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来已经很幸运,没有什么亏不亏(文/秦克铸)

卧游斋主 发表于2020-02-14 20:26:54

活下来已经很幸运,没有什么亏不亏

秦克铸

我的老家是原博山县四区的一个小山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村里不少人都是建国前的“老党员”“老革命”,比如,苏言铭、于子厚、赵景槐、秦玉俊、黄星五、黄振田、于永清等,包括我的父亲秦宗宜,他们都是1939年前后入党的老党员,但他们从来不摆老资格,即使是涉及待遇这样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他们也从不与组织讨价还价。我曾几次问过我父亲,你是1938年的老党员,1939年7月就开始在村里担任“青救会长”“青年团长”“农救会长”“青抗先”队长、村书记,革命了一辈子还是个老农民“亏不亏”?建国后你就开始担任盆泉乡民兵队长、副乡长、乡长、乡支书,公社成立后又担任公社党委委员、工业部长、制修厂书记,而退休时的参加工作时间却是从1956年第一次开工资开始计算,你亏不亏?每次父亲总是说,与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比,我们这些活着的已经很幸运、很知足了,没有什么亏不亏。

小时候我真得不理解他们这代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通过学习党史、国史,通过整理村史、村志,我了解了更多的人和事,才慢慢悟出,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提着脑袋干革命”,能够活下来确实已经很幸运了,其他真的无所谓。

我们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也是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1941年七月初六被叛徒出卖,在博山宪兵队受尽酷刑、宁死不屈而遇难,时年只有32岁。1939年我们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党政军群的第一任主要领导有七位:赵炳灿(党支部书记)、栾尚书(组织委员,兼农救会长)、苏荫恺(宣传委员,兼正村长)、赵景才(自卫团长)、黄星五(工救会长)、秦宗宜(我父亲,青救会长)、周庆芳(妇救会长)。这七位主要领导中,赵炳灿1941年被捕,惨遭严刑拷打,被宪兵队割掉一只耳朵,用匕首洞穿腿肚子,留下终身残疾;栾尚书1941年被捕后,在博山宪兵队惨遭刑讯逼供,宁死不屈,视死如归,英勇就义;苏荫恺1941年被捕后,在博山宪兵队遭受严刑拷打,被拉往东北煤矿做劳工,下落不明;赵景才,在1941年的北洼伏击战后,被鬼子召到石马扣押起来,逼其交代村里的党组织及八路军的去向,历经90天磨难,才被赎回;周庆芳1941年大逮捕时,为了保护我父亲,被鬼子逮捕,受尽磨难才被组织营救出来。我的父亲秦宗宜、乡亲黄星五,虽然没有被捕、牺牲,但也是出生入死、九死一生。

我们村的党员副村长于三甲,1941年在主持工作期间,应招赴北博山伪区公所开会,鬼子欲在其归途实施抓捕,幸在北博山党组织掩护下绕道石马返回村中,从此一病不起,不治身亡。因为是中共党员,崔奉宝、赵景梁、于泽甲都曾被捕、受刑,被鬼子关押长达五个月以上,受尽折磨。烈士苏文铭的父亲,就因为与他的学生我方公安局长夏新生见了一面,就被国民党四师密探抓捕活埋了。我们村早期参加革命工作、参加八路军的苏词铭、苏文铭、苏安铭、岳西铭、于学孔、崔效德、秦玉栋,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二叔秦宗福、乡亲于学德、于学芹,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身心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好在他们还有个“革命烈士”或“荣誉军人”的名分,而像共产党员赵炳焘、栾尚书、苏荫恺、苏爽宜、赵炳炎等,他们都是被敌人逮捕后惨遭杀害,或者被拉往东北做劳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到今天连个“烈士”的名分都没有,他们为之奋斗牺牲的美好生活一天都没有享受到。

想想这些革命前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太渺小。了解了他们的经历,我们才会真正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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