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市原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张福鼎
知道骆景春同志的名字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但一直没有多少交往，不过我内心深处却是对他存有一份敬重。从年龄上讲，我们是两代人，他是长者。按时间推算，还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他已是新建的邹县一中的副校长，后来任支部书记兼校长多年。我大学毕业当上了中学教员时，他依然在教育战线上担任领导职务。第一次见到他是二十多年前我刚调到教育局工作不久，在一次会议上听他发言，感到思路清晰，语言简洁，问题提的准，分析很透彻，许多想法颇有灼见，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老校长办学有新思路”的总体印象，那是他任设在香城公社的邹县五中校长。大约四、五年前的样子，我在市政府任职时，一天上午正集中精力审阅一份文件，骆景春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地交谈。他是为一件私事找我而来，我考虑了他提的这件事办起来有难度，没有立即许诺。他略一沉思说：“这事能办你就帮我办，不能办你也不要为难”，态度很恳切，言辞也由衷，没有丝毫摆老资格或强人所难之处。他从进门到主动告辞，前后不到五分钟，始终表现出怕相扰我工作的神态。骆景春同志离开后，我反而感到他在我这里呆的时间太短了，自责刚才有些话说得不够委婉，事能办不能办似应留出更大的余地。我真想把他叫回来再说会话，但站起来从窗户往外一看，他已经迈着老态的步伐走近市政府大门口。今年七月底的一天上午，天气很热，骆景春同志骑自行车突然来到我家，满身汗淋淋的。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他也是第一次到我家来。初见面，我怎么也猜不出大热天的他究竟为何事来找我，况且我已经从第一线的工作职务退下来。刚刚坐定，他便立即掏出厚厚的《峥嵘岁月》初稿，说是让我提提修改意见，并写一篇序文。如上所述，由于我对骆景春同志的敬重，加之上次见面后至今仍存有的那份歉疚之情，我没有半句推辞之言，当即答应了。
送走了骆景春同志，我坐下来把这本初稿从头到尾细细地看了起来。文稿写的是他到邹县一中任领导职务之前的经历，而这恰恰正是我感兴趣的事情。我边看边想，渐渐地形成了一些意见，然后将这些意见写在一封信上，连同初稿原件转给了市党史办的领导同志，以期他们能给骆景春这位老同志一些具体的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前些天，他差儿子把这本回忆录的定稿送到了我家中。定稿与初稿相比，框架结构更精当了，内容史料更翔实了，语言文字的可读性也更强了。我想市党史办的同志们一定给予了骆景春同志许多有力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手握骆景春同志的这本已经定稿的革命斗争回忆录，首先让炙之动情的是骆景春同志以七十七岁的高龄之躯，没有任何自我的功利追求，满怀对革命事业、对先烈的战友、对历史和后世高度负责的精神，由此而焕发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持不懈地闭门自己努力的去回忆和写作，出门奔波以求得别人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此种精神风貌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缕缕光彩，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财富，足以打动很多人的心扉。全书所写的都是骆景春同志亲身所闻、所见、所经历的事情，而且对邹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前后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有具体而全面地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讲，骆景春同志的回忆录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市党史研究中的诸多空白。我这样讲决不是无知妄说，因为我曾经以很大的精力关注过邹东党史研究工作，总感到革命战争年代发生在邹西的那些大事件轮廓已经明了，而发生在邹东的某些大事件却总有些模糊不清，也可能我的这个感觉是不正确的，但我在较长时间内确有如此的感觉。话再说回来，与骆景春同志同时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邹东坚持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在世的已经不多，能清晰地准确地忆及往事，并有能力诉诸文字的为数更少，这就越发凸显出这本回忆录的史学价值。现在成长、工作、生活在邹城市这方水土上的少年儿童、青年乃至像我这样即将步入老年的人，要认真读读这本回忆录，都会从中得到各自的诸多方面的可贵教益。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发展到今日的展示，今日的邹城市也是历史上的邹城市发展到今日的展示。懂得历史才会更好的懂得今天，而只有懂得今天才有可能更好地建设明天。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这是勿庸置疑的大道理。问题在于怎样会使明天尽快地比今天更好。由此我想到，在我们邹城市的中小学校，对学生扩而大之也包括教师乃至更大一些范围的人群中，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邹城市历史的教育，尤其是现代革命史的教育，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邹城市发生天翻地覆根本性变化的教育，无疑是一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而骆景春同志的《峥嵘岁月》这本回忆录，恰恰是提供了这一方面教育的一本很好的教材。
韩传诗同志在这本书的《跋》文中，就骆景春同志回忆录的有关情况做了评介。相同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和韩传诗同志没见过一面，只是在商讨修改这本书的初稿时通过一次电话。我完全能想象得到，韩传诗同志在帮助骆景春同志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付出了他的很大一份心血。邹城市史志的研究，尤其是我党领导革命斗争史的研究，非常需要象韩传诗同志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热心人加入其中，他们能够不辞辛苦，帮助今日尚健在的老同志把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收集整理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富意义的事情。
二OO二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