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1年7月份去田黄区担任区长兼区党委书记。这时的土改工作基本结束，只是做一些土地复查工作和落实政策的工作，抗美援朝也进入了后期阶段。区里的主要工作是抓革命，促生产，建立互助合作组织，迅速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土改之后，贫下中农虽然分到了自己的土地，但因缺乏农具、耕牛及生产资料，困难很大。特别是烈军属，没有劳动力更是难上加难。中农户大都有头牛或驴，几家合伙搭个犋子，尚能耕种。而贫下中农百分之七、八十没有牲畜，适时耕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到春节至正月十五，这些贫苦农民就向有牲畜的农户求助。不但要请酒请客，还要送草送料，不但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而且往往耽搁了农时。因为他们只能等到人家都耕种完了，自己才求爷爷告奶奶，勉强把地种上，延误了农时，丰收也无法保障。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区委号召各乡、村建立互助组。农村三、五户或七、八户自愿结合起来。你帮我，我帮你，或互相换工。没有牲畜，人多了可以用人拉犁，解决了求人难等困难。田黄区委先后以颜母庄、果庄、东北洼为中心设了工作点。区委干部也成天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户，与农民在一起摸爬滚打，只有召集会议才到机关上来。我们白天跟农民一块拉犁子，晚上到各家各户去动员成立互助组，了解进展情况。在颜母庄工作点上，由张伯灿、冯常文、刘昭秀等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出力不小，白天拉犁子，晚上深入各家各户查访民情。很快，各村相继成立了若干个互助组，自然解决了适时播种，不误农时的问题。根据党的政策，村干特别注意宣传互助组要吸收烈军属、工属及无劳力的鳏寡孤独户，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颜母庄的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互助组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解决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种地难。我们适时在该村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了颜母庄的做法及经验，发动全区各乡、村全部建立了互助合作组织。然后，在全区适时掀起了生产高潮。田黄区的工作也走在了全县的前列。县委及时发现并推广了我们的经验，并在全县通报表彰。随后，县委又在田黄区召开了全县干部参加的工作现场会，以此推动全县互助合作组织的全面展开。
耕地问题解决了，种籽问题又成了关键。以往农户各自为战，认识不到科学种田的好处，只是沿袭千百年来落后的耕作方法。为了发展生产，争取农业大丰收，我们又及时从外地引进了徐州“438麦种”和“胜利百号地瓜种”，还引进了当时产量较高的“二比”斯子棉。肥料不足，就发动群众沤积绿肥，造土杂肥、农家肥。区里规定，所有干部都有积肥造肥任务。所以那时的区乡干部，外出走乡串户，人人肩头上都背着一个粪筐，给群众起了一个示范带头作用。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全区很快形成了积肥、造肥的热潮。这样，既解决了肥力不足的问题，又密切了干群关系。当年，田黄区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兄弟个个喜笑颜开，遇到干部都赞不绝口，连连夸赞共产党的好领导。
互助组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解决了农民种地难的困难，消除了土地荒芜现象，避免了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的恶性循环。但是，由于受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小农经济的局限，广大农民缺乏资金和生产资料，一般土地亩产粮食只有百多二百斤，花生棉花也只有百儿八十斤，根本解决不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发展生产，必须在深耕细作，平整土地上下功夫，努力实现水利灌溉和农业机械化，但这些均要受到人力财力的限制，自然条件的限制、小农经济的限制、土地私有制的限制等等。农村工作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也逐步为农村干部、广大农民所意识到。因此，从互助组过渡到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业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田黄最先出现的农业合作社是果庄的合作社，上张马庄的合作社，还有田黄街王学温的初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当年，这些合作社的产量就翻了一番。果庄农业社由刘启发带头，从十几户发展到四十户左右。他们统一耕作，统一田间管理，不断学习先进的种植方法，创造了籽棉亩产400斤、花生300多斤、高梁600斤、小麦、谷子各800斤的历史空前好收成。这个合作社成了高产典型，其他合作社也不甘示弱，分别取得了等于或高于果庄合作社的创历史高产记录。
后来，区、县及时推广了他们的经验，推动了县区合作社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王学温被评为县劳模，刘启发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上张马庄的赵来印则成了全国的先进典型，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并获得了全国劳动奖章。这一时期，果庄、上张马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中心店的后南宫刘仰舟创办的“晓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驾齐驱，成了全县农业生产的排头兵，推动了全县农业合作社的大发展。
52年10月份，中共滕县地委召开党代会，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作了典型发言。此后，地委又派记者来田黄区进行采访，并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农业发展的方向》的通讯报道。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褒奖。我始终认为，我应该这样干，要干就要干好，不辜负党和政府多年的培养，无愧于邹县人民对我的厚望，无愧于与我出生入死的同伴、战友和革命先烈1
清 贫
1940年，连青区获得了第一次解放，党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政权——滕四区。当时，杜牧同志任区委书记，李锐同志任区长。八路军686团进驻瓦峪一带，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不久，686团撤离，当地人民受够了日寇的蹂躏，国民党、反动派、土匪恶霸的盘剥和压榨，终于盼来了1944年的第二次解放。瓦峪村有三、四十名进步青年投奔了八路军，有的参军参战，有的留在地方。我因为粗通文墨，被区政府留下任财粮干事。
在战争年代，革命队伍实行供给制。我工作后的生活标准是每天5钱油、5钱盐、1斤青菜、斤半粮食，没有津贴补助，更谈不上发放服装。平时吃饭多是按计划由村干部向群众摊派，吃百家饭，由政府统一打条记帐，抵消公粮。群众的生活很苦，送给我们的干粮多是糠、菜煎饼，有的拿不起来，需用两手捧着吃。后来，区机关人员多了，就设立了磨坊，找人摊煎饼，就比原来好一点。开饭时，炊事员煮上一锅萝}、片或其它青菜之类，加上油盐，每人盛上一碗，泡上煎饼，大家倒也吃得津津有味。
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如遇出发开会，就实行餐证制度。餐证分粗餐、细餐，每日二张，细餐每周发给二张。无论是到机关，还是深入到户，或是途中在饭馆用餐，饭后都要交上餐证。人们拿到餐证，到政府有关部门，既可兑钱，也可顶替公粮。
后来，我被调到县里任财务会计，生活略好点。每人每月可领到一元钱的津贴，大体能买半斤左右的烟叶，其它生活标准未变。当时，大伙能够吃饱，每顿能按时开饭，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艰苦的生活反能加深同志间的相互理解和融洽。有一天，财粮科聂风贵回家带来不到一斤的花生饼，拿到科里后，你争我抢，就连我们的科长也接过来尝一尝，那当时的味道，真比现在的高级点心还香甜。1945年，在县府举行春节联欢晚会上，副县长左瑞五一手脱下代县长王兰斋的帽子，掏出了他刚领到的一块钱津贴，随即让通讯员出去买了炒花生，大伙吃得乐不可支。有一次，我从家里带来了母亲给我炒的红辣椒粉条、老咸菜，一顿吃不完，我就喊县府秘书胡一平和人事干部老胡来帮忙，有时忘喊了，他俩就端着饭碗蹲在我门口喊：“小骆，快把好菜端出来！”此后，我每次回家，总要带点菜回来。
在日寇占领期间，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常生活用品食盐、火柴、煤油、布匹都成了紧缺物品。我们都得靠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吃的是他们上交的公粮、穿的是他们种的棉花织成的粗布衣。说到穿的衣服，可就五花八门了。我刚工作不久，母亲用土织布给我做了一件棉袍，白天穿，夜里当被盖，一直穿到补丁摞补丁，实在不能再穿了，才恋恋不舍地扔掉。
日寇投降后，县委机关迁到城里，县大队、区中队武装人员有了统一服装，而机关工作人员也开始发点粗布，或给点棉花找人纺线织成布。我到香城当区长期间，第一次领到家织布、棉衣。上级也有了规定：棉衣三年一套，另有单衣、衬衣、鞋袜、毛巾、肥皂等，后来实行工资制后，这些规定就取消了。
参加工作之初，从没想到挣钱享受，因那时是供给制，从没有非分之想。政府机关中，上至县长，下至工作人员，每人一元钱的津贴费，没有攀比，心安理得。我当时看到工作人员早晚刷牙，很羡慕，但是没有钱买，就跑到上过乡师的熟人那里，借了一个掉瓷的刷牙缸子和一支破牙刷，没有牙粉牙膏，就轧点细盐代替牙粉，就这样一直用了几年，感觉也不错。
1949年，我到香城任区长。那时，各村时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我与郑来斌同志决定：区里工作人员每人承包一户贫寒人家，保证不能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我带头在香城街承包了一户五口之家，因这家的老人刚刚饿死，我就用自己的口粮，掺和一点地瓜秧，熬粥喝，其他工作人员也与群众同甘共苦，终于帮助群众度过了难关。
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县委领导干部也与机关工作人员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1950年，区里开会，我叫炊事员改善一下伙食。他到集市上买了几斤胡萝卜，割了几斤猪肉，买了几斤白馒头，区干部一块吃了顿丰盛的饭菜。大家都说：“好长时间没吃这样的好饭了。”区委书记郑来斌说：“我们又过了一个好年。”有一天，县委书记周焕光去香城区检查工作，中午吃饭时，伙房给炒了个辣椒，炖了个豆腐。周焕光同志说：“这么吃要超标。”郑来斌同志解释道：“咱们不是偶尔一顿嘛！”
1950年后，政府实行工薪制，但供给制仍在实行。每人每月有数量不等的小米，我每月200斤小米。1952年开始定级，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级别是1-26级。我被定为17级，每月91元，但我没去领，仍享受供给制。当时认为，“拿了工资，还算革命吗？”直到1956年，全部废除供给制，我才改了过来。
有的同志闲聊说，咱每年都发点老粗布，看人城里那洋布（很普通的机器织布）多好，既美观、又坚固。一样花钱，咱们不能买那吗？这话传给了领导。有一次县委组织部长发话：“咱现在进城才没几天，有的同志就想学洋、不想穿那老粗布啦。不行，我门不能忘本。我们的战争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我们也是穿着老粗布挡风御寒，今天怎么不能穿了？今年粗，明年粗，后年还是粗，专磨你的老粗皮。”他的一席话引得会场哄堂大笑。沙部长的一席话既是对与会者进行的一次艰苦朴素传统的教育，又是对战争年代广大农民长期支援革命军队的怀念。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敌人的封锁，连鞋袜肥皂都买不到。当地人穿鞋可由家里人做布鞋，外地人就让农村大嫂做鞋子。有一次，财粮科长吕耀宗领了一双铲鞋，穿不上，我就跑到大胡村让姑姑给他做了双布鞋，才解决了他的急需。后来看到有人穿白力士鞋，觉得很好，因为这鞋既坚固耐用，又能在雨天时穿，有人羡慕地说：“我得攒钱，将来也买双‘白力士’。”不过，就当时来说，一双鞋恐怕要半年的积蓄。
没有肥皂怎么办？我们就模仿老百姓的做法，到房东灶台下掏草木灰，装到筐子里用水冲，用澄清的灰水洗衣服功效可大啦，有个三五件衣服，泡完后一冲，去污快，既经济，又方便，效果好，胜似后来的洗衣粉。
艰苦的环境可磨练人的意志，物质生活的贫乏反能激励我们干好革命的自信心。在那艰苦创业的年代，鲁南行署主任李乐平每逢出发总是骑着一头小毛驴，步云亭县长也是用小毛驴当交通工具。后来条件稍有好转，狄景芗县长才有了一匹白马。北撤时，他骑着白马走在前，他的夫人孙普甘愿跟在马屁股后面跑。作为普通工作人员，人人练就了一副铁脚板，我一天跑过130里路，还要两头见太阳。每逢县里开会，百儿八十里路不在话下，打起背包就出发。即使县里的通讯班，也因没有电话，遇到赶送情报，一般信件，也终日抗着大枪，拼命赶路。
在这种艰苦生活的磨难中，有的人由于意志脆弱，思想不坚定，在革命的道路上慢慢地滑了坡，掉了队，有的甚至走向了革命队伍的反面。可也有不少人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与我一块在瓦峪投奔革命的汪进田、刘贵林等，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我的对门李学文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腿，退伍后仍支撑着残体战天斗地，当了二十多年村支部书记。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白色恐怖弥漫在鲁南大地，我的一位亲戚出于好心劝我：“共产党这回算完了，我有个亲戚在那边干，只要你愿意去，保你吃香的，喝辣的。”我一听火气来了，把枪一摔，向他说道：“你说什么？让我投降，办不到！”他一看我火了，连大气也没敢出，灰溜溜地跑了。后来他还散布说：“这孩子喝了八路军的迷魂汤了，六亲不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