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王克寇(28)日伪暴行/王岚

觉悟人生 发表于2021-09-07 17:45:25

日军自攻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不足、财力物力缺乏,特别是由于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打击与威胁,不得不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正面进攻,集中兵力转向华北敌后战场,对共产党八路军进行疯狂报复,以维持其占领区。华北日军指挥官多田骏提出了竭泽而渔的冈笼政策:以铁路为链,以公路为环,以据点为镇,在“冈笼”之内侧重“清乡”,强化“治安”,设立保甲制度,颁发良民证,实行“村民连坐法”,并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

严重恶化的斗争环境给抗日军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日寇不断地讨伐扫荡,制造出无数起惨绝人寰的血案、惨案,那些抗日人员的家属亲人成为日伪顽杂攻击的主要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灾难再次降临到我家。

这时候,老爷爷年事已高,我父亲王汝杰和二爷爷王玉秀支撑着那个风雨飘摇、即将支离破碎的家,领着一家老小艰难度日。

1939年5月,以周济三为首盘踞在安r贾庄的伪顽与伯父带领的驻扎在八区的八路军武装工作团常发生摩擦。周济三是土匪出身,最初给贾庄的粮棉油大商人看家护院,充当打手;“七七事变”后,他乘混乱之际招兵买马,占山为王,网罗土匪、流氓、地痞组成所谓“保家团”。日军侵占禹城修建据点后,他和日军一刹中佐的手下有勾结,日军给他配置了电台、电话。同时,他又和国民党顽固派穿一条裤子。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收买下,他左右逢源,谁给他好处他就给谁干活。他时常对八路军打黑枪、搞偷袭,杀害我抗日军民。为了抗战大业,伯父先礼后兵,曾多次对同日寇狼狈为奸的周济三做统战工作,但周济三却顽固不化,视若寇仇。

“既然拉不动,推不动,那就打他一下!”见周济三已无可救药,伯父果断地下了命令。

这天下午,伯父派马锐锋、李克东①、李太东选拔精悍战士50余人,化妆成老百姓,用木轮车推着掩藏好的枪弹,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奔袭贾庄周济三部。黄昏前,他们装扮成送货的挑夫、小贩在寨门前歇脚。我士兵在给敌哨兵递香烟点火时,趁其不备,将其撂倒,并迅速打开寨门。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人寨门,接连打死伪队长一名,打伤伪军十几人。慌乱中敌人只有少数拿起枪来反抗。应该说,这是全歼敌人的大好机会,可惜战士们缺乏近战经验,最后因敌寨沟深垒高,内部结构复杂,敌人又组织兵力反扑,我军终以李太东牺牲,马锐锋、庞正属等7人负伤为代价撤出战斗。伤员由做地方工作的王汝祯伯父先在董屯负责安抚,后转移到根据地养伤。

周济三遭到伯父带领的武装工作团袭击后恼羞成怒,竞王八吃秤砣一一铁了心,死心塌地地充当起日本人的走狗。他们多次与日伪军联队对八路军联合围剿,但都未得逞。八路军禹城武装工作团越战越勇,经常配合兄弟部队在津浦铁路日军的眼皮底下截军列、炸军火、烧油罐、掀路轨,搞得鬼子日夜不宁。日军一刹中佐勃然大怒,令周济三消灭这支八路军力量。周济三当然明白对付伯父的武装工作团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可又无计可施,便对我的家人起了歹心。

1939年6月14日,我的家人正在蒸最后一次馒头,周济三派大队人马包围我村,直闯我家。当时我奶奶正在前庄,父亲一看情况不好,便混到被抓的人群里。周济三命令伪军挨家搜捕,伪连长李金标凶神恶煞地叫嚣:“见穿白鞋戴孝的(那时我家人还在为死去的爷爷和老奶奶服丧)就抓,一个也不许放过!”并凶狠地号叫:“王汝清的家属出来,不出来就先杀人后烧房!”其张牙舞爪、为虎作伥的样子让乡亲们恨得咬牙切齿。

听我父亲讲,作恶多端的李金标后来在王庄肉房吃肉时被八路军打死,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李金标继续在乡亲们面前狂吼:“王汝清的家人再不出来,就把全村的房子统统烧掉!”

为了不连累乡亲们,我的父亲、伯母、二爷爷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日伪军把我父亲、伯母和二爷爷绑了起来,连同村里的王玉红、王玉海、金秀三、冯学文一并抓了。伪军们还顺手牵了我家一头牛和一头驴。我父亲厉声说道:“他们4个人都不是我家的人,我家的事我们自己来担,我们跟你们走,放了他们!”当时父亲一身凛然之气,颇有抗日家属的气节。就这样,我的父亲王汝杰、二爷爷王玉秀、伯母张桂英,连同我家的两头牲口,被那些汉奸日伪军驱赶着朝日伪据点走去。

在据点里,穷凶极恶的敌人把我的父亲、伯母绑住手腕吊在梁上,用皮鞭狠狠地抽打,逼我父亲交出家里的枪。我父亲说:“如果有枪,我们还蒸馒头干什么?你们不要打我叔,我和王汝清是一奶同胞,你们朝我来!”

看到王汝清的兄弟竟然也是个硬骨头,丧心病狂的周济三气急败坏,把手中的茶碗朝地上狠命地一摔,喝道:“继续用刑,我就不信打不服他!”一声令下,一顿鞭子把我的父亲打得昏厥过去。伯母也被打得死去活来,一头秀发散落在胸前,两颗门牙也被打掉了。伯母是一个烈女子,无论汉奸二鬼子怎样拷打和逼问,她都不屈服,即使被打昏了,只要醒过来就破口大骂。阴险毒辣的周济三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派人送信给我伯父,威胁伯父必须立刻缴枪投降,不然叫他家破人亡。

伯父见信后火冒三丈。他奋笔疾书,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地表示:如果不以民族大义为重,不共同抗日,我军绝没有妥协的余地,并警告他不要在反共和破坏抗日的路上越走越远。

周济三没料到我伯父根本不吃这一套。正当他想对我父亲他们下毒手时,狗腿子气喘吁吁地来报:王汝清把一刹中佐的一个联军小队给打了,共毙伤日军13人,其中,小队长藤野被击毙。周济三一听脖后发凉,倒吸了一口气:好厉害的王汝清!紧接着,伯父又率武装工作团袭击禹城城关及伪区据点,俘获伪县长亲属及家丁,击毙了伪区长等人。周济三知道后更是吓得手脚冰凉脸发白。他知道王汝清这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下来。他担心王汝清马上就来端自己的老窝,可又不想白白地放人。诡计多端的周济三找了个中间保人一一杨圈的田庆霖(伯父的同学),讹走我家600块大洋,才把我父亲、二爷爷和伯母放了出来。

被关押了6天的父亲、伯母和二爷爷,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了家。我的父亲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衣粘在身上1个月都没有脱下来,手腕上勒的伤痕至今还在;伯母被摧残得几近精神失常,一受刺激就抽风,常常把自己的舌头咬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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