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父亲作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进行“全方位改造”，还经常被拉到街上游斗，甚至送至盘县开批斗大会、捆绑游街。我们作为“走资派”的儿子当然也不能幸免，连在宿舍后面种的一点葱蒜、白菜也全部被毁坏，平时友好的邻居也翻脸不认人，污言秽语，白天不敢在家，晚上在家里也不敢开灯，一开灯，窗户玻璃就会飞来一阵石头，实在忍不了就会跑出去与他们大打一顿。1968年春节前，我母亲带着我哥、三弟、四弟和我去安顺探望外婆和五弟、六弟，也为了换一下环境。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外婆成分为小土地出租，政府要求回原籍居住，就带着三岁多的五弟六弟回到安顺。我们去后，看到他们租住在一居民四合院的左侧一进门处一间10多平米的狭小房间内，晚上凳子一摆，铺上门板就是床，做饭也只能在门外走道上，生活费除了父母每月寄的30元钱，还要靠外婆给人做衣服贴补家用，生活也十分清苦，大哥身上带的每月不接近处自来水而到远处挑井水节省下来的2元多钱就感觉很有钱，他时不时带着五弟、六弟到街上买点小吃，以资慰问，我们还有点嫉妒。安顺期间，母亲还带着我们坐表舅的马车到她出生的云山屯、章家庄探望二外婆、大表舅们，这里是农村，时值隆冬，气候寒冷，但春节期间每家都拿出腊肉、香肠和糕粑热情款待我们，使我们即饱了口福也深感温暖。
1969年，因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中学不招生而赋闲在家，我就常与大哥外出做些临时工，如“敲石头”、“割马草”、“刮仔姜”、“编草席”以及做建筑小工，秋收时节也到农村去拾荒，捡花生、包谷等，一是找钱贴补家用、改善生活，二是锻炼自己，练就了我们能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品格。
1969年8月，父亲被解放，我还记得当时他带领全家在毛主席画像前深深鞠躬，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们当时还不太懂，只觉得这是个好事，值得高兴，可以扬眉吐气了。此后父亲被派到兴义地区民兵师任参谋长，带领大家抢修盘西铁路2208线（约1万人，指挥部设在盘县盘关）。父亲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他和修建铁路的民兵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都坚守在工地上，受凉感冒引起严重急性支气管炎也不及时治疗，还是在兴义军分区张星炳政委的强迫和安排下才到解放军第44医院住院治疗，但为时已晚，后来发展成为慢阻肺、肺心病，导致他晚年需要长时间吸氧和住院治疗，直至病逝。
1970年春节前，舅舅要在盘县结婚，父母工作走不开，就决定我陪外婆去。那时交通条件很差，我们搭乘客车到达盘县忠义乡后，因前方的大垭口公路结冰，客车不能通行，就被迫在哪里等了3天，外婆急得不行，就通过在当地买马的河南内黄县堂兄帮忙找了一辆拉煤的车送我们。我和外婆都坐在煤堆上，车上寒风凌冽，时不时大风还将煤粉吹起，弄得满身满脸乌黑。外婆70岁了还小脚，上下车十分不便，我看着非常心痛。我们历经艰辛到达盘县舅舅家时，舅舅婚礼已经结束两天，我们非常的抱歉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