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是横贯陕甘的一条大河，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敌军早已发现了我军北进的意图，调集了胡宗南五个团驻守天水，并在渭河岸边布满重兵，企图阻截和消灭我们于渭南地区。而我们必须在敌人这重重围堵中杀出一条路来，抢过河去。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西北前进，我们红六军团十七师走在最前面。
天刚过午，快要到达罗家堡时，遇到了敌人从右侧攻来。我们当即抢占了一道山梁，阻击住敌人，掩护全军部队从左面过河。为了便于联系和掩护我军过河，我们又派出了一个连，尾随大队后卫十八师过河，接替对岸的山头阵地。掩护战极其激烈。我们全力迎击敌人一次次的冲击，来保证大部队的安全渡河。渡河时部队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但渡河之后，却在岸边陷入了预伏敌的包围。军团首长指挥十八师奋勇突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才突出重围。这次突围损失不小，十八师师长张英辉同志英勇牺牲，师政委晏福生同志受了重伤。自然，这些情况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我们正全力对付右翼的敌人，只能焦急地望着大队突破的方向，听着那边一阵比一阵激烈的枪声暗暗发急，却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直到下午四点多钟，前面的枪声渐渐稀疏、远去了，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前面的情报——大队没有派联系的人来，过去的一个连也没有派人回来报告情况。到底大队突过去了没有?前面敌情怎么样?那个连呢?是跟着十八师走了呢，还是被敌人吃掉了呢?情况不明，实在使人不安。于是我们一面撤出战斗，把部队集结在一道山沟里隐蔽，一面派出人去侦察河边的情况。侦察人员回来了，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对岸的战斗已经结束，看来我军大队已经突了过去，河岸上还有敌人的部队在活动，大约有三四个团；而岸的这边，敌人正向岸边搜索前进。这些情况表明，敌人已经隔断了我们与大队的联系，我们被为数众多的敌人阻挡在渭河以南，处于包围之中了。
情况突然变得十分严峻，在没有掩护、没有策应的情况下，抢渡渭河是很不容易的，但一支孤军留在渭河以南也很危险，随时都有被比我们强大数倍的敌人消灭的可能。怎么办呢?太阳已经偏西，山沟里渐渐昏黑了，战士们围集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如何行动，但问题都集中在一点上：是突过河去还是留在河南?有人提议留在渭河南岸打游击，理由是渭河沿岸敌人过于强大，突不过去；即使过去了，也要有很大伤亡。但是这种意见很快被否定了。这里四周都是敌人，地区狭小，根本游动不开，而且地形条件、群众条件都不好，展开游击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下决心突，虽然免不了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却还可以保存这支部队，归还建制。我来到队伍面前，战士们一齐抬起头来望着我。看着这一双双满含期待的眼睛，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
经过千万里征战，经过雪山草地关山险阻的折磨，整个师只剩下不过两千人了，但这是经受了千锤百炼的钢铁，是我们党的宝贵的财富。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对党负责，对他们负责，决不能把他们带进虎口。我简要地谈了谈我们的处境以后，提高了声音问道：“同志们!敌人不让我们和中央红军会合，想把我们困在渭南地区，吃掉我们!我们是突过河去和军团部、和中央红军会合呢?还是留在这里打游击?……”我的话音落后，山沟里一阵寂静，除了晚风搅动树枝发出的声响，人们谁也没有做声，都在认真地思考着这个严重的问题。
突然，前排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我们要突过河去!”这句话道出了大家的心意，队伍里立时腾起一片激昂的低吼：“突过河去!找军团部去!”“过河去!和中央红军会合!”有个战士一拄枪杆站起来说：“乌江、金沙江、雪山、草地我们都过来了，一条渭河就能挡住我们了?”“对，我们能杀过去!”对于这样的英雄们，是用不着拿过多的话语去动员的。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由全师中弹药最多的第一营担任前卫，命令战士们全部子弹上膛，做好突击准备，由我和营长贺云生同志带领。陈忠德政委带着师直属和本队跟进。
部队走出了山沟，照直向河边走去。河边是一片高梁地，茁壮的高梁正待收获，高高的高梁秆，正好成了我们渡河的自然掩护物。河水不深，我们穿过高梁地便下到河里，向对岸涉去。开始还顺利，但我们刚到河心，敌人发觉了，机枪、步枪、迫击炮一齐向河里射来，尖兵班的几个战士当场倒下了。行将半渡，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这种情况实在太不利。我刚要组织火力压制敌人，突然对岸左边的一个山头上，两挺机枪向着敌人开火了。这个打击来得是那么有力，又那么突然，敌人的火力一下子哑了。
瞅准这个机会，贺云生喊了声：“冲呀!”前卫营迅速抢过了河，随后抢下了岸边的一处山头。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但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也使我们感到意外，战斗不是早已结束了吗，这是哪里来的部队?是敌人自己打误会了呢，还是我们军团部留有掩护的部队?如果是自己人，就应当赶紧争取会合，于是我命令部队赶快向左侧的一道山头发展。但是夜色太黑，打来打去，到处都是敌人，一直搞到快天亮了，才发展了几个山头阵地。天放亮的时候，我正组织部队准备继续往前突，忽然听见山腰里一个沙哑的嗓门在叫：“师长在回哪?快，快领我去!”原来正是昨天派过河和十八师联系的那个连的连长，一见是他，我又是惊喜又是生气。当时，我真想批评他一顿：“为什么不派人和后面联系?”但一看他那神情，不由得又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下去了。他左臂负了伤，用绑腿把胳膊吊在胸前，浑身上下，到处是泥污、破洞，不用问就知道是经过了一场苦战。他站在那儿,，眼里含着泪，好像有好多话要说又说不出来，半天，才叫了声：“师长……”
原来，他们这个连跟随十八师过河之后，就抢占了岸边的一个山头阵地，准备配合十八师后卫部队，掩护我们过河。但十八师和军团部一过河就陷入了重围，部队不能在这背水受敌的情况下久停，便死拼苦打冲了过去，他们却没有走，集中起来死死地守住了这个山头，继续执行掩护任务。敌人把他们团团围住，向他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他们拼命坚持着，苦战了一天，战士们负伤了，只要能爬得动的，没有一个人离开阵地，弹药不多了，为了省出弹药掩护大队渡河，他们就用刺刀和石头和敌人搏斗。
一天多没有吃东西，山上又找不到水喝，他们就吮吸着潮湿的石块，嚼着草根树叶来坚持。这期间，他们也曾多次派出人来和后面联系，都没有成功，但他们却毫不动摇，时刻不忘自己的任务，坚信大队一定会过来。战士们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这句口号：“剩一个人，一支枪，也要支援大队过河!”就这样，他们苦熬苦撑，终于等到了掩护我们过河!这就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他们在危困中，在生死关头，不计个人的安危，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集体的成败，只有党交给的任务。对于这样的同志还能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你们打得好，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掩护了大队过河，完成了任务!”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心疼和感激，扶住他的肩膀说：“去吧，把部队带过来，我们一块往前突。”末了，我又嘱咐了一句：“记住，把所有受伤的同志都带上，一个也不许丢掉!人力不够可以向贺营长要。”
部队组织好，太阳已经冒红了，我们沿着山道继续向前突进。这里地形很别扭，右边是陡立的高山，山上布满了敌兵，左边是一两丈高的岩坡。看来敌人早已布置好了，岩坡下面黑压压的一群敌人埋伏在那里，从穿着看来，大约是民团武装。我们一拐进山口，岩坡上的敌人就发觉了，密集的火力立即封锁了这一段狭小的通路，他们一面打，一面喊：“土匪，快缴枪吧，过不去啦!”俗话说“虎落平阳被犬欺”，居然一伙民团都敢叫我们缴枪，再没有比这事更气人的了!但看看前面的通路，那不过一尺宽的路面上，被密集的子弹掀起一片烟尘，破碎的山石像打惊了的麻雀四处飞迸，实在难以突得过去。于是我伸手扯扯贺云生的袖子，低声地说：“组织好火力!”然后，我向民团答话：“好好，你们别打枪!”略停了一会儿，看看前面的封锁火力减弱了，民团队伍也松懈了一些，我扭头一招手：“打!”我们准备好了的机步枪一齐开火，敌人蒙头了，混乱了，我们边打边冲，一下子突了过去。
抢过隘路，占据了有利地形，我们组织了一个反击，向民团压了过去。这群不经打的民团哪里是红军的对手，顿时死的死，跑的跑，一下子散了。有的战士一把夺下了敌人的枪，讥讽地说：“是你们缴我们的枪呢，还是我们缴你们的枪?”在前卫营的掩护下，后面本队也贴着山根冲过来了，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损失，连全部的一二百伤员也背过来了，于是我们便继续向前突。我们沿着沟冲出山口，一路看见山沟里乱丢着许多东西，有骡马驮子，有挑子，白花花的银洋撒得满沟都是。这是前面部队突围时丢弃的，本来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回却变成了吸引敌人的钓饵——预伏在这里的敌兵都挤到那里发洋财去了。山沟里乱糟糟的，你争我抢，吵吵骂骂，乱成一团。这正是机会，我们猛地摸了上去，把将近一营的敌兵消灭和打散了。失散的物资，除了一部分现洋来不及收捡，其他大件东西，有十几挺重机枪、一二百支步枪和骡马驮子都夺了回来。
连闯两关，基本上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前面还有些小股敌人的阻挠，就不在话下了。我们背扶着伤员，携带着物资，边打边走，天近中午时分，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追上了大队。原来军团部和十八师突过后部队受到了很大损失，很难有力量再返回来支援我们了，便一面整理部队，一面等着我们。
这会儿，陈伯钧军团长、王震政委和好多同志都站在路上，拍手欢迎我们。虽然仅仅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却像久别家园的孩子见到了母亲一样，感到了极大的温暖。人们欢呼握手，互相拥到了一起，突围的艰险和苦战的疲劳瞬时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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