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岁月
我们的父亲董心波，1921年1月25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二安乡后花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参军并入党，历经阜阳战役、睢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大西南等，荣立个人三等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盘县第一任税务局局长、盘县县长、安顺地区和兴义地区农业局长、兴义地区民兵师参谋长、兴仁县县委书记、兴义地区行署副专员和黔西南州人大副主任（享受正厅级）等职务，1986年离休，2011年12月24日在海南省海口市病逝，享年91岁。父亲的一生，是历经坎坷、艰苦奋斗、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追忆，浮想联翩，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艰难困苦
1927年，他6岁时，父亲病逝。为安葬父亲，家里将仅有的三亩薄田卖给了人家。从此，全家人无依无靠，饥寒交迫，大姐被迫很早出嫁，四个哥哥先后外出谋生，从小就与母亲相依为命，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依靠拾粪、帮工、种地等艰难度日。1938年开始，家乡连遭灾荒，赤地千里，日寇横行，民不聊生，17岁就到国民党军队当勤务兵，没日没夜，任人支使，难以置身；18岁闯关东，到辽宁省辽阳县修铁路，到大连旅顺港装卸轮船，饱受日本人和汉奸的欺凌；20岁带着年迈体弱的母亲到江苏省灌南县逃慌、要饭、做雇工，历经生活的磨难，尝遍了人间的苦辣辛酸。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1942年的春夏之交，离住地几公里的一个日伪据点被我新四军攻克，我被派去参加推平日伪建立的围墙和碉堡等。在回住地路上，老远望见一栋高大的瓦房处，有一位老大娘右手拿着打狗棍，边走边吃着点什么，后边有三只大狼狗连扑带叫地扑了上来，老人好像不太怕这群恶狗，边走边用棍子朝后打，这群恶狗仗着主人的势力，当然不怕这位老人，越打越疯狂地扑向老人瘦弱的身体，眼看着此情此景，我心里想着，嘴里念着：这是哪里的老妈妈啊，太可怜了，这些地主老财们竟无一人上前制止！边走边念，越走越近，瞪眼一看，竟是自己的老母亲！顿时一阵酸楚，脑子就要爆炸了，我一下跪在母亲的面前：娘啊！我是不孝之子啊！……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已经21岁了，还无力养活自己的老母亲，老母亲60多岁了，养育了6个儿女，现积劳成疾，多病缠身，还要天天身处异乡，饱经风霜，跑遍各村各户去要饭吃。天哪！这是什么世道啊！难道穷人就应该永远受苦受难吗？我当时不停地自责，惭愧得无地自容！老母亲含着眼泪把我拉起来，我们相互搀扶着往回转。我说：娘！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能让你去讨饭了，等我雇工期满，咱们再想办法。老母亲也很听我劝解。从此，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母亲改为收割季节到田间、地头，捡人家洒落在地上的粮食籽粒、穗头，勉强糊口。后来他们辗转回到家乡，靠帮人种地、纺纱织布维持生计，艰难地度过那苦难的岁月，生活的磨难也培养了父亲坚强的意志和谋生的能力。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经常被拉去批斗、游街、示众，还被关进“牛棚”和“劳动改造”一年多，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但他始终坚强、乐观、积极向上，回家从不告诉家人，在我们面前也从未表现出痛苦和失望。我们受到街坊的欺负，父亲知道，总会不顾自身安危，挺身维护。父亲平反并恢复工作后，更加珍惜为国为民，勤奋工作的时光，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并继续保持忠贞为公、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下基层、到农村，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常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草帽、草鞋是他的标配，他经常下乡登点的兴仁县巴铃区回龙公社、木桥公社的当地百姓编了顺口溜赞扬并感谢父亲，“董书记常下乡，草鞋草帽田间忙。一身泥一身汗，为民辛苦多产粮。访贫苦问寒凉，总把百姓挂心上”。抢修铁路，就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生病发烧，都坚守在工地上。干起活来，不怕脏、不怕累，就连年轻人都比不上。他有空也给我们“忆苦思甜”，教导我们：“要不怕困难，要经受得住任何考验”。2005年起，他在民兵师抢修铁路所患“气管炎”导致的“慢阻肺”、“肺心病”日益严重，每日都要靠吸氧和抗菌素维持生命，经受着疾病的折磨，身心十分痛苦，但他在医护、我们面前也从未流露过，积极配合医院的诊治，在生活上也从不提任何要求，直至病逝。
参军筹粮
父亲从小饱受苦难，加之后来有了一点文化，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又受二哥的影响，就不断产生了要参军打仗、要翻身求解放的思想。第一次是1938年的夏天，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苦难深重的华北地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就和同村的一个青年萌发了参军打日本鬼子的想法。一天夜晚，他们偷偷跑出家门，在30公里处的浚县刚刚找到部队人员，很快就被二哥知道后追上，不容分说给拉了回去。二哥是他的依靠，也懂他的心思，他只能服从。第二次是1939年初，二哥将他带到高坪镇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当勤务兵。秋末时节，二哥告诉他：“我们这支部队不打日本鬼子”，“刘相友现任我党冀南特委领导的四支队副司令员，我已和他约好，我先去投奔．你以后见信再去”。几天后，二哥暗自携带手枪前往，途径高寨时被国民党军队抓获，被公开杀害于南齐邱西郊外的大路边上，时年33岁，临刑时，二哥还高呼“追随共产党，天下穷人要翻身”等口号。父亲知道后伤心欲绝，几天几夜茶饭不思，又怕被追查，只得含恨回到了家里。这两次参军未果，未能早日参加革命，更为无力解救心爱的二哥生命，而留下了终生的悔恨和遗憾。1945年，家乡已成为我党领导的较为稳固的根据地，父亲又有了参军的想法，但看到母亲一天比一天老了，他是母亲唯一的依靠，就只得强压心中的愿望，一边在当地供销社做工，一边积极参加党的工作，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6月，根据地动员翻身后的有志青年踊跃参军，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英勇参战。父亲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参军的机会了，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母亲知道后，连日哭泣、旧病复发、双目失明、卧床不起，父亲走后17天就含泪去世，终年73岁。当时在战争区间，南北征战，也难以联系到父亲，直到解放后部队整编下地方，父亲所在的团整体接收了盘县并稳定下来，于1952年才获知母亲去世。每当想起此事，父亲就自悔忠孝不能两全，未能在慈母身旁侍俸终生而痛苦不止。
参军后，国仇家恨激发出父亲坚强的战斗意志，他英勇作战、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先后担任班长、连队文书，后服从部队安排担任团供给处筹粮员。1947年10月，毛主席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我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战场不断扩大，部队人员不断增多，人员的吃饭已成为很大的问题。他们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敌占区筹粮，或到很远的地方挨家挨户发动群众（近处的粮食都被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抢光烧光）。部队在快速行进中，为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和跟上部队前进，常常要昼夜不停地工作。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敌占区未建立我人民政权之前，部队的粮秣供给主要靠自筹解决，团以上单位普遍建立筹粮队，由团供给处领导。粮秣员一般是连级干部，要率领筹粮队独立行动，要和当地伪政权打交道，要向地主老财要粮，或直接发动群众筹粮，既危险也十分辛苦。常常是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几天几夜睡不了觉，十天半月解不了一次背包”，“我团自建立筹粮队以来，历经各次战役，急行军近万里，在贵州的剿匪中，筹粮队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多次受到团部嘉奖，起到了战斗连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解放战争后期，由于有地方政权的全力配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部队的筹粮工作相对较容易。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区的500多万人民群众，肩挑、背背、马驮、车载，男女老少，人山人海，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和刺骨的寒风雨雪，沿着坎坷不平的泥泞小道，日夜兼程，一个接一个地将弹药、粮食等军需物资运送到前线，保证了部队的战时供应。时任华中野战军副司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极大地说明了粮食保障等对战争胜利的重要性。父亲能吃苦，会想办法，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粮食总是比别的部队筹得多、筹得快，为此多次受到团里表扬，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为连级干部。
勤学多思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勤奋好学，博学多思。9岁时，靠二哥积攒的两元大洋，读了三年半小学，获得高小文凭。而更多的文化和知识是在参加革命后，在工作中学习和提高的。特别是在担任领导后，无论工作再忙，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学习，不断充实提高自己。50年代初期，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各地都要选送一些优秀的工农干部到大学去深造，培养一批对党忠诚，又懂经济和管理高的素质领导干部，父亲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也被选送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的前身）学习深造，但在临行前，突然接到担任盘县县长的任命，为了工作，为了大局，为了盘县的建设和发展，只能放弃了难得的学习深造机会，这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缺憾。他常常告诫我们：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努力学习，更要学会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曾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参军前在学校只读了三年多的书，在解放军学的是为人民解放而打仗，不怕苦、不怕死，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而到税务局主持工作，天天碰到的是商品知识、税务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管理等等，一切都亟待学习、提高。因此，学习就成了工作和生活的第一需要。尽管当时是建立新机构、铺新摊子、接受新任务、开展新工作等，天天都很忙，但学习还是摆在了第一位，除每周有三个上午坚持集体学习外，更多的时间是靠“挤”，如起床后到早餐前，午饭后到上班前，晚饭后到夜十二点熄灯前，每天能“挤”出4、5个小时，这样争分夺秒的学，连走路的时间也舍不得放弃，确实是如饥似渴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而且是越学越想学。如学著作、学文件，学历史、学政治，学知识、学技能，学经济、学管理。有点零用钱也舍不得用，几乎全部买了书。县委对学习也抓得很紧，有学习计划、安排，有理论辅导员上课，有汇报、检查、考试制度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十六节课，就是由我给政府工作人员讲的。开会人人作笔记，理论联系实际，有令就行，有禁就止，学习和工作成了相互推动的强大动力。这是我一生中知识提高的“黄金”时期，通过积极学习，不仅明确了为什么要改造客观世界，还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如何去努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在任兴仁县委书记时，他工作非常忙，但仍不忘抽空学习，在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笔记，每日坚持学习到深夜。父亲还善于思考和调查研究，走到哪里都带着笔记本，随时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在上面，反复学习，不断实践，探索提高，以致他多成为所从事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上课或作报告，人人都喜欢听，说是有血有肉，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容易掌握。搞农业学大寨，他深入调研，反复实践，有自己的经验，人们称他为懂经济、通农业、会管理的专家领导。抓农村经济，他不断学习、深入领会，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经常在当地报纸和贵州日报上发表农经论文或调研报告，并担任省农经协会的研究员。就是离休后，还申请到省里的50万元经费，搞了个饴糖厂，想要把黔西南州的芭蕉芋事业更推进一步。父亲的勤学好思、不懈追求的精神也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在前进的路上从未懈怠，都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廉洁奉公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本色。“勤勤恳恳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的行为准则。无论到哪里工作或蹲点，都是步行或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粗茶淡饭，吃饱就好；粗衣布鞋，穿暖就行。从50年代开始到快离休，他的级别都是13级，每次调级都让给了别人，说是工资够用了。就是对家人，也要求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从不准占公家的便利。他常常教导我们：“我从一个苦孩子能到今天，你们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懂得珍惜”，并一再告诫：“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他说到做到。在盘县时，唯一的舅舅初中毕业，他打个招呼就能安排个好工作，但他说这是党给的权力，不能用来谋私，让舅舅去修了两年铁路，后分到酒厂。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生产生活物资严重匮乏，全家人都营养不良，也没让我们得到一点照顾。在兴义时，1969年，家里没有煤烧，我和大哥去煤场买煤，煤买不到，钱还丢了，父亲就借了一辆手推车，带着大哥、四弟到30里外的地方去拉煤，清晨出发，到第二天凌晨2点才回到家中，人累得差点虚脱。1970年国家开始招工，只要他打个招呼，大哥完全可以参加工作，但他不同意。在兴仁时，1972年我初中毕业，学校推荐我去贵阳卫校读书（中专），就不用去下乡知青了，他说搞特殊，也不让去。我还记得，有一年过年了，家里没有什么吃的，母亲就买了点猪板油，我们就吃哪熬油剩的油渣炒青菜过的年。他晚年身体不好，长期住院，直至病逝，也从未给组织添过任何麻烦。父母去世后，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已居住30多年，至今仍在单位名下的90多平方米的步梯房。我们理解他，支持他，敬仰他。他真正做到了勤政廉洁、鞠躬尽瘁。我们为有这样的好父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回首往事、思绪万千。父亲的好，溢于言表。父亲的爱，深沉如山、恒久弥远。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我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我党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他虽已离我们而去，但精神永存，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之源。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董学新，2022年8月11日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