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衍红同志家住泰安城里，和我家紧靠双龙池为邻。她的先生乔荐秋，排行老四，因此我们都尊称江衍红老人为乔四太太。她的长子乔中均，“七·七”事变后抗战在外。日本鬼子占据泰安时，除少数亲朋好友略知她是抗日家属外，谁也想不到江衍红老人还是一位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秘密交通员哩。
江衍红为人诚恳热情，同邻居街坊的老少娘们挺合得来。她同我奶奶更是情谊深厚。她常来俺家串门，同我和奶奶说古道今，闲话家常，我们都非常尊敬她。日寇投降，八路军第一次收复泰安城后，她当了我们的妇联主任，身份公开。我才明白，她过去常来俺家串门时的言论和表现，都和她担负的秘密工作有联系。
1944年我刚刚迁居双龙池附近的那年夏天，江衍红同我奶奶商量租赁俺家的南屋，给她在泰中上学的表侄住。当时我想，她家有三个院，我姐姐家虽借住她家的房屋，但还是有空房的，为什么给自己上学的表侄另外租房住呢？从此在我心里留下个迷，一直到抗战胜利方才解开，原来她表侄是打入城里的八路军。
她表侄叫王绍勇，住进俺家不久，又住进两个作伴的学生。其中有个叫洒美龄的，都曾是我小学的同学。他们每天同我家用一个炭炉灶。我常帮助他们拉拉风箱，烧烧开水，趁机听他们讲讲乡下抗战军民打鬼子的故事。他们时常讲些鬼子下乡扫荡的惨暴情景。讲些八路军怎样神出鬼没地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讲些解放区妇女组织起来求解放、争自由，同男的一样打游击战、进识字班学文化、学抗战道理等等。他们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动听和感人。使我听得发迷，感到解放区事事新鲜。在当时，这对于一向闺居城里的女知识青年来说，可能没有人比我更感到大开眼界的。久而久之，令我神往。真盼着能有那么一天，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像抗战老人范铭枢的孙女范琳那样，投奔共产党干八路打鬼子去，即使到解放区当一名抗日的小学教师，也是自豪和光荣的。有一次我试着问江衍红老人：“乔四太太，咱城里的女青年，到解放区教书行不行？”她好象猜透我想到解放区当教师的心思。就回答说：“听人家说，行是行，就怕吃不了苦；听人家说，当教师的也和八路军一样苦，你千万可去不得！”她回答更使我感到八路军的正义性，提高了我向往革命的觉悟，但失望的是她劝我“千万去不得”。那时候江衍红老人有个口头语，张口就是“听人家说。”自打解放了泰安城，她当了妇联主任，才没了这个口头语。
那年我家还住进一个伪军司令和他的姨太太赵××并几个参谋长副官长之类的随员。江衍红同志为了同伪军司令的姨太太交朋友作伪军的瓦解工作，她主动教我奶奶出面，令她表侄迁到小北屋住把南屋让给伪军住，她机智地得到了伪军司令和姨太太的好感，从而使埋伏在我家的八路军秘密工作人员，增加了新的工作对象和情报来源。
1944年年冬，日本鬼子在城里抓人的一天清晨，几个鬼子和便衣特务，闯到我家搜查，幸亏当时江衍红的表侄不在住处，也因亏得这里住有伪军司令起了一定掩护作用，鬼子特务只抄查了小北屋就走了。我奶奶这才悄悄地告诉我：来的特务中有个人偷偷对我奶奶轻声耳语说他是王绍勇的表哥，是跟鬼子来抓他的，要我奶奶设法告诉王绍勇，别再到城里来……。我听奶奶一说，怪吓人，又不知为什么事，就赶紧去找江衍红老人。我把鬼子抓她表侄的事告诉她，她怔了一下，然后镇静地对我说：“树琴，你快回去告诉家里人别再让俺表侄来你家，这孩子上着学还不知闯下什么祸，免得咱两家都受牵连！”她随后就急匆匆地朝南关去了。后来才听说，她深恐王绍勇被鬼子捕住，不得不冒着危险去通报敌情。
她的本家侄儿乔中圭，就是同一天夜里被鬼子捕去的，现在回味江衍红同志当时的处境，仍然令人不寒而栗。从此，王绍勇和他的伙伴再没来俺家住，不久，一天傍晚，洒美龄的妹妹洒兰英从乡下来到俺家，她带来个口信，教俺把王绍勇的铺盖和用品送到他表姑家去。因当时他的铺盖和用品在出事的一二天后就不见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不见的，我就把洒兰英领到王绍勇的表姑江衍红家去。这时我才听说，江衍红早已通过伪军司令的姨太太赵××，教他们的副官长（东北人），把王绍勇的东西都转移到别处去了。由此可见，江衍红同志对伪军官的工作，已有相当的基础，但也就是从此以后，江衍红同志就很少到俺家来，而是我常陪伴赵××到她家去。
记得我奶奶说过一件事，鬼子投降的第一个旧历年，八路军收复了火车站，把泰安城围困起来，说不定那一天就攻进城来，人心慌慌地谁家还有心思过年！可偏偏在大年初的一天，乔四太太陪伴着王绍勇来到我家“拜年”，对我奶奶说快要解放泰安城，要是打起来，怕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不安全，叫奶奶在自家院里挖地窨子，予备打起来的时候，躲避枪弹，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等打开泰安城后才知道，乔四太太和她表侄，都是八路军的秘密人员，两个人的“表姑”和“表侄”称呼，是避人耳目的掩护办法。
一九四六年秋，民主县政府撤离泰安城时，江衍红同志建议我到济南去，说我到济南有落脚处，可以通过亲朋关系，为解放济南作些工作。我听她这么说，又兴奋、又心悸，曾后悔地埋怨她。为什么鬼子在的时候，不让我去解放区，现在倒教我去国军统治的济南呢？她说那时不叫我到解放区，是为保障设在俺家的秘密联络点的安全。现在不同了，可以放开手脚干革命了。她真诚地说我到解放区受不了那种苦，而去济南更合适些，再说解放济南，那里定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从此，我在江衍红同志的启发引导下，暗暗下定了去济南参加革命工作的决心，一旦江衍红同志作出具体布置，我就可以起程了。怎奈，骤然乌云滚滚，蒋介石要打内战。不久，由汉奸改编的国民党军和还乡团，占据了泰安城，横行四乡数十里。江衍红同志撤往城外，不见返回。当时，革命这桩诱人的事，对我这个自小闺居城里，封建锁链套着脖子，年方十七、八的青年女子来说，若要孤身徒步走两百里，穿越遍是奸淫烧杀的还乡团控制区去济南，谈何容易！我的决心暂时处于幻梦状态。
时机终于等来了，一九四八年春，解放军又把国民党、还乡团占据的泰安城包围起来了，被困在城里垂死挣扎的“中央军”、还乡团，强奸、抢劫、无恶不作。而城外倒是一片清平世界。这时我想，徒步走两百里，虽不免辛苦，但处处是解放军，不会再有匪患危险了；回顾江衍红同志的教诲，使我重振勇气，断然逃出泰安城，朝着革命的征途迈开了第一步。在一路有解放军，支前民工和革命群众的陪伴和照顾下，我爬山涉水两百里，终于混进了蒋匪军戒备森严的济南市。落下脚来，在解放济南的前前后后，我用实际行动谱成了一份值得自豪的革命答卷，报答了江衍红同志对我的谆谆教诲，幻想终成为现实，我成了革命战士中的一员。
一九四九年春，我被荣幸地分配在南下干部大队里，就在临城（今薛城）休整期间，我在来自泰安城故乡的南下干部大队中碰到了江衍红的老战友刘清河，碰到了秘密到我家找过王绍勇的张建友，还碰到洒美龄的妹妹洒兰英（当时改名刘中民）。这些同志在对我说起故乡的斗争情景时无不沉痛地告诉我，我的革命引路人江衍红同志，早在半年前已惨遭国民党还乡团所杀害。这痛心的消息、实在令我悲哀欲泣；这人人称颂，众口皆碑的情景，足以表明，江衍红同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她那光辉的业迹，英烈的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更成为我继续奋发革命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柱。敬爱的乔四太太、江衍红同志，永垂不朽！摘自《泰山英烈》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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