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肥城
肥城抗日武装的发展，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当时，肥城没有党的组织。
抗日战争初期，我从南京回来，找过张维之同志。他在肥城城乡做公开的抗日宣传活动。那时国民党县政府还存在，他们以抗日的名义，在各区训练壮丁队。张维之同志是位老党员，由于他在壮丁队做过一些抗日宣传，这对启发他们的觉悟，组织抗日游击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些壮丁队在日本人来以前就垮了，国民党政府一垮，受过一些抗日熏陶的壮丁队员，跑回家了，广大青年想抗战没有出路。
我们几个人从国民党南京监狱里被放出来，徐麟村、王少芬是8月回来的，我是9月回来的。我们在南京曾听过周恩来同志的一个报告，内容是关于国共合作及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形势问题，对我们教育很大。当时我们也学习过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决定出狱后回家乡搞抗日游击队。徐麟村、王少芬回来后，便开始搞抗日宣传活动。我从南京回到肥城，约了同狱释放的两个人，一个是馆陶的李延合，一个是河北省某县的匡敏（也叫匡敏忠），他们是我在北平念书时认识的。他们在我家住了一个时期，因是外地人，说话办事不方便，我们与地方党也没联系上。过了不久，他们俩就各自回老家了。后来，徐麟村听说山东省委到了泰安，就去找省委，终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省委派张北华到泰西地区发动抗日游击队，张北华在1937年11月从泰安第一次来肥城，在马庄徐麟村家住了一夜。张北华同志带来了省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并和我们共同研究在泰安、肥城等地发动群众、搜集枪支的具体办法。
1937年底，我们开始发动武装。那时宣传的对象首先是教员、青年学生，因为他们接受新思想快。我们先宣传不当亡国奴，要抗日救国，教员们大多有抗日要求，我们在肥城做了初步发动工作。徐麟村负责城区、北部的工作；王少芬在肥城四区蒜园子，他负责四区南部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联，我们很快地发动了不少人，主要有：李森堂（肥城五区东尚里人，在教育界影响较大）、冯继五（五区中部小张庄人）、李俊（五区车庙人）、蒋福庭（四区南尚任人）、阴法唐（中学生，桃园区张里庄人）、吴力全（四区南尚任人）、王鸿乾（桃园区固留人）、葛阳斋（三区葛台人，三区高小校长）。又通过葛阳斋，发动了陈惠民（即陈景润，三区下庄人）、牛顺山（三区凤凰山人）、牛顺太（三区牛庄人）、乔绶卿（三区界首人，当过三区区长）、孙新民（i区牛庄人，即孙诗轩，教员）等。我回到肥城发动得最早的是我们村的两个人：王惠东、王香亭（丁涛）。他们俩是我发展的党员，当时都是小学教员。另外还有二区的赵宝衡。当时各区都有积极分子，三区抓武装最早。
我们自卫团占领肥城后，肥城成了泰西抗日活动中心。投奔自卫团的队伍很多，我记得肥城的游击队整编为二大队、三大队、十一大队、十七大队、独立中队（即十大队——编者），二大队负责人是陈惠卿、乔绶卿；三大队是王鸿乾、安振田；十一大队是桑龙轩、桑岐增；十七大队是尹鹏武、尹翼武、张怀珍（张杰）。
当时我们搞了游击队，但还不知道建立政权。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政治部是共产党的鲁西北特委的机关，派辛俊卿到肥城活动。辛俊卿说：“政治部给我的任务是开办训练班，往聊城送干部。”我说：“你训练的干部一个也不能带走，要留下。”这期间训练了不少干部，都留下了，以后辛俊卿自己也留下。
当时为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四大队在肥城搞宣传，搞了武装宣传队。这一点我和北华同志商量，要他们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四大队武装宣传队每到一地，就召开群众大会讲抗日道理，宣传武装打鬼子。这是自卫团的第一次武装宣传，路线大体是：肥城——仪仙——王瓜店——屯头——演马庄——王庄——陆房——安站——王晋，各点住了一两天，从王晋回到肥城。他们转了一圈，影响很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得很好，在发动群众抗日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有两个追悼会，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是夜袭界首牺牲的管伟同志（二大队的），在肥城南关开的追悼会。远静沧同志致的悼词，很感人。这是我们抗敌自卫团牺牲的第一个战士，为抗日死得光荣，对群众教育鼓舞很大。第二个追悼会是在东尚里、砍了鬼子的头追悼远静沧同志，张北华同志致的悼词。对远静沧同志的牺牲，我们感到特别悲痛。远静沧是自卫团政治部主任，对党忠诚、作战勇敢、艰苦朴素，威信高，可惜死得太早了。这两个追悼会都是我主持的。
道朗战斗后不久，日军进攻肥城，自卫团从尚里撤到大董庄，以后就分开了。在大董庄时，有过发展方向上的争论。大峰山区靠近济南，战略地位很重要。经讨论，自卫团决定由我带3个大队到大峰山区活动，有四、十一和十七大队。1938年4月左右，我带队伍到了大峰山，正是自卫团困难的时期。
二、到大峰山
大约在1938年4月底，我和徐麟村等同志带四大队、十一大队、十七大队到大峰山区（当时属肥城八区，现已划归长清，是长清、肥城、平阴三县交界地带）活动。虽说有3个大队的名义、但实际人数并不多，也就是一百多人，十一大队的桑岐增、十七大队的尹鹏武等一些头头都没去。
到了大峰山，我去聊城找张霖之同志，他建议我们用正式番号，争取几个县长。我回来与北华同志一说，他说：“咱不做官！”我又去一次聊城，张霖之去见范筑先，范同意给我们一个支队的番号，并给几个县的县长职位。第二天晚上去，范筑先变卦了，是他的参谋长王金祥出的坏主意，范筑先听了他的话。他对我说：“你先回去，我不太了解泰西情况，考虑一下，以后你再来。”我与张霖之一谈，认为是王在其间挑拨的，我就回来了。
我们刚到大峰山时，各方面情况都不熟悉，群众也不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又正值青黄不接的季节，粮款无着、兵员不足、武器缺乏，部队别说发展，就是生存下去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部队向何处发展的问题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一部分同志主张到冀南（即河北省南部）找“老八路”去；一部分同志主张留在大峰山就地坚持。经过认真的讨论并请示鲁西北特委，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就在大峰山区开展活动。当时我们部队对外没有名义，用自卫团的名义也不好，因为我们只是自卫团的一小部分，我和几个同志商议，干脆就叫大峰山独立营。名字响亮，还可以避免当地士绅的流言蜚语。于是我们就打起了独立营的旗号。这时汪毅和曹鸿胜同志从鲁西北来到大峰山，汪毅同志任营长，我任政治干事（当时的历史称呼，负责政治工作），曹鸿胜同志是红军干部，任一连连长。
泰西特委成立以后，魏金三、万晓塘、袁振同志根据特委指示专做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徐麟村同志调回肥城，十一大队也回去了，独立营继续在大峰山区活动。我们要想在大峰山区站住脚，必须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我们很注意部队的纪律，不侵犯群众利益。当时的部队成份复杂，各个阶层、各种思想意识的人都有。有一个叫李子英的人，是个小头目，手下有几十个人，因为受不了艰苦生活的磨难，便私自带着他那一伙人下山，以查日货为名，干起抢劫的勾当来。这对独立营的声望是个很坏的影响，必须赶快处理。曹鸿胜同志说：“干脆！我带一连去把他消灭掉！”当时没同意，说先别打，要是武力解决，咱们也要有伤亡，现在每一个战士都是宝贝，不能轻易送掉。再说，他那一伙也是可以争取的，我先去动员一下试试，不行再武力解决。这样，我和曹鸿胜约定，3天之内不回来，就是政治解决失败。我带着一个同志便去找李子英，劝他回来，他正在兴头上，不肯回来。我又逐个地做战士的工作，给他们讲清道理和利害关系，结果大多数人愿意回来。李子英和几个亲信看到人心所向，感到孤立，不得不同意回来。第三天，我和李子英这伙人又回到大峰山，曹鸿胜还准备了欢迎会，这样解除了大多数人的敌对和疑惧心理。为了防止意外，曹鸿胜利用欢迎会的时机，缴了他们的枪，并把李子英抓了起来，这一行动得到大多数战士的赞同，只有李子英的几个亲信跑了。我们把李子英带的这些人与张怀珍带的十七队一部分合编为二连，张怀珍任连长。通过这次事件，部队的群众纪律有了很大的提高，挽回了独立营的影响，使我们在大峰山区初步站稳了脚。
在独立营的发展上，张耀南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张耀南同志原是长清一小的校长，在长清教学多年，由于他治学严谨，待人诚恳，学生多，影响大，因而，他去做扩军工作是最有利的。耀南同志在自卫团四大队是大队参谋长，到了大峰山，他自告奋勇去扩军。耀南同志在长清威信确实高，许多学生家长听说张校长要组织队伍抗日，都说：“跟着张校长不会干坏事，我们放心！”纷纷把子女和枪支送来。这样，耀南同志活动一段时间，就能带来几十个人和枪，住几天后便又走了，过一段时间，准保又能送来几十个人和枪。耀南同志先后大约送来了一百多人，近百支枪，除了补充一、二连外，又成立了第四连，我们就让张耀南同志当这个连的连长。当然，独立营的发展绝不是耀南同志一个人的功劳，但他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部队要真正在大峰山站住脚，还必须有实际战斗。当时各种各样的队伍很多，都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到底谁是真抗日的呢？那就只有用实际行动来鉴别了。1938年6月份，我们得到情报，平阴的日军要到长清去，我们决定在途中打它个伏击，当时一连由曹鸿胜同志带领外出执行任务了，我们便从二、四连中抽调了几十个人，每个人多带了几个手榴弹，南汪毅同志带领，在下巴附近埋伏下来。第二天，当敌人的队伍经过时，一阵密集的手榴弹铺天盖地而来，这突然袭击打得日军毫无还手之机，待敌人清醒过来，我们的队伍早就在青纱帐中无影无踪了。这一仗敌人伤亡惨重，而我们的伤亡却很小，独立营在大峰山声威大震。群众看到我们这支不起眼的“学生军”（因为教员和学生占多数）把日军打得这么惨，不由得伸出大拇指。许多群众和一部分士绅送猪送羊，慰问部队。这一仗意义很大，对我们在大峰山站稳脚跟起了关键作用。事实表明，谁真正抗日，谁就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谁得到群众的支持，谁就能发展壮大。
下巴战斗后不久，汪毅同志奉调回鲁西北，张耀南的副营长。这时，聊城十支队机枪营到大峰山区，与我们配合活动。十支队（我党领导的队伍）在武器弹药、衣服粮款上给我们支持很大，子弹、手榴弹和军衣主要是十支队供给的。机枪营在泰西活动了两三个月，聊城告急，机枪营奉命回援，独立营的一部分队伍也一同去增援，只留曹鸿胜同志带领两个连在大峰山区。国民党专员郁仁治趁机向大峰山区进犯，我们给予反击，把郁仁治给打跑了。接着，泰西的抗日武装齐聚大峰山，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大峰山独立营和泰西自卫团的几个主力大队改编为第二团（还有机枪营的一个连），曹鸿胜同志任团长，张潭同志（机枪营留下的干部）任政委。我被调到支队政治部任组织科长。由于第三团是由原肥城的部队改编的，很快组织上就派我到三团当政委，调周持衡同志担任组织科长。
回想起过去的斗争历史，我深深地怀念全心全意支持了革命的泰西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泰西的队伍一次又一次升级，仅升入主力部队的就有几万人，相当于三四个旅的兵力。泰西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节衣缩食，支持我们的党、军队，他们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也把粮食送到部队。今天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泰西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伟大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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