已成菜肉粥了。每人喝两碗，春节的气氛却很浓，大家很高兴。就在这个春节，临邑却出现今古奇观式的两件事：
孙庵街的王天升参军在临邑县大队。春季大扫荡，台子刘战斗中，临邑县政府受重挫。传出了王天升牺牲，王的妻子去认尸时，发现死者穿上衣紫花色，是自己手工，尸体高身材，面庞有血极似。于是，认领运回家，村中买棺入殓，埋到祖坟。按照北方农村习俗：除夕夜把死者供奉牌位。两个孩子穿戴寿衣帽，在灵牌前焚香烧纸后大哭。王天升的母亲和妻子哭很长时间，已到深夜，四周一片寂静。忽听到墙头上有声音，还未辨清，随有轻叩门声，并说：“我回来了。”此时全家吃惊，活见鬼，活不了。还是王母想念儿子心切，开门一见是王天升，还是疑问：“你死了不要回来吓孩子……。”王天升照实说：春天扫荡被鬼子俘去，在据点中服劳役，过节看管不严，逃出。到此时全家高兴了，那么坟中的“王天升”棺，只能扒出再埋到庙后空地等待认领。
另一件，是王梁庄的一人在主力部队，春节住在孟寺村，离家十五华里。因是独子已婚，两老都在，允其夜里回家探视。第二天夜到指定的联络点找部队。战士快步如飞，在村北坡离家两里路时，碰到一辆牛车拉着一车嫁妆（箱橱之类）全未在意。到家熟门熟路越墙到院中，看到原自己的住房无灯光，而父母在灯光下哭泣。在叫门时，竟是父母大惊失色。但想儿心切全然不顾，开门会儿谈话中始知，妻子改嫁，晚上拉走嫁妆。于是，战士立即跑到岳父家，岳父见婿知未死，顺手抓起掏灰扒（灶前扒用），狠打老婆，边打边骂说： “我说女婿牺牲是传说，政府未通知家庭，应等后看……。”打一顿后，随对女婿说：“我和你一起到新嫁的主去。如未拜堂上炕，我领回送你回家。如己上炕（成婚），就听你的。”我们的战士和其岳父跑到新主家，己很晚，己拜堂上炕。无奈两各回村。战士回到家，父母见儿高兴不恋媳妇。岳父回家，又是对妻子痛打一顿。后由政府民政科找两村长说明，保障军婚。商议给战士再找一媳妇，花费由其岳家担付。最后共花600多元（当时的法币），转嫁在战士原来妻子新嫁的丈夫身上。
4．黎明前的黑暗。
42年冬到43年春，新开辟的齐河、济阳两县边境，敌人在北边的洪官屯，中间的辛集，南边的表白寺修三个据点，并企图用折断沟加以联接。我两县武装进行破袭，分区部队拔除洪官屯据点。但扫荡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开始对大规模扫荡避让，对小规模的，找寻薄弱点进行打击。但敌人也针对我们的方针进行，改变扫荡方式。每年冬春，进行连续大规模的铁壁合围。纠集几个城市的数倍于我军的敌伪力量，直径近100里的包围圈。如：42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号前几天，在禹城县南部进行铁壁合围，我三地区队遭重大损失。地区队长李明生（红军干部）牺牲。接着又在19日夜，北从临商公路南到济阳三区中部，西从禹城县属，东至临济四区东部，对济阳、齐河、临邑三县边合围。当时，二分区司令部住皂李庄，二专署住济阳三区药王庄、艾家栏，临邑县府、齐河县府、济阳视察团、黄河支队，加上几个区队共十余部分，从拂晓发现敌情开始转移，走到哪打到哪。当时，正是满天大雪，在白茫茫的雪野，周转到下午三四点光景，敌人的包围圈已缩小到以夏口镇西北王家楼村为中心，直径不到十华里的狭小地段。司令部的独立营一连在村北为保卫机关，除八人重伤外全部壮烈牺牲。二连向东突围未成，重大伤亡。三连守刘家大屯，被日鬼子攻占。刘连长到王楼，又受命带剩余的30多人重新攻迸刘大屯来保护机关转移，而全部牺牲。最后，由龙书金司令员带几十人偕群众向南突围，借雪天能见度低未被全歼。副司令徐尚武负伤被俘，杀害于临邑城北门外。
当时我在济阳县视察团（县政府改名）工作。随专署住药王庄。拂晓发现敌情，即跟专署向北转移过徒孩河，我县大队只有26条枪，保卫机关。过河刚上岸，就被朱家圈村的鬼子发现，专署警卫连随向北转移。我部被冲成两段，大队付带后一半折回向西，我带前一段占领有几株小松树的坟茔。由于雪天看不到敌人，迅速沿专署北向的路前进，想与司令部靠拢，但未能跟上，而从夏口镇东头的小程家村北去。敌据点已出动，守卫人员未向我们射击，转移到夏口北数里地又会合上专署。突然受到不明方向的射击，我随左转前进到夏口镇西首黄瓜刘村稍停。突然鬼子从东南方向过来，我们向西南前进。这时，和我在一起的文教干事孙连仲（现名孙超，离休住沪）被鬼子打倒，其余都冲出来，和我一起的范光居、赵西山、李兆田。我们到李家集，左转到大于家村。此时，东、南都发现敌人，已无法冲出。随决定分散隐蔽，我到村东头的于佃斌老伯家，住在他牲口栏。当夜于老伯、我、一年青人和一负伤的战士，从村最东头的一个空院子东小门爬出，越过水冻的水塘，穿过雪地、梨树行，从四下火光的空隙中，不走路而在野地向东南方向前进。经过四个多小时，快到黎明时刻，到大艾家栏，总算越出合围圈。
第二天，以逯家庄为基地，重新集结。第三天，在三教堂找到孙连仲，送到大太平医院。随之陆续除范光居未归队外，全部到齐。已经知道大于家村分散后，赵西山（47年武工队长牺牲）到一家，老大娘掩护他，把火炕的芦席掀开，撬开一个坯，赵西山藏在炕洞内盖上席，老大娘坐在上面，一队伪军进院，未搜到什么！就叫老大娘给他们烧水，万一点火，烟从炕洞进入烟筒向上，赵西山必死无疑。老大娘急中生智，在刷锅时用铲子猛捅，锅底出洞无法烧水，挨伪军一顿骂，但保住赵西山一条命。另一位李昭田（现名李子玉，离休住泗阳），据已称，到一家，只有一个青年妇女和一个孩子，伪装成少妇的丈夫，孩子生病，为孩子发汗，而瞒过伪军的。这是军民鱼水情。
为对付合围，把主力部队精干、机关人员组织民运工作队，组织武工队，精干区小队。但碰到新的矛盾，就是频繁的小规模扫荡。原来每当一地区扫荡过后，我们进去活动，并打击其小股抢粮、摧款、特工人员。而且每逢扫荡，我们就住在据点附近的村庄内。狡猾的敌人吃亏多了，他就用大部队扫过去，再扫回来，并在据点附近村庄搜查。当时一段歌谣： “扫荡如灯光，搜洼又搜乡，肃清灯下黑，来一个回马枪。”开头我们吃过亏。43年春，己知敌据点增兵，有扫荡的征兆，我和县文教科长张小乙住到周姑寺据点邻近的刘家桥。忽然，敌出动，沿村后大道由东向西，鬼子伪军共100余人，我俩立即由胡同北头向南出村。刚到小马家村边的菜田，鬼子骑马穿村南来。我两人蹲在园屋前，张小乙想跳到井内，我站着不动。鬼子100米外稍一回看，没异样而西去。张提议迅速转移，我说：“无目的地走不行。”张说：“无目的地等更不行。”两人矛盾，后向西南快走……。地处临北、陵县的小部队和工作人员活动更难。叛变、妥协、被俘相继出现。于是采取“撩帘战术”、“狗皮宿营”。就是每人一张狗皮，在最紧张时不住村，铺一张狗皮隔潮，睡在野地里。进村后白天不出门，敌人进村不动，进院不动，进屋还不动。待敌人撩帘进内室时，向敌开枪，打死他几个，冲出去。
上述情况，持续到44年秋后，开始逐步好转。但在43年冬，为了拂晓光明即将来临，号召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提出口号：“今年打希特拉，明年打败日本鬼。”为鼓励前进，经常唱新编歌曲，词是：
“鸡在啼叫，天快明了；蛙在喧闹，雨快停了；前面隐约的人在吵、狗在咬，灯光在闪耀，目的地快到达了。但是风更急，雨更大，路更滑，人更困泛……走啊，走啊！”日本鬼子对国民党诱降，大批国民党充实伪军。治安军的武器装备优于地方伪军，全部是“辛巳式”步枪和机枪，扫荡不仅频繁而花样多，鬼子时常化装对我军进行突袭。如：44年春我县大队住坡杨家，鬼子从济阳出来驱使群众在前走。曰伪穿便衣并部分穿红挂绿，当迎亲队。我岗哨待辨清时已到跟前。敌人机枪已响了，我被迫仓促撤退，损失很大。我小部队和工作人员就更活动困难，这时期我遇到数次：
43年冬到回河区（刚开始开辟）联络农村小学，接受抗日政府领导，给以生活补贴。当时很少敢于接近，’多数还以伪区管理。东进时，新接近的杓子李村教师唐振盛（即现在的唐国新，离休住广州）和霍家村教师王嗣贵（即47年任五区书记时牺牲的杨兴）。我每进这两村以小学为基地，孩子们都公开叫我李老师。他们能替我到据点去侦察敌情，能送信。有一天，我刚进霍家村不多时，鬼子进村，很快就到学堂来了。立即决定，叫教师脱掉长衫，坐在最后排，当学生。我拿书本粉笔上课，躲过了鬼子搜查。在三区的盐场，也碰到类似情况，老教师叫我批改作文以躲避。44年春的一个晚上，约定在艾家老庄开会，晚上睡在房上以便离村。第二天早上突然日伪进村，立即从房顶上下到一个刚能站开人的一堵单墙上，大约20米长，就像踩钢丝的，两边摇着跑到墙的北头。墙很高，难以跳到地面，在情况紧急下，一下扑向离墙一米远的一棵大榆树，抱着树滑到地面，向北跑数里，郝家宅村又发现敌情，己无法出村，随闪进一胡同（弄堂）内向东的小角门，院内只一座北屋，炕上用被头围坐着一个孩子，一位中年妇女惊慌的见我进门，立即出屋从鸡窝里掏出一只鸡，走向角门口，迎向鬼子未进北屋，这位就是后来在二区曾任组织干事的郝金良同志的婶母。类似上述突然被围、被堵，路上遭遇达数次。被迫设想夜间进村安全场所，就选择霍家庄给我当通信员的孟庆震的父亲孟宪君大爷，在村西种菜园子用的水井，家人每夜施工，在水面上边把砖挖开一个能容纳数人的洞，带进灯、铺上草。我的基点户唐长岭（唐国新的父亲），夜里把我们凡人用水斗送下，第二天如无敌情再拉上来。我们认为万无一失，认为就是鬼子发现也无问题，用枪打不着；手榴弹掉在水里，炸不着，道也心安。44年秋上，听到风声紧，我们三人进去了，睡了一夜。第二天，从井下看到上面亮光，知己天明，无人来接，无人送饭，知道鬼子己进村，我们照常开会讲故事。时间长了，每人大小便，只能把大便挖坑埋了，小便流到井里。不免又议论鬼子不走怎么办？认为饿三天没事，有井水喝没关系。突然，在拉砖时，一块砖掉在井里，噗通一声响，给我们几人一个启发。想到，如敌人发现用砖和土填井，就能很快井水到洞内，无法逃出，感到这种井下办法不行。这样挨到下午，唐来送饭时，很快把几人拉上去，知鬼子已离村到李梁三庄。由唐送到回河据点附近大钊村他的岳母家。之后，商议从院内挖洞到墙外的坟堆，就是能出、能进、能逃。
连续紧张恶化的环境活动，广大军民确有疲惫之感。44年青纱帐起来逐渐缓和些。一天在三区碰到张小乙、张学朋，还有一人记不起名字，共同住下闲聊，谈到当时日本太平洋战争的扩大，进军东南亚兵力不足，以战养战财力不足，共同感到“今_年打败希特拉，明年打败日本鬼。”实现的信心。随之谈到，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要求和希望。张学朋第一个发言：“抗战胜利，我炒一碗鸡蛋，一顿吃完。”第二个发言的是忘名字的那个同志说： “烧饼、果子（油条）放在枕头旁，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第三个张小乙说：“到那时，我吃地瓜专门吃靠锅帮的”（黄焦色又香又甜）。我还未来得及想，他们摧道：“你呢？”我说： “我先睡三天三夜，谁也不要叫我……。”上面是说笑话，但反映当时的艰苦生活。87年春节，在宁波碰到张小乙，谈起上述这段对话时，知道张学朋早已妥协，另一个还未到建国，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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