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泰城敌工战线上的江衍红同志(刘清河王伯英)

黄家庄wa 发表于2021-11-21 10:54:07

江衍红,是泰安城东南郊黄家庄抗日家属,老中医江崌东先生的女儿;家住泰安城里双龙池附近的西太尉街,夫名乔荐秋。她在抗日年间,以一个极普通的家庭妇女为掩护,对我党我军在敌占泰城的秘密活动,呕心沥血,做过许多工作,成为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日寇投降后,她曾任城关区妇救会主任,领导群众除奸反霸斗争地主,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不幸遭国民党还乡团惨杀。她的英名流传城廓内外,广为革命群众所称颂,而她在抗战年间的秘密活动事迹,却少为人们所知。我们曾和她共同度过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对她在敌工战线上的秘密活动,记忆犹新,现综合在宁波征集座谈会上所谈,写成此文,以为悼念。

抗战中期,日寇于一九四一、四二年,接连在华北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用军事加政治的“总体战”,蚕食、清剿封锁和扫荡我抗日根据地。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亲自指挥五万重兵,“铁壁合围”、“梳篦扫荡”我山东沂蒙山根据地达两月之久,我泰山、徂徕山区更首当其冲,倍遭烧杀洗劫。敌于四二年初秋“鲸蚕式”地蚕食我徂徕山根据地后,接连又在莲花山、茶叶口,吉山等地合围、突袭我抗日武装力量,我遭严重损失,斗争形势极度恶化。津浦路两侧的联络点全被敌摧毁,根据地被分割为大不过数乡村的分散游击区,比喻说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实非虚言。当此“咬紧牙关,度过难关”的严峻关头,为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鲁中军区派鲁宝琪同志率一组侦通报务人员,带着通讯电台,深入泰安敌区,开展泰安至济南一带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将我当地情报交通工作纳入其领导的同时,还发展了一批新的点线工作依靠对象。其中同我们泰安县(即徂徕山工委)的情报交通网建立联系的,主要有齐震同志的父亲李育堂和江衍坤同志的妹妹江衍红。江衍红的娘家和婆家,同家住泰城的抗战老人范铭枢,老地下党员夏天庚(夏辅仁)、鲁宝琪和赵笃生等同志门上,有沾亲带故之谊,诸门同代人又多志同道合。江衍红同志的兄弟和长子,“七·七”事变后相继追随上述同志投入抗日起义,其父江崌东先生又是我黄家庄秘密联络点的主要关系,衍红本人也自然成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贴心人。

我们和江衍红同志建立工作联系,是从一九四二年冬共同执行的一次接应任务开始的。当时鲁西区党委打入济南黑虎泉小学教书的赵正阳同志,由济南乘火车转送从中央北方局来山东分局的所谓“买卖人”一行数同志,在东北堡下车后,因遇敌在铁路东扫荡受阻,暂埋伏路西的曹庄姓郭的地主家,赵一人进城,来粮食市街吴家店联络点,联系路东派人接应时,由江衍红先与鲁宝琪取得联系,鲁决定准时将由泰城交通站的交通员刘唤民带路,鲁亲自率泰北县大队长范立中及其部份便衣武装,趁夜深在朱家埠以南的铁路周围布好警戒,另派吴家店联络点的交通员王一民随赵正阳去曹庄沟通接应时间。来人中有一位刘先生(“刘先生”实际原名“刘延生”之谐音),患重病,吐血不止,身体不支,难以继续行进,过铁路后暂由交通员刘唤民背到自己家中打埋伏医病。江衍红同志曾由李育堂先生引路,陪伴其父江崌东先生来夏村给刘先生诊病,还常来送药和协助刘唤民母亲精心护理。不久刘先生化名宋云经鲁宝琪同志具体策划,通过内线关系,利用日寇森川部队,潜入泰城博济医院治病期间,江衍红同志为保持宋云同鲁宝琪间的密切联系,每日以送饭为掩护,往返于医院和我联络点之间。宋云同志因得江衍红同志的关心照顾,把江看成自己的救命恩人和大姐,阶级情谊铸成为亲密战友。在鲁、宋领导我们期间,江衍红同志成了我们上下左右之间秘密点线工作联系的“中枢”:来自下面的重要情报,往往经她过手,核实再转出;情报、交通人员有事要找鲁、宋时,经过她就能及时取得联系;鲁、宋的指示,也往往由她通知我们,其作用不亚于当时我们情报交通人员中的任何人。她以一位拖儿带女,操劳家计的普通妇道,用“亲戚关系”同我各方同志建立的联系,虽常尽力隐避行事,但即使不得已而难于保密时,也不致忧虑,因为她是我们一些人的“表姑”、“表姨”和“大姐”,是随时能够挡过危险的。这种“公开化”的表亲关系,数十年之后仍留有痕迹,当年她的幼子中堦,还真当刘唤民、王一民等是他的表哥哩。

一九四三年初春,江衍红同志根据上级指示,要泰安情报站设法搞清敌驻泰城的编制单位和兵力配置,她布置情报员张树坤(即“小鹿”)同志,利用在菜行专给鬼子兵营送菜的机会,把鬼子驻黑龙潭后勤部队发军需的帐薄偷到手藏妥后,其行动受到猜疑而被鬼子打了一顿耳光,幸好鬼子当时还没有发现帐薄遗失,就将张放走了。帐薄经江转送上级,得到了鲁宝琪同志的表扬。又一次,张树坤无意中,从其当特务的朋友中得知鬼子将于次日去徂徕山后一带偷袭,情报经过江过手核实后,怕耽误时间,便叫张树坤连夜送出情报,使我驻当地的党政军群机关及时转移,使敌偷袭扑空,又中我伏击而败退,此事也曾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先前打入泰城博济医院,不久又转济南治病的宋云同志,病愈后于四三年三月回到泰安,经江衍红同志安置在由泰山盘路到王母池的巷口转弯处孟兆彦家休养短时,随后去抗大。秋后宋以视察员身份回泰安配合鲁宝琪同志指导津浦路一线的交通工作。时因泰安县委(徂徕山工委)书记王百元投敌不久,摸不清敌情,暂住夏村联络点刘唤民处,等待同由济南返回泰安的鲁宝琪取得联系期间,江衍红曾来夏村看望宋云并报告过王百元投敌后在泰城的动态。据江说,王百元在新民会里,尚未发现其有出卖组织等情。

时隔不久,即四三年初冬,去济南返回泰安的鲁宝琪同志,和他的一个警卫员,从泰城东关刘家店联络点王化一(原名刘继涛)处去正屯。途中找到泰历县委及县大队长范立中和敌工部长徐一民同志,请派了敌工干事刘明带路,护送。刘带鲁宝琪等先到卧龙峪联络点高立群家。高为安全计又将其转移到水牛铺庄东北一姓张的家住宿。不料午夜后遭朱茂轩率领的数百名伪军包围。鲁等在拂晓的紧急突围、反击战斗中,警卫员首先冲出,受伤被俘;刘明同志拒捕被敌放火烧死在房子里;鲁宝琪同志终未突出重围,因重伤失去反抗能力而被俘。范立中、徐一民和岱峰区委书记王永坚同志,于事件发生后一面上报军分区,一面通过水牛铺,我“两面”乡长谢文泉、李庆林和特务外围安清道义会的人,找李育堂和泰城交通站的同志及其掌握的“内线”,设法营救。李育堂、江衍红两同志,在积极配合、掩护当地党组织和交通站的同志,进行营救活动中,陪同鲁宝琪的妻子黄桂兰,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表现了对抗战事业的无限忠诚。严峻而紧张的营救工作,顺利地改变了日寇宪兵队催促伪警备队交人的危险局面,并同意“保外就医”。但由于鲁宝琪同志伤情严重,在其怒目抗拒敌人的刑讯和拒医、绝食、高烧不退的情况下,更趋恶化后,不过十天,鲁宝琪同志就与世长辞了!为表彰英烈,匡复人心,树我正气,江衍红积极支持家属以大殡数日为烈士办丧,汉奸当局装聋作哑,对大办丧事,没敢出面干涉。

黄桂兰对其丈夫的牺牲万分悲痛,江衍红同志也犹如失去了一位最受喜爱的弟弟。党组织充分肯定了江衍红同志在掩护我地下斗争中的一贯表现,尤其肯定了她在营救活动中的献身精神,报经组织批准,于一九四四年春元宵节前后,经宋云、王一民二人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唤民在她入党后代表组织召其谈话时,她向党汇报了思想和工作。她坚定地表示:“决心坚持秘密工作岗位,严守秘密纪律,斗争需要付出生命的时候,将毫不畏惧地学习鲁宝琪同志”。数年之后发生的史实证明。她完全厉行了其入党的誓言。

抗日战争在反蚕食、反扫荡阶段,坚持贯彻“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方针,使敌人顾此失彼,不得不收缩,据守孤立城市和铁路沿线。我根据地,解放区迅速恢复和扩大,各战略区域相互打通联片了,作为中央交通线上的泰城交通站,随完成了历史使命。为执行中央加强敌占城市工作迎接大反攻的指示,鲁中区党委于一九四四年春,建立了泰(安)清(长清)工委,同年六月,又正式命名为“中共泰安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泰城工委”),由曹星布任书记、余乐亭(组织),范立中、徐一民、徐子杰等同志为委员,韩××为工委秘书,相应建立了准政府机构“泰城办事处”,范立中为主任,王融明为秘书(也呼为张秘书,实即一人)。与此同时我三军分区泰安情报站和鲁中区泰城交通站驻敌占泰城的王一民、江衍红及其联系的点线关系,划归泰城工委领导。泰城工委的建立为党在泰城的秘密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泰历、长清、泰西和我泰安四县伸入泰城的秘密点线工作,逐步统一于泰城工委,由打入泰城的工委委员许子杰同志牵头领导。许子杰同志原是长清县独立营营长,奉命打人敌占泰城后在岱庙西华门外以开馒头铺为掩护,用几个“伙计”(实为同志)为助手,每日在人烟噪杂的亭子门首摆摊卖馍馍。许子杰同志主要通过这个馍馍摊,和各方面的秘密点线保持联系。江衍红同志就是我们泰安一边同泰城工委保持组织关系的重要环节。江衍红同志根据上线指示,以各种不同关系和不同联络方式,为我们同其他方面发生横的但又只是私人朋友关系,起了一定“中介”作用。如原泰安独立营侦察班长王九山,于四一年秋程若晓同志父、母、妹三人被敌捕进泰城时,奉派执行营救任务后不知是受派遣打人还是因经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后来当了特务;原泰西县老三区的中队长张文亚所领导的交通员许兰亭,于四二年先后被捕当特务。王、张、许三人后来都成为我“内线”而由江衍红同志以“非秘密工作”关系,联络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许兰亭还曾为筹款买枪的事,找过江衍红。泰历独立营副营长张超被捕后,由泰城工委发展为内线,同泰北方面设在双龙池西j路北益寿堂中药店的秘密联络点有密切关系;药店里屋,设有几个吸大烟的床位,是汉奸特务要员们的鬼混处。江衍红同志就藉与该店为邻,同该点的秘密义务交通张氏(俗称“郭碴子家”,系药店老板郭文斗之妾)保持邻谊,以沟通我们之间的联系。

江衍红同志心地善良,素崇济贫行善,她在“瞎子堂”也交有朋友。“瞎子堂”是个慈善机构,内住二、三十户双目失明者,其中有“叫街”乞食的,说书卖唱的。还有肩背三弦、手提铜锣沿街算命的。江衍红同志曾发展一位盲妇的两个儿子,大的叫“齉鼻子”,利用每日给伪属家挑水,为我侦察情况;小儿叫金铃,天天在亭子门首嬉戏,他是听凭附近家家户户人人使唤的“听差”,有时也是我们的应急“听差”。初次解放泰城后我们动员他们回老家留送村分土地去;后来跟侯英同志当通讯员的小宗,就是当年在亭子门首以“听差”为乞的金铃。另有一对双盲夫妻的儿子叫田宝扬,当了汉奸小队长,为人很坏,利用扫荡抢来民妇为妻,并在慈佛寺街东头路北霸占了一幢民房,为众人所恨。为此,江衍红同志曾将一封警告他,若再为非作恶当心命归“王道乐土”(被杀)的匿名信,投寄田宝扬,吓得他请算命瞎子为他卜吉凶,后来一直装病,再不敢参加下乡扫荡了。

一九四四年初秋,’江衍红奉命为其打人泰山中学读书的“表侄”王一民,在她家附近租房建联络点,租的房子是遥参亭南百米处路西孙永芳家的两间南屋。孙永芳是伪电报局的青年电讯员,其父早年随国民党退守大西南去了,家里仅有祖母、母亲及一位表妹,叫赵树琴,赵还是王一民及其伴宿的党的同情分子洒美龄,洒恩鸿等在小学时的同学,足可视王等为在泰城的“老学生”,以免多疑,工委领导也打算通过孙,在伪电报局安插内线。孙宅紧靠泰历县设在益寿堂中药店的联络点和许子杰同志的住处不远,与我安插在南门里路东茂盛酱园里的情报员张灿增(共产党员,上高人,专对伪县长,维持会长张化成进行侦察)处和南门外情报员张树坤家都很顺路。而且孙宅幽静,四合院深陷半截小巷内,出入避静是我秘密活动的理想处所。不料,王一民进住不久,孙老太太突然找江衍红商量退租,说是有个刘司令和她孙子认识,要强租她的房子,不便得罪。江衍红同志知道这个联络点是专为秘密交通设立的,改变地点是件麻烦事,便速去夏村请示宋云同志和泰城工委研究对策。结果发现强要租住孙宅的,原来是刚到泰安就落人我“如来佛掌心”的几个丧家犬;即伪吴化文部的刘跃庭(司令、商丘人)及其小姨太太赵××,参谋长王××,乔副官,夏振河副官和一个不知名的副官长(东北籍)等六人。

刘跃庭原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侦缉队长,是反共老手,和吴化文同为韩的基本支柱,韩复榘被蒋介石处决后,刘率部流窜商丘老家一带很快众叛亲离,余众鸟散,刘即屈从吴化文伪第三方面军旄下充当投机谋士,从汪伪政府骗得第一方面军张兰亭部的中将参议衔和另有一套司令部“印信”,图谋招兵买马,另起炉灶。不料经我鲁中主力连续三次“讨吴战役”打击,伪吴化文部溃不成军,刘跃庭及其随员数人携巨款逃离吴部,鼠窜南京、北京等地,投主无着而隐身泰城,欲求伪三方面军泰安办事处主任李某人疏通,再谋屈就吴化文之策。但刘跃庭一伙,怎么也料想不到,刚到泰城,就误人我情报交通联络点,即粮食市街连升客栈吃饭、住宿,被我敌工人员盯牢了。刘一伙是讲派头的,不打算在这既陋又脏的乡间客栈久住,便请吴二掌柜(我外围关系)推荐更合他们身份的旅馆住宿。吴二掌柜受上级指示,将刘一伙介绍到车站街一家豪华旅馆住,以利我布置住该旅馆的内线,即日宪兵队翻译金成贵,作这伙人的工作。刘住进旅馆后常外出走访三方面军办事处主任李某人和其他日伪要员。金成贵是东北朝鲜人,为执行我指示,便通过和刘的副官长拉老乡关系,逐步接近,日夜混在一起,愈混愈熟。刘比小姨太年大两旬有余,年方二十左右的小姨太,欲藉宪兵队翻译的招牌为其丈夫联络靠山,不由得对金献殷勤,卖姿色,以致眉来眼去,反使刘的随员们暗生妒嫉和戒意,工作再无法深入下去。金成贵早已将使自己如此难堪的情况如实报到宋云同志处,宋正想不出采取什么办法改变金成贵的处境。对此了如指掌的宋云同志,忽得江衍红报告,判断孙老太太所说的刘司令,正是刘跃庭一伙,便向江衍红布置对策以及如何向孙老太太回话。

江衍红同志到孙宅时,正遇刘跃庭和其小姨太来孙宅看房子,就热情地向永芳奶奶打招呼说:“嫂子,这二位是永芳的朋友吗?”听说是,便又亲切地握住小姨太太的手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您到俺泰安就是到自己家里,房子再挤也得先让先生、太太住下!”当下说定,叫她表侄和同学搬到放杂物的破北屋住,腾出南屋让给先生们,并慷慨地说,都是自己人,房租费也不必算。永芳的奶奶便向来客介绍乔四太太怎样开通、豁达,助人为乐等等,使刘、赵夫妇感激不已,刚一见面就成为朋友。当时永芳的表妹赵树琴有意到解放区当教师,宋云、江衍红担心她走后引起敌人注意,对联络点的安全不利,加之江衍红抓小姨太的工作,也需要赵树琴帮助和配合,就一直劝她不要去并关心地说她经不起受苦。

刘跃庭一伙租住孙宅,缘于孙永芳偶然碰到一个朋友并受其拜托代租房子,并非永芳奶奶所说的“强租”。时在伪泰安电报局工作的孙永芳,先前在济宁工作时曾同夏振河有一面之交。一天,夏来电报局发报时巧遇孙。夏对孙说他正跟一位刘司令当副官,住车站街旅馆里,说在该旅馆住着一个鬼子宪兵队的翻译,似对刘司令小姨太太打主意,为免出是非,想迁住处,故托孙代租房子,并引孙见刘,算交朋友。孙见刘时,认出刘的小姨太太赵××也是他在济宁一面之交的朋友。孙永芳因同夏、赵相识,托租房子一事,情面难却,于是孙永芳无意中,把金成贵“搁浅”的工作引到我们眼前,又以新的方式展开了。

我们设在孙宅的联络点,并没因伪司令一伙的进住受到影响。对刘一伙的工作,主要在宋云和泰城工委许子杰的领导下,由江衍红同志进行。江通过孙永芳家人的协助,通过和赵姨太太交朋友侦知刘等一伙确有找靠山和拉他人队伍的企图,还兼作银元贩子,往返于南北。因这便于宋云同志巡视指导津浦铁路沿线的秘密交通工作,宋云便装成小本银元贩子,经江衍红引荐,跻身于伪司令及其一伙之中,并在其掩护下到徐州指导工作,还曾一起到滕县瓦解一个施团长所辖的伪军等,这些都和江衍红同志的工作成绩分不开。

江衍红同志,在宋云于四四年秋调朝鲜人干校,王一民于同年冬因敌人搜捕撤离泰城后,于白色恐怖环境中,继续坚持秘密斗争岗位,直到抗战胜利,她的功绩卓著,当为后代所敬仰!

本文订稿时,曾依据张烈、马树梅(余乐庭)、范立中、王永坚、鲁宝榕诸同志的来信,校正了某些重要史实和情节,同时也请济南电报局的孙永芳同志指正了伪司令等人的姓名。特此附笔说明并致谢意。

一九八六年春订稿于宁波

未校对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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