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7年到1979年的这三年，是皖西农村悄然发生巨变的三年。这三年里，安徽省委从实际出发，率先尝试突破“左”的农村政策，进行大胆调整。六安地区从贯彻省委“六条”开始，逐步解放思想，在实行“借地渡荒”过程中有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六安地委实事求是地对待包产到户，积极探索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而走在安徽农村改革的前列。
皖西地处江淮地区西部，山岗、丘陵与平原交错分布，是个典型的农业区。1958年到1973年，皖西人民在省委的支持下，兴建起淠史杭水利灌溉工程，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但由于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农业受制于“一大二公”僵化体制的束缚，皖西地区农业生产一直徘徊不前，长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经济十分贫困。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委，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组成新的省委领导班子，推动安徽各项工作。省委提出以生产为中心，以农业为突破口，对安徽的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六安地委积极贯彻落实省委有关政策，皖西农村在全国改革开放第一缕春风的吹拂下，积极开展了农村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为安徽乃至全国农村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贯彻省委“六条”迎来思想大解放
1977年6月，万里一来到安徽，就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跑农村、看农民、看农业。万里到基层调查，轻车简从，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直接到村、到户，只看、只听、只问。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最让他感到震惊的还是老区金寨之行。
1．万里的老区之行与“省委六条”的制定。1977年11月上旬，万里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调查。在听完县委有关同志的工作汇报后，万里决定到大山里的燕子河公社去看一看。由于燕子河公社不通车，万里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途中，他来到一户农户家里，见到了蹲在锅灶旁的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但老人却坐着一动没动，万里很纳闷。陪同的人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起身。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竟未穿裤子，光着下身。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的人说：“别叫了，她们也没裤子穿，天气太冷，就坐在锅灶门口取暖。万里的泪水夺眶而出。中午，万里没有吃饭，他感慨万千：“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还穷得裤子都穿不上” [ ]。通过三个多月的多方调查，万里对安徽农村的情况有了彻底的了解。在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安徽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们问心有愧啊！”他说，“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就在这次会议上，安徽省委讨论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规定”）。“六条规定”从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六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省委“六条”规定涉及到了很多“左”的原则问题，也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规定是对农村迫切需要解决、却又长期难以解决的经济政策进行的拨乱反正，更是政治思想的一次解放。
2.省委“六条规定”在六安的宣传与贯彻。省委的“六条规定”一下达，立即就在六安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人心沸腾。六安地委召开会议层层发动，印发文件、巡回宣讲，很受群众欢迎。在开展宣讲时，群众越听越高兴，越听越入神。新华社一位记者参加了六安县三十铺公社一个大队宣讲“六条”的群众大会。他看到，男女老少兴奋地听着宣讲，会场上人山人海，但鸦雀无声。大队干部说，开群众会有这样好的纪律，从未见过。台上刚念完，台下就有人喊，再念一遍。当时正值严冬，记者问身边的一位老汉，冷不冷，老人说，不冷不冷，天冷心里热冷点没关系。记者又问他，这六条里哪一条你最高兴，他说，全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准许养鸡养鸭，不再受限制了！[ ]
在宣传省委六条政策的同时，六安各地还对照政策，深入研究如何贯彻落实农业政策，如六安县从最迫切的问题徒手，突出抓了劳力归队、减轻社员负担、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真正使省委农村政策的调整得以贯彻落实[ ]。省委还专门转发此文，将六安县的做法在全省予以推广。
在贯彻省委“六条”的过程中，六安地区的干部群众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省委“六条”下达后，全省农村普遍加强了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迅速发展，从不联系产量到联系产量，六安有不少地方开始划小核算单位，“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思想再次在群众心里萌芽。
二、“借地度荒”催生皖西“包产到户”的出现
1978年，安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10个多月的干旱，入秋后旱情更趋严重，全省除长江、淮河以外绝大多数河川断流。皖中、皖东地区的肥东、长丰、定远等县频频致电省委，渴望从皖西淠史杭灌区调水救援，解救百姓于危难之中。5月17日，万里来到六安淠河总干渠上的罗管节制闸查看淠河总干渠水情，决定急调皖西之水解皖中、皖东地区之旱情。六安地委和淠史杭总局接到调水命令后，被迫采取高水位、大流量向下游送水，以每秒29.7—38.7立方米的最大流量，连续开闸放水半个月。结果，大别山五大水库有史以来首次先后抽死库容，暂时缓解了江淮地区部分农村的旱情。但在广大的皖西农村，旱情肆虐大地，水田龟裂，禾苗枯死，中晚稻大面积绝收。到了立冬时节，皖西仍有近千万亩小麦、油菜不能下种。
面对严重的灾情，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及时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借地度荒”是省委六条规定的延续，虽然是一种应急措施，却是对省委六条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对农村生产力是一次更深层次的解放。这一政策立即激发起了农民的抗灾自救热情，全省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在实行“借地度荒”过程中，包产到户也悄然在时属六安地区的肥西县山南公社、六安县三十铺、徐集等地一带兴起。
肥西县位于淠史杭灌区的下游，当时在六安地区的7个县中旱情最重，部分区、社有50%的农户断粮，其余农户的粮食最多也只能维持到中秋前后。旱情入秋后更是加剧，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时，肥西县山南区一部分农民想到了安徽人民心中的“责任田”、“保命田”。 在借地之后，肥西县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集体的秋种进度十分缓慢，麦子种不下去；借给社员的地种的快、质量好，牛犁不动，就用锹挖，没有水，就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挑水种麦。有的生产队暗地里将集体的麦子、油菜也包到户去种。
9月15日，时任肥西县委书记的常振英赶到山南区检查秋种工作，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汇报说，省委借地度荒的决定好是好，就是三分地太少了，作用不大。要想解决问题，不如把地全部借出去，按照曾希圣1961年那样包产到户。常振英沉默良久，最后说：“不要讲分，还是讲借。你在就在黄花试点看看吧。”晚上，汤茂林和23名党员、生产队长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谋划战胜旱灾的生路时，既别出心裁，又顺理成章地想处了一个“借”地的办法：以“五定”（定土地、定产量、定种子化肥、定奖励、定处罚）的办法，把土地借给农民。
六安地委和肥西县委对山南公社出现的包产到户采取了不提倡、不宣传、不推广的态度，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情再也按捺不住了，纷纷搞起了包产到户。到1978年11月，肥西全县已有近一半的生产队实行起不同形式但内容相近的“责任田”，其中有762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11.2%。在六安县的三十铺公社长岗大队和徐集区一些地方也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
三、包产到户引发的大讨论
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正式下达，其中虽然说“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管理方式，农村政策被逐步放宽，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生产责任制在六安由点到面地推行开来。而包产到户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方式之一，在六安地区由争论渐渐转变为认同。
1.六安地委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正确认识与推广。六安地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由来已久。在1979年初，六安各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主要分为联系产量和不联系产量两种。
联系产量的形式主要有“以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记工”，以及在少数偏远地方实行的“定产到田、责任到户”的。多数生产队实行了“一组四定加奖励”的办法，即生产地对作业组实行定生产资料、定产量、定工分、定费用，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少数实行以产记工，如霍邱县吴阳公社，规定作业组向队交一斤粮记一分工，经济作物交一角钱记一分工。在偏远山区如金寨县长岭公社河湾生产队有21户、80多亩土地，有两户社员在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离山下7里多路，在实行“一组四定”时，这两户附近的10多亩耕地就实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户”。
不联系产量的形式仍实行“定额记工”，但趋势是划分更小的作业组和临时作业组，对产量的验收也更加严格，反映了群众打破农业生产“大锅饭”的强烈要求。有的生产队成立了常年固定的作业组，队对组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由队严格检查验收；有的队成立临时作业组，实行小段包工、季节包工。如金寨县梅山镇新河大队民校生产队32户，分成了19个作业组，固定田块，负责小麦的播种和管理。在收割前对小麦的产量进行检查评产，亩产400斤为一类，加20%工分；350斤为二类，得本分工分；300斤为三类，扣10%工分。有的定额到田，责任到人。如霍邱县临淮公社花园大队严南生产队，下设四个作业组，1978年种100亩棉花，全过程包工到人，摘棉由组统一，开摘前由队验收，种管好的多得工分，差的少得工分。对获得工分实行差异化的管理和评定，增加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六安地委认为，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只要坚持了“五统一”（即统一领导，统一种植计划，统一支配生产资料，统一制定劳动定额和规章制度，统一分配产品和现金），就不违背社会主义的生产性质；把生产队的集体收益与社员个人所得更加紧密联系起来，确实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适合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农业生产现状的客观要求。
大量事实亦充分印证。如六安县祝墩公社红桥大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坚持六年，面貌大变。1977年粮食总产207万斤，人均收入119元，比1972年分别增长34.4%和32%；储备粮100万斤，比72年增长21.7倍。1978年抗旱仍产粮202万斤，交售国家35万斤，人均收入121元。全大队农业机械有大小拖拉机7部、柴油机2部、电动机7部，固定资产总值27.8万元，每队近4万元，社队集体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而有的地方实行过生产责任制，后来取消了，生产就有所下降。如霍邱县五四公社桥口大队仓房生产队，1974年实行定产到组，粮食总量由1973年的15.7万斤增加到21.5万斤，增产37%，人均口粮由440斤增加到550斤。1975年取消了这种办法，产量下降到18.2万斤，人均口粮为480斤。1977年恢复定产到组，总产上升到20.38万斤，人均口粮520斤。
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在调动社员积极性、提高工效方面也起到了显著效果。如肥西县官亭公社邓大郢生产队，1978年秋种未划组前，每天种5亩，全是撒播，未下肥，只种了70亩小麦；划组后，每天种10亩，全是点播和条播，除施农家肥2000斤外，还施磷肥4000斤，饼肥1500斤，全队共种250亩小麦，比前一年扩大近3倍。霍邱县五一公社76岁的老贫农赵怀新说，搞了四定一奖，队里管事的多了，社员干劲大了，庄稼长的好了，滑头的挤住了，农业上大有希望了。
实行生产责任制，大旱之年能增产。78年，有不少定产到组的生产队，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干旱，大灾之年还能增产，没有实行这种办法的，收成差多了。如六安县孙岗区78年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133个生产队，增产的就有113个生产队，占81%；没有实行的462个生产队，增产的只有201个生产队，占43%。霍邱县大顾店公社大庄生产队，77年定产到组，78年粮食总产32.6万斤，比77年增长165%，社员口粮由480斤增加到780斤，人均收入由50元增加到81元。
六安地委还认识到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认识不清。有的人认为责任制和责任田只一字之差，是不是复辟搞单干；有的想搞又怕犯错误，形成分队，破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有些地方干群认识不一，众说纷纭，“公社干部拿不准，大队干部心不定，社员群众有舆论”。二是领导不够。特别是有一些公社干部，怕这怕那，等待观望，放任自流。如六安戚桥公社干部对队干部说，“定产到组，要干你们干，我们不参加意见”。三是制度不完善。有少数作业组划的太小，有的产量定的偏低，有的奖赔太多，甚至认为“只有全奖赔实物，才有积极性”；还有的地方明分组、暗分队。四是工作不细。如队与组没有签订合同，没有统一的定额和制度，导致有的队组干部职责不明，甚至认为“这下子队干部没有什么责任了”。还有个别地方对无劳动力的困难户安排的不够好[ ]。
对于落实生产责任制较好的典型，六安地委则要求在全地区范围内予以推广，并要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搞好执行。如霍山三尖铺公社82个生产队，有72个生产队划分了172个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作业组，其余10个队实行季节包工，生产搞得又快又好，社员干劲很大。地委要求各地，一是要迅速建立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作业组，但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一刀切。对定产到组之后出现的一些新矛盾，如怎样合理定产，如何统一使用耕牛、大农具、机械、水源等问题，让社员充分协商，本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在生产队一级妥善加以解决；要把产量、工分、费用定到组，订好“一年早知道”，签订好队与组的“四定一奖”合同。二是生产队规模。有些生产队规模确实过大，不利于生产，不便于领导，群众有意见，确需调整的生产队经过县委批准，予以调整；对规模不大，但因为领导力量弱的、或因宗族、宗派问题而闹分队的，要加强领导，做好工作，并明确表态，不能分队，以安定人心，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山区居住特别分散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到人，超奖减赔。三是搞好借地度荒。在土地较多、水源缺乏、集体抢种有困难的地方，可适当借给社员种植春作物（如春山芋），借地的幅度要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一般以人均二分到二分半为宜。要大力提倡田埂种豆，集体种植归集体所有，集体种植不了的可以合理划分给社员种植，谁种谁有。四是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划一点荒山、荒地给社员发展畜牧业，增加社员收入[ ]。
在贯彻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六安地区对包产到户、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等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如三十铺公社长岗大队经过一年的摸索和实践，对实行五定、坚持五统一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如在定田块方面，就规定不搞绝对平均，避免把田地划得支离破碎；把定田地的时间暂定为三年左右，以利于种田养田的延续性；规定不准在承包的土地上盖房和扩大宅基地，更不许转让、出租、买卖和雇工剥削[ ]。
2.六安地委关于包产到户的第一次大讨论。包产到户从根本上说，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比起定产到组等形式有着更大的优越性，更能调动群众劳动的积极性。但是在1979年，山南等地的包产到户却在六安地区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封封关于山南的来信飞向肥西县委、六安地委和安徽省委，状告山南大刮“单干”歪风，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而就在这时，肥西县委遇到了由山南包产到户派生出来的许多棘手问题，如为争水而进行械斗，为抢种而只使不养累死耕牛，为自家利益损坏集体的大型农具等等。社会上反对“单干”的人们便以此攻击山南，六安地委与各县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出现分歧，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1979年8月18日，中共六安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传达省委负责同志万里、王光宇在会上的讲话，讨论地委《关于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初稿）》。大家特别注意到万里同志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论是包产到组，还是包产到户，还是大队核算，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我都赞成”。
会上，对于包产到户的态度，大家各抒己见。肥西和霍山县委的同志是积极支持。肥西县委书记李尚德首先介绍了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情况，当时省委支持山南搞包产到户试点，肥西全县有2600多个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7.1%。李尚德说，包产到户的户子中，有80%能增产，15%保产，5%的减产。肥西县委原来也不同意搞，要坚决“纠正”，但阻力太大，后来就决定积极引导，对包产到户的队“约法十章”加强管理。
霍山县委书记黄森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区、社干部的反映，认为包产到户确实能够增产。当时，霍山县除深山区的单门独户根据中央文件可以搞包产到户外，县委还积极谨慎地研究了三种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特殊情况。第一种，个别长期落后，生产、生活靠国家支援，短期内改变不了落后面貌的生产队，经县委批准，允许包产到户；第二种，个别尖头、滑头的社员，划组时其他社员坚决不要的，经公社党委批准，允许他包产到户；第三种，旱粮可以包产到户，因为霍山山区旱地零星分散，包产到户好处多。
而霍邱、寿县等地负责同志则对包产到户持观望和不支持的态度。霍邱县的同志说：“中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但省委在山南搞试验，搞得我们不好办。县里说要听中央的，但下面群众说，省里能试，我们为什么不试？”同时还指出了山南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20%的五保四属户怎么办？第二，耕牛、农具的折旧费和积累能够提上来吗？第三，多余劳力的出路怎么办？不可能搞工副业，只能走上帮工的道路。
寿县的同志认为，1979年午季农业虽然增产了，但不能完全归功于责任制。因为在六安地区7个县中，舒城县的责任制搞的最少，但农业形势最好。认为只要领导班子强的，不管搞什么办法都能增产。他虽然肯定了责任制工效高、质量好，但认为在统一计划、统一用水、科学种田、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还是集体好，集体经济具有优越性，坚决不能搞包产到户、口粮田、借地等行为。
地委副书记史元生认为，万里的意思并不是提倡包产到户，而是只要能“三增”（增产、增收、增贡献），大队核算能搞好也赞成，关键是有没有本事搞好。
随后的讨论更加深入。霍山县委书记黄森提出要方向还是要产量的问题。他举例，霍山县高佛庵生产队，社员长期缺衣少被，生活靠回销，生产靠贷款。1979年3月搞包产到户后，生产面貌大变，不仅不吃回销粮，不要贷款了，还可以向国家做贡献。方向与增产，干部要方向，社员要产量，干部容易得红眼病（指社员超产奖励多了就眼红），社员容易得传染病（指一处搞包产到户其他地方也要搞），但包产到户能促进生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赞成搞包产到户试验几年。
地委书记徐士奇同志发言指出：“我们是不是就黄森同志讲的这个具体的生产队来讨论呢？能不能说这个队过去生产靠贷款、吃粮靠回销是社会主义，而现在搞包产到户，不靠贷款、回销，还向国家做贡献就是资本主义呢？我们怎样理解走群众路线、从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出发呢？怎么理解列宁说的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呢？社会主义是搞按劳分配还是搞平均主义呢？怎样做到既有原则性，又要有某些方面的灵活性？增产是根本，不增产一切都是空话。不讲包产到户，能不能讲责任到人呢？”徐士奇的本意是想引导大家讨论，但他发言时情绪机动，倾向性明显。他发言后，再也没有别人发言了，争论就这样结束了[ ]。
从这次争论可以看出，六安地委以及有的县负责同志对包产到户是持有积极的态度的，与省委万里同志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认为只要是可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为国家多做贡献都是可以试着干的。
3.包产到户逐渐成为加快农业发展的共识。1979年10月月，万里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十一届四中全会不准搞包产到户，肥西县不要因此受到影响，还要走群众路线，干两三年再说”，“大队核算搞的好的，要很好地总结，报纸要报道……不要搞一刀切，要实事求是，只要增产就是好办法。肥西县群众愿意搞包产到户也可以”[ ]。六安地区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还在持续，但争论的趋势与导向已发生转变，逐渐形成可以搞包产到户的共识。
11月26日，六安地委召开劳动致富规划试点汇报会。会议原定是总结交流各县搞劳动致富规划试点的经验，但议题很快发生了转变，又回到了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上。
原来，在1979年秋种季节，六安地区各县由于受肥西影响，群众普遍要求搞包产到户，干部不准搞，与群众顶牛，群众用罢耕、罢种来反抗，全区秋种进度缓慢。六安地委决定不强扭，对说服不了的，要求加强领导，不能放任不管，并电报请示了省委同意。对于万里同志的讲话和六安地委电报请示的精神，除肥西和霍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支持外，其他县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抵触，而这次汇报会谈着谈着就谈到了敏感的包产到户问题上去了。
霍邱的同志开了第一炮，“现在农村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在场的众人笑）。包产到户在周集全区蔓延，孟集也在冒烟，这样搞下去，耕牛将累死一半。我们的态度是宣传四中全会决定，走集体化道路，不赞成搞分田单干。”寿县的同志接着说，“我们也受肥西县的影响，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民要求搞包产到户。三觉区的社员说，肥西干不犯法，我们干你能把我逮起来？你县委能比省委的嘴大？搞得区、社都在埋怨。”
这时，地委书记徐士奇介绍了省委副书记王光宇对地委电报的三点指示意见：第一，同意地委的电报精神；第二，一定要加强领导，坚持队为基础，坚持统一核算；第三，三包不明确，要搞五定，定工、定产、定征购、定积累、定费用。
肥西县的负责同志说全县有7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不能强扭，也扭不过来，主张因势利导，搞完善。六安行署分管农业的副专员胡泉谈了他在霍邱、金寨两县调查的看法，认为包产到户已是大势所趋。他说，要让群众去讨论，不要怕，只要能增产，就没什么可怕的。有两条基本原则要掌握，一条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另一条就是广大群众的愿望。但是，霍邱、寿县、金寨、舒城、六安等县的领导同志在以后的发言中，还是坚持按四中全会文件办的意见。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得难解难分[ ]。
11月29日下午，会议安排了一个使人惊讶的议题：请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茂林介绍山南区包产到户情况。地委的原意主要是请山南区介绍完善包产到户、搞五统一经验的，但汤茂林在会上开宗明义，直接讲起包产到户的六大好处。一是生产发展了。全区粮食总产可达11590万斤，比去年增产3190万斤，增伤37.7%，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6年增产807万斤。1至10月份的社队企业总产值65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6%。二是社员收入普遍增加。全区人均纯收入110.6元（社队企业未列入），比去年增收37.6元，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6年增收26.6元。90%以上的农户增产增收。原来最担心的“五保四属”户子问题，通过调查，他们绝大多数也增产增收。三是集体经济壮大了。往年分配留这留那，只是留在纸上，比如最好的1976年，账面上有储备粮160万斤，实际只有26.7万斤。今年按新60条进行分配试算，可以提公共积累74.5万元，储备粮258.4万斤，大大超过往年。四是对国家的贡献增加了。全区粮食征购任务2428万斤，已入库2784万斤，预计全年可入库4000万斤，比去年增加1900万斤，比入库量最高的1976年多卖967万斤。目前粮站愁收粮没处放，对社员超售的只好凭票限制。五是整个经济活跃了。全区商品零售总额，社员存款都大幅度增长，盖新房、添家具的增多。六是干群不扭着干，关系更密切了。
汤的介绍，使与会人员受到了很大震动。有的同志一听，我们搞的那个三年“纸上发财”计划，人家山南一年就实现了。史元生说，我开始不主张包产到户，但秋后到各地看看，发现包产到户确实能增产。现在，全区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一年忙到头成了缺粮户、超支户，这样的社会主义不热心。不是说非要搞包产到户不可，而是我们没有好办法。现在要么压制群众，和群众对立，但已经压不住了，到了不干也得干的时候，你不准他干他自己干，你不承认他自己承认，搞成四不像，问题更大；要么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加强领导，搞好五定和五统一。我看，只要搞好统一分配，他就是责任制，与分田单干有区别，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就是前进。地委农办主任邹立汉同志说到，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安徽的责任田和山南的实践都说明包产到户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将来如果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我们就再学习。
由于整个讨论摆事实，讲道理，使到会多数人开始校正自己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基本上统一了以下三点认识：一、不能与群众顶牛。已干的，不能强扭；强烈要求干的，不能硬压；一切要以群众的意愿和觉悟程度出发。二，只要搞了五统一，特别是统一核算分配，包产到户就是一种生产责任制，与分田单干有严格区别。三，决不能放任自流。不能滑到分田单干的道路上去。与其让农民暗干，不如让他们明搞。对已搞的，要承认它，领导它，完善它，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上述三点认识是很不容易的。实践也证明，这次会议是六安地区推行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一大转折。这次会议以后，除舒城县对包产到户抵制一年外，其他县都很快放开了。
四、走在安徽农村改革开放的前列
六安地区两次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大讨论，使得全区干群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在六安地委的支持下，包产到户在全地区广泛推行开来。到1979年底，全区已有80%的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其中实行包产到户的有7491个生产队，占总队数的16.8%，成为全省包产到户的最多地区[ ]。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实行，使粮食大幅增产，一大批贫穷的生产队一年翻身，还有不少一季就翻身。长期使人们焦虑的农业生产，在很短时间里蓬勃发展起来。六安县三十铺公社10个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生产与1978年相比，粮食增产77.8%，人均分配收入125.3元，增长1.3倍，大大超过了这个区粮食增产3.6%，人均分配收入70.9元、增长20%的水平。
1980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肯定了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并要求及时总结推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六安地委根据省委精神和农民的强烈要求，积极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随后，又开展了包干到户的试点，并逐步推广。全区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迅速发展到了40%以上。1980年午季，“双包”的生产队粮油取得了丰产丰收，双包到户的吸引力更大了。11月，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75号文件下达，包产到户的办法得到中央文件的肯定。全区各级党委层层传达贯彻，包到户的安心了，未包的更大胆了。到1980年底，六安全区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54221个，占90%，其中包干到户39709个，占73.2%[ ]。
在推广“双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六安地委组织了四级干部7000多人，帮助社队抓好完善工作。从1981年开始，经过两年的时间验证，包干到户最为农民所欢迎。他们说，包产到户是间接的联产，拐弯的分配，不如包干到户直接简便，只要按合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就行。六安地区的包干到户比例逐年增多，由1981年的79.6%到1985年全区全部实行了包干到户联产责任制。（ 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苏明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