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岁月—董学新

老D 发表于2022-08-16 17:04:41

父亲的岁月

我们的父亲董心波,1921年1月25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二安乡后花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参军并入党,历经阜阳战役、睢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大西南等,荣立个人三等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盘县第一任税务局局长、盘县县长、安顺地区和兴义地区农业局长、兴义地区民兵师参谋长、兴仁县县委书记、兴义地区行署副专员和黔西南州人大副主任(享受正厅级)等职务,1986年离休,2011年12月24日在海南省海口市病逝,享年91岁。父亲的一生,是历经坎坷、艰苦奋斗、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追忆,浮想联翩,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艰难困苦                                                  

1927年,他6岁时,父亲病逝。为安葬父亲,家里将仅有的三亩薄田卖给了人家。从此,全家人无依无靠,饥寒交迫,大姐被迫很早出嫁,四个哥哥先后外出谋生,从小就与母亲相依为命,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依靠拾粪、帮工、种地等艰难度日。1938年开始,家乡连遭灾荒,赤地千里,日寇横行,民不聊生,17岁就到国民党军队当勤务兵,没日没夜,任人支使,难以置身;18岁闯关东,到辽宁省辽阳县修铁路,到大连旅顺港装卸轮船,饱受日本人和汉奸的欺凌;20岁带着年迈体弱的母亲到江苏省灌南县逃慌、要饭、做雇工,历经生活的磨难,尝遍了人间的苦辣辛酸。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1942年的春夏之交,离住地几公里的一个日伪据点被我新四军攻克,我被派去参加推平日伪建立的围墙和碉堡等。在回住地路上,老远望见一栋高大的瓦房处,有一位老大娘右手拿着打狗棍,边走边吃着点什么,后边有三只大狼狗连扑带叫地扑了上来,老人好像不太怕这群恶狗,边走边用棍子朝后打,这群恶狗仗着主人的势力,当然不怕这位老人,越打越疯狂地扑向老人瘦弱的身体,眼看着此情此景,我心里想着,嘴里念着:这是哪里的老妈妈啊,太可怜了,这些地主老财们竟无一人上前制止!边走边念,越走越近,瞪眼一看,竟是自己的老母亲!顿时一阵酸楚,脑子就要爆炸了,我一下跪在母亲的面前:娘啊!我是不孝之子啊!……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已经21岁了,还无力养活自己的老母亲,老母亲60多岁了,养育了6个儿女,现积劳成疾,多病缠身,还要天天身处异乡,饱经风霜,跑遍各村各户去要饭吃。天哪!这是什么世道啊!难道穷人就应该永远受苦受难吗?我当时不停地自责,惭愧得无地自容!老母亲含着眼泪把我拉起来,我们相互搀扶着往回转。我说:娘!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能让你去讨饭了,等我雇工期满,咱们再想办法。老母亲也很听我劝解。从此,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母亲改为收割季节到田间、地头,捡人家洒落在地上的粮食籽粒、穗头,勉强糊口。后来他们辗转回到家乡,靠帮人种地、纺纱织布维持生计,艰难地度过那苦难的岁月,生活的磨难也培养了父亲坚强的意志和谋生的能力。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经常被拉去批斗、游街、示众,还被关进“牛棚”和“劳动改造”一年多,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但他始终坚强、乐观、积极向上,回家从不告诉家人,在我们面前也从未表现出痛苦和失望。我们受到街坊的欺负,父亲知道,总会不顾自身安危,挺身维护。父亲平反并恢复工作后,更加珍惜为国为民,勤奋工作的时光,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并继续保持忠贞为公、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下基层、到农村,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常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草帽、草鞋是他的标配,他经常下乡登点的兴仁县巴铃区回龙公社、木桥公社的当地百姓编了顺口溜赞扬并感谢父亲,“董书记常下乡,草鞋草帽田间忙。一身泥一身汗,为民辛苦多产粮。访贫苦问寒凉,总把百姓挂心上”。抢修铁路,就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生病发烧,都坚守在工地上。干起活来,不怕脏、不怕累,就连年轻人都比不上。他有空也给我们“忆苦思甜”,教导我们:“要不怕困难,要经受得住任何考验”。2005年起,他在民兵师抢修铁路所患“气管炎”导致的“慢阻肺”、“肺心病”日益严重,每日都要靠吸氧和抗菌素维持生命,经受着疾病的折磨,身心十分痛苦,但他在医护、我们面前也从未流露过,积极配合医院的诊治,在生活上也从不提任何要求,直至病逝。

参军筹粮

父亲从小饱受苦难,加之后来有了一点文化,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又受二哥的影响,就不断产生了要参军打仗、要翻身求解放的思想。第一次是1938年的夏天,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苦难深重的华北地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就和同村的一个青年萌发了参军打日本鬼子的想法。一天夜晚,他们偷偷跑出家门,在30公里处的浚县刚刚找到部队人员,很快就被二哥知道后追上,不容分说给拉了回去。二哥是他的依靠,也懂他的心思,他只能服从。第二次是1939年初,二哥将他带到高坪镇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当勤务兵。秋末时节,二哥告诉他:“我们这支部队不打日本鬼子”,“刘相友现任我党冀南特委领导的四支队副司令员,我已和他约好,我先去投奔.你以后见信再去”。几天后,二哥暗自携带手枪前往,途径高寨时被国民党军队抓获,被公开杀害于南齐邱西郊外的大路边上,时年33岁,临刑时,二哥还高呼“追随共产党,天下穷人要翻身”等口号。父亲知道后伤心欲绝,几天几夜茶饭不思,又怕被追查,只得含恨回到了家里。这两次参军未果,未能早日参加革命,更为无力解救心爱的二哥生命,而留下了终生的悔恨和遗憾。1945年,家乡已成为我党领导的较为稳固的根据地,父亲又有了参军的想法,但看到母亲一天比一天老了,他是母亲唯一的依靠,就只得强压心中的愿望,一边在当地供销社做工,一边积极参加党的工作,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6月,根据地动员翻身后的有志青年踊跃参军,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英勇参战。父亲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参军的机会了,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母亲知道后,连日哭泣、旧病复发、双目失明、卧床不起,父亲走后17天就含泪去世,终年73岁。当时在战争区间,南北征战,也难以联系到父亲,直到解放后部队整编下地方,父亲所在的团整体接收了盘县并稳定下来,于1952年才获知母亲去世。每当想起此事,父亲就自悔忠孝不能两全,未能在慈母身旁侍俸终生而痛苦不止。

参军后,国仇家恨激发出父亲坚强的战斗意志,他英勇作战、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先后担任班长、连队文书,后服从部队安排担任团供给处筹粮员。1947年10月,毛主席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我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战场不断扩大,部队人员不断增多,人员的吃饭已成为很大的问题。他们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敌占区筹粮,或到很远的地方挨家挨户发动群众(近处的粮食都被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抢光烧光)。部队在快速行进中,为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和跟上部队前进,常常要昼夜不停地工作。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敌占区未建立我人民政权之前,部队的粮秣供给主要靠自筹解决,团以上单位普遍建立筹粮队,由团供给处领导。粮秣员一般是连级干部,要率领筹粮队独立行动,要和当地伪政权打交道,要向地主老财要粮,或直接发动群众筹粮,既危险也十分辛苦。常常是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几天几夜睡不了觉,十天半月解不了一次背包”,“我团自建立筹粮队以来,历经各次战役,急行军近万里,在贵州的剿匪中,筹粮队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多次受到团部嘉奖,起到了战斗连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解放战争后期,由于有地方政权的全力配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部队的筹粮工作相对较容易。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区的500多万人民群众,肩挑、背背、马驮、车载,男女老少,人山人海,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和刺骨的寒风雨雪,沿着坎坷不平的泥泞小道,日夜兼程,一个接一个地将弹药、粮食等军需物资运送到前线,保证了部队的战时供应。时任华中野战军副司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极大地说明了粮食保障等对战争胜利的重要性。父亲能吃苦,会想办法,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粮食总是比别的部队筹得多、筹得快,为此多次受到团里表扬,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为连级干部。

勤学多思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勤奋好学,博学多思。9岁时,靠二哥积攒的两元大洋,读了三年半小学,获得高小文凭。而更多的文化和知识是在参加革命后,在工作中学习和提高的。特别是在担任领导后,无论工作再忙,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学习,不断充实提高自己。50年代初期,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各地都要选送一些优秀的工农干部到大学去深造,培养一批对党忠诚,又懂经济和管理高的素质领导干部,父亲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也被选送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的前身)学习深造,但在临行前,突然接到担任盘县县长的任命,为了工作,为了大局,为了盘县的建设和发展,只能放弃了难得的学习深造机会,这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缺憾。他常常告诫我们: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努力学习,更要学会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曾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参军前在学校只读了三年多的书,在解放军学的是为人民解放而打仗,不怕苦、不怕死,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而到税务局主持工作,天天碰到的是商品知识、税务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管理等等,一切都亟待学习、提高。因此,学习就成了工作和生活的第一需要。尽管当时是建立新机构、铺新摊子、接受新任务、开展新工作等,天天都很忙,但学习还是摆在了第一位,除每周有三个上午坚持集体学习外,更多的时间是靠“挤”,如起床后到早餐前,午饭后到上班前,晚饭后到夜十二点熄灯前,每天能“挤”出4、5个小时,这样争分夺秒的学,连走路的时间也舍不得放弃,确实是如饥似渴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而且是越学越想学。如学著作、学文件,学历史、学政治,学知识、学技能,学经济、学管理。有点零用钱也舍不得用,几乎全部买了书。县委对学习也抓得很紧,有学习计划、安排,有理论辅导员上课,有汇报、检查、考试制度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十六节课,就是由我给政府工作人员讲的。开会人人作笔记,理论联系实际,有令就行,有禁就止,学习和工作成了相互推动的强大动力。这是我一生中知识提高的“黄金”时期,通过积极学习,不仅明确了为什么要改造客观世界,还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如何去努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在任兴仁县委书记时,他工作非常忙,但仍不忘抽空学习,在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笔记,每日坚持学习到深夜。父亲还善于思考和调查研究,走到哪里都带着笔记本,随时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在上面,反复学习,不断实践,探索提高,以致他多成为所从事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上课或作报告,人人都喜欢听,说是有血有肉,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容易掌握。搞农业学大寨,他深入调研,反复实践,有自己的经验,人们称他为懂经济、通农业、会管理的专家领导。抓农村经济,他不断学习、深入领会,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经常在当地报纸和贵州日报上发表农经论文或调研报告,并担任省农经协会的研究员。就是离休后,还申请到省里的50万元经费,搞了个饴糖厂,想要把黔西南州的芭蕉芋事业更推进一步。父亲的勤学好思、不懈追求的精神也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在前进的路上从未懈怠,都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廉洁奉公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本色。“勤勤恳恳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的行为准则。无论到哪里工作或蹲点,都是步行或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粗茶淡饭,吃饱就好;粗衣布鞋,穿暖就行。从50年代开始到快离休,他的级别都是13级,每次调级都让给了别人,说是工资够用了。就是对家人,也要求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从不准占公家的便利。他常常教导我们:“我从一个苦孩子能到今天,你们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懂得珍惜”,并一再告诫:“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他说到做到。在盘县时,唯一的舅舅初中毕业,他打个招呼就能安排个好工作,但他说这是党给的权力,不能用来谋私,让舅舅去修了两年铁路,后分到酒厂。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生产生活物资严重匮乏,全家人都营养不良,也没让我们得到一点照顾。在兴义时,1969年,家里没有煤烧,我和大哥去煤场买煤,煤买不到,钱还丢了,父亲就借了一辆手推车,带着大哥、四弟到30里外的地方去拉煤,清晨出发,到第二天凌晨2点才回到家中,人累得差点虚脱。1970年国家开始招工,只要他打个招呼,大哥完全可以参加工作,但他不同意。在兴仁时,1972年我初中毕业,学校推荐我去贵阳卫校读书(中专),就不用去下乡知青了,他说搞特殊,也不让去。我还记得,有一年过年了,家里没有什么吃的,母亲就买了点猪板油,我们就吃哪熬油剩的油渣炒青菜过的年。他晚年身体不好,长期住院,直至病逝,也从未给组织添过任何麻烦。父母去世后,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已居住30多年,至今仍在单位名下的90多平方米的步梯房。我们理解他,支持他,敬仰他。他真正做到了勤政廉洁、鞠躬尽瘁。我们为有这样的好父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回首往事、思绪万千。父亲的好,溢于言表。父亲的爱,深沉如山、恒久弥远。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我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我党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他虽已离我们而去,但精神永存,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之源。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董学新,2022年8月11日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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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回复
  • 通途

    2022-08-17 09:29:29 通途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让人敬仰的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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