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邹城第二次解放，伪县长巩振环也在我攻城的战斗中被击毙。后来，我从县府财粮科调往岗山区任助理员、副区长，随孔益、张林开辟中心店的工作。
因中心店付庄村是巩振环的老家。巩振环在这一带曾占山为王，独霸一方。46年12月23日，巩曾纠集驻兖州的吴化文部袭击我中心店区部，区委书记殷子恒，区长颜振洪均被敌人杀害，区部牺牲了不少人，被捕了数十人，其中包括县司法科长张汉三，财粮科曾文吉等同志。“中心店惨案”之后，又接连发生了“屯头惨案”，“大园事件”，我村干民兵不少人被杀被抓。
巩匪虽然死了，但他的残余势力，仍然作垂死挣扎，到处杀人放火，搞得人心惶惶。我们一行十几人来到中心店，主要任务是配合全国的大好形势，支援前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乡村政权，打击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那时，就我山东解放区的形势来讲，北面准备打济南、南面准备打淮海战役，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磨米磨面，赶做军鞋，支援人民解放军。
开辟农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区部工作人员人手少，往往顾此失彼，整天忙得团团转，但发动群众的成效微乎其微。因此，必须动员各村基层组织，发动群众，把支前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经区部研究，决定起用各村原伪保甲长，这些人都是巩振环培植的亲信，他们的靠山一倒，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对区部工作人员点头哈腰，但他们骨子里对共产党政权恨之入骨，一有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给革命工作造成不少的困难。
我和张区长在中南宫随即召开了全区伪保甲长会议，布置支前任务，向各村分配磨米磨面任务，布置担架队。参加大会的有几百号人，会议正在进行中，大园村一群众忽然来报告说：“巩振环的手枪队长，作恶多端的惯匪孟现忠正在家里吃饭！”我和张林同志正在开会，脱不开身，而孟现忠正是多次漏网的敌特分子。正犹豫间，区部公安员张××（名字已忘）自报奋勇，带领区中队驻地民兵数十人，直奔大园村。区中队首先将孟现忠的家院团团围住，张××带领区部二位通讯员堵住孟的大门，清楚地看到孟现忠正在吃饭，张某某大喝一声：“孟现忠，把手举起来！”孟现忠不慌不忙，把碗一放说：“别误会，我们是自己人。”接着，他把匣枪交出来，然后掏出一张纸条，边递边说：“我有证明，不信你看。”张××不知有诈，接过纸条正要观看，只见孟现忠又掏出一支左轮手枪，对准张××连开二枪，可惜张××死于粗心大意之中。两位通讯员还未醒过神来，孟匪早已窜墙越院，逃之天天。直到50年镇压反革命，我人民政权才从徐州把孟现忠抓回来，执行了枪决。
看来，干革命不能光凭一腔热血，一股闯劲，对敌斗争要时时注意提高警惕，讲求策略，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中心店区动员大会之后，我们一致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否则将一事无成。于是，我们决心推翻伪政权，建立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基层工作说起来容易，一旦实施起来，真是困难重重。
我带领孔凡湘、陈洪生，组成三人工作组，进驻前屯。刚放下行李，我们就挨门逐户、访贫问苦。但群众被巩匪欺压怕了，什么话也不敢说。说到家，群众是怕共产党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走了。我们通过访问，了解到大地主赵呈吉的多年雇工柏玉贵从未跟巩振环干过伪事，我们就把他作为工作对象。起初找他，问什么都不说话，拿起锄头就下地，我们也不急不躁，跟随他下地。他默默地锄地，我们就跟在后边拔草，后来，我接过他的锄头，替他锄地，让他在田埂上休息。就这样，整整一个上午，大家一块出力流汗。最后，他被我的诚意所感动，终于开了口。他说：“东家对我有交待，如果与工作组有接触，就要弄死我。”原来如此！在我们的一再启发下，他向我们述说了大地主赵呈吉的很多情况，诸如赵呈吉如何分散浮财，枪支弹药藏匿何处等等。后来，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开展，群众觉悟了，也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在人民政权的强大压力下，地主赵呈吉也不得已交出了分散藏匿的浮财。此后，我们又从他后花园的水井里捞出了藏匿的大枪、手枪、加拿大冲锋枪，还有子弹一大宗、自卫刀若干件。后来，加拿大冲锋枪被军分区调走，剩下的步枪、子弹等充实了中心店区中队。柏玉贵同志也由一位唯唯诺诺的雇工，成长为我们的村长，在土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去双桥村也是如此。起初，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我们通过了解，知道双桥村一位村干部被巩匪杀害，家里很穷，妻子疾病缠身，儿子马在田忠厚老实，胆小怕事。我们工作组就登门拜访，帮助他家挑水、扫院子、到菜园里浇水、种菜。还帮助老太太纺棉花、织布等等。一连几天的耐心细致的工作，忠厚老实的马在田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提供了村里的很多情况。我们又通过马在田，找同村的于得水、于振位等进步青年，协助工作组把双桥村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来，在镇反运动中，这些骨干力量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双桥村也成为当时的先进模范村。
49年初，我又到中心店区的西南部做农村工作。当时，我把西章作为中心，东跨东章，西跨李官桥、四府厂等村。当时，这一带治安较乱，白天是工作组的天下，晚上就是敌特分子的天下。每到一地，我们就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而敌对势力暗地里却挑拨群众与工作组的关系，甚至恫吓、威胁群众，不让他们与工作组接近。我通过了解，争取了西章村宋柏柱、宋锡才、宋锡贤、宋锡宗等进步群众，再依靠这些骨干力量宣传、鼓动、掌握村情、民情和进步群众的名单。有时，白天忙乎一整天，晚上我就回到区部，群众都自发地陪护我到区部；有时工作晚了，不能返回区部，就住到烈军属家。有一次，为了煞煞敌对势力的威风，我毅然住到了伪保长家，刚进门我就不客气地说：“打扰你了，我服从区部的安排，今晚住在你家。如果出事，你当然负责！“伪保长吓得战战兢兢，安排我吃饭，铺好被窝，自己到大门口给我站岗去了。
由于我们有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后来建立人民政权也就水到渠成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彻底摧毁了伪政权，废除了保甲制度，建立了基层民主政权、民兵组织、工农青妇群众团体，中心店区的社会秩序才有了初步好转，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社会秩序好转的情况下，中心店又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前后三南宫是我的工作点，为了摸清底子，必须先查田定产，原来各村大亩小亩不一，产量标准不一。通过研究，我们统一改成了市亩660平方米，亩产150斤为标准亩。查田定产后，接着进行土地改革。后来后南宫的土改在全县成了样板村，县里组织各区和住付庄的高级民校学员来这里参观学习，给予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此后，后南宫土改经验在全区全县推广。三南宫的土改结束之后，我先后转到大小赵村、前后屯、东西章、庙户营等地继续从事各村的土地改革工作。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社会秩序得到了根本好转，农村工作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