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莱芜敌我斗争形势进入极端艰苦阶段
一九四一年敌人对莱芜加紧侵略,残酷镇压,日寇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的蚕食和分割。口镇的敌人,又在枣园和上水河安设外围据点,准备长期统治莱芜人民。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整个欧洲燃起了战争的烽火。同年十二月日寇又掀起了太平洋战争。日寇为了把中国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便进行残酷的蚕食、清剿和扫荡,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和消灭抗日有生力量。莱芜处在济南的肘腋之内,是鲁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支点之一,给敌人的威胁颇大,敌人视为心腹大患，因此,日寇对莱芜地区的扫荡就更加频繁和残酷,这样就使莱芜的斗争形势,转入到一个严重的困难阶段。
敌人对抗日根据地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敌人为了消灭抗日有生力量,经常的对根据地出击、扫荡,在战术上有连环合围、网状包剿、轮番扫荡、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清剿、拂晓包围、远距离奔袭等,而且出没无常,行动诡秘,因而莱芜抗日军民,曾遭受一些严重损失。这一时期,敌人的活动极为猖狂。最主要的是一九四一年春,五万敌人由沂蒙大扫荡结束,拉网到莱芜茶叶口区,山东省青年团负责人钟孝培同志在峪门庄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几人。九月,敌人以万人兵力,集中在雪野以北地区,用清剿的办法,连续扫荡了3天,除奸淫掳掠外,连群众的鸡鸭粮食种子都抢光,给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年秋,莱城敌人用拂晓包围的办法,在小漫子庄,包围了莱东县委和行署机关,幸应付得法,得以安全转移,无大损失。十月,敌人又采用了分进合击的办法,扫荡西北山区,合击的中心是黑龙潭一带,并有两架飞机助战,由于敌人追击，迫使我连队一李指导员坠崖牺牲,由于崖子险恶,犹如削壁,不仅坠崖后人跌的粉身碎骨,而且匣子枪也摔碎了,状极凄惨。十一月,敌人又以万余精锐部队,分进合击我泰山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后,我方损失颇大。这次战斗中,我被伤、俘和牺牲的有石新团长以下共200余人,特别是我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同志,在与敌人顽强搏斗中与警卫员同时牺牲于吉山村东南山下,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就是有名的吉山战斗。莱芜人民为了悼念汪洋等同志的壮烈牺牲,特在吉山村西南修建了烈士祠,取名“汪洋台”。
敌人在扫荡中,实行“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敌人每次到根据地，特别是在有我工作基础的地方扫荡,都是放火、杀人、抢东西,火烧最惨的计有王石门场、三腰关、茶叶口、常庄、文字现、和庄、普通、周家庄子、杨家横等村庄,这些村庄都被烧得片瓦无存,无一家幸免,群众的粮食、财物都烧得化为灰烬,老弱妇孺逃避不及的都被烧死杀害,惨不忍睹。敌人还见人就捉,把青壮年捉去,送东北抚顺、鞍山等地当劳工,李力修同志就是在吉山战斗被俘送去东北当劳工的一个。对稍有疑点的群众,即诬以通匪通八路罪,格杀勿论,有的用皮鞭打死或用洋狗咬死。对群众的财物,无不劫掠一空,抢粮、抢衣、牵耕牛、赶羊群、毁农具,甚至连群众的小鸡都抓。如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在雪野北部山区大扫荡中,大部村子的牛羊、粮食全部抢光。敌人的疯狂扫荡,严重地破坏了莱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敌人对占领区,主要是巩固实行法西斯统治,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这一期间先后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恐怖政策,强化敌伪区乡政权,建立保甲长,厉行保甲制度,实行血腥统治。严密身份证明书,限制人民自由行动,出入必须报告,行动没有自由,建立清乡队,随时进行清乡,检查户口,实行连环保甲制,一家有事,多户受株连,遍布情报网，加强特务活动,威胁抗日家属,侦查抗日活动,强迫办理自首,暗杀抗日分子。这一时期,一些无辜良民,以“莫须有”罪名，诬以通匪而被捕被杀,有的善良人民,因与抗日人员有一般亲戚、同学、同乡关系受到牵连的也不在少数。敌人为了威胁抗日人员,在一个时期内,还采取捕家属作人质的办法,来威胁抗日人员投降自首,当时县委、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的家属,如刘夏峰、刘舜卿、李元贞、李元荣、周美光等同志的家属,被扣押在雪野、寨里两据点内,均达三个月之久。由于敌人统治森严,到敌区活动的工作同志被打死的也不在少数。县敌工部工作人员张同志(兰沟崖人)通过敌伪关系,到口镇据点内进行工作,被敌人警宪特务发觉,即被打死在街上,敌人的凶恶、残忍，达到了极点。由于敌人的法西斯统治,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端恐怖,两人不得并肩行进,群众不得切切私语,黄昏后街头即断绝来往行人,前后近邻老死不相往来。上述这些都说明：敌人对莱芜人民施行法西斯统治,企图巩固其占领区。
敌人对游击区,主要是蚕食,实行恐怖政策,到处安设据点,推行其碉堡政策,先在主要交通干线的集镇安设据点,由敌军和伪军混合防守,然后再逐步伸长到交通支线安设据点,驻有伪军防守。如在口镇、鲁西、寨里等大集镇安下了据点后,就逐步在支线上安设据点,并在大据点的周围安设卫星据点,如口镇据点修好后,即在上水河、枣园、青石桥、山口安设了卫星据点,各据点之间还修了若干的岗楼碉堡,驻有伪区中队和自卫团看守,据点碉堡星罗棋布衔尾相望,火力相接,在密集的据点碉堡处两个据点打枪完全可以打交,两个碉堡有人说话完全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泰莱公路以北、章莱以西地区,不到全县三分之一。即有大小据点三十六个(计有莱城、口镇、雪野、上游、鲁西、寨里、马家庙、辛庄、嘶马河、山子后、芹村、山头店、上水河、青石桥、山口、仪封、水北、枯河、猪石槽、丁家屋子、大王庄、小埠头、张里、陈家楼、杨庄、何家官庄、兰沟崖、辛兴、王大下、刘大下、方下、高家洼、三教堂、刘家陈村、许家洼等)，岗楼碉堡更不计其数。这样就容易实行分进合击和控制抗日军民的活动。此外,敌人为了置我军民于死地,还挖了封锁沟和遮断墙,泰莱公路北侧的封锁沟,长达一百二十华里,沟深七尺,宽八尺,土高一丈,章莱、博莱公路以北山区修的遮断墙,西北从娘娘庙村起东南到草庙头村止,长达八十余华里,蜿蜒若长城,大大限制了我抗日军民的活动。 敌人每占领一个村镇,安设一个据点,即在据点附近,推行伪化政策,建立伪区乡政权,扩大伪军组织和建立其它的统治机构,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在经济上实行掠夺,除按地亩负担较重的粮款捐税外,还在扫荡中大肆进行掠夺和抢粮。在军事上采用小部队突然袭击、拂晓包围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县区机关和县区武装,致使抗日军民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一九四一年冬,敌人有计划有组织的对泰莱边地区,恶毒地推行其蚕食政策。敌人一方面集中一部分优势兵力，以猪石槽庄为中心,连续反复扫荡了一个月之久,并以猪石槽为据点,烧杀掠夺,捕人抢粮,严重打击了抗日军民的情绪,并利用扫荡的余威,推行伪化,建立伪政权,到处散发条子,要款要粮,以致全县曾一度伪化,所有村庄均指定专人准备应付敌人，并纷纷资敌,给敌人送东西,人民的抗日信心动摇,群众情绪低落。另一方面敌人又施展其政治阴谋,对县长公开悬赏缉捕。对干部实行政治劝降,并施放烟幕对来降者确保生命安全,如愿继续工作者可以升官加职,如不愿工作,可准予回家团聚。以致某些不坚定分子和民族败类,经不起考验,有的投降,有的妥协,甚至有的以假被捕的办法,来掩护其投敌妥协丑态。这一时期,计正副区长和县科长级以上干部投敌妥协的共有十一人,区长中只剩了雪野区区长韩迪生和寨里区区长张贯中两同志,始终在顽强的坚持斗争。此外，敌人在泰莱边蚕食过程中,还威胁强迫自首,不论党员和工农青妇都要花钱、悔过、取保、办理自首手续,群众在敌人的威力震慑下,都纷纷自首了,这对我们党和群众组织是个极大的破坏。泰莱边蚕食,这在莱芜人民抗战历史上,是一件严重的事件,同时也使我们吸取了有益的教训。
敌人为了早日结束侵华战争,一方面积极地打击和消灭抗日有生力量,对抗日军民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实行了软硬兼施,诱降和压力相结合的政策,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紧张,一些国民党部队,经不住敌人的压力,背叛了民族利益,反转身来投降了敌人,并与敌人手携手的共同对付莱芜的抗日军民。如驻在莱芜东部的新四师吴化文部队,一变而成了敌人爪牙,也有的一些地主武装,在抗战初期,是倾向抗日的,但形势稍有变化,即摇身一变而背叛了人民,倾向了敌人。如在莱芜东部的中央道(也叫九旅)和在西部的硬拳道(也叫红会),他们在抗战初期,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是打着抗日保家的牌子而组织起来的地主武裝,当形势一变,他们就摇身一变而投降了敌人，忠实地当了敌人走狗。硬拳道驻守在鲁西、西牛王泉和何家官庄一带,控制了莱芜广大平原。中央道驻守在三山、徐家店、苗山、口镇一带,控制了莱芜东部广大地区。他们都是敌人的忠实爪牙,坚决地与莱芜抗日军民为敌,经常地配合敌人出动清剿和扫荡。他们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见人就捉,见东西就抢,见耕牛就赶,见房子就烧,亓家官庄的房子就是硬拳道放火烧的,圣井庄毕树德同志就是被硬拳道首领亓象德捉去杀害的。他们对抗日家属更加凶狠,烧的烧,拿的拿,抢的抢,砸的砸,无所不用其极。伪九旅除在口镇与硬拳道一样的烧杀掠夺外,并利用口镇大士绅宁子彬以伪善的面孔办理党员自首,因而一时自首,妥协的很多,严重破坏了莱芜党组织。这时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队鉴于敌人对他施加压力,为了保存力量进行反共,也投降了敌人,除在临朐制造无人区外,另一大部开入了莱芜东部,进驻徐家店、苗山、普通、和庄、见马庄一带,控制了莱芜东部,经常配合敌人出击围剿八路军和抗日军民,由于上述伪军,本地人多,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因而对我们的危害也最大。同时国民党莱芜县党部书记长兼县长刘伯戈率领所属武装和工作人员,乘机渗入到伪军据点中去,在伪军掩护下进行活动。由于刘伯戈是我党的叛徒,反共更加坚决,他们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破坏党的组织,打杀抗日工作人员,逮捕抗日家属,并采用特务手段活埋我抗日干部。方下区分区委书记亓英同志就是被国民党特务捉去,用麻袋裹住,活埋在刘封邱庄家北河滩里而惨遭杀害的。总之这一时期,敌我斗争形势更加尖锐紧张,也由于蒋敌伪合流后,斗争更加复杂,构成了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势,形势更加恶化,而且日趋严重。
2、险恶的斗争形势,给莱芜抗日军民带来严重困难。
蒋敌伪合流后,斗争更加复杂,更加犬牙交错,莱芜抗日军民的处境,陷入极端困难的地步。当时的情况是:
部队机关活动困难:由于敌人的蚕食、分割、伪化,敌占区、游击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人把我们压缩到由李家庄到石屋这一条山沟里来,在最严重的时候,全县没有一个村子不资敌的,当时县级机关和部队公开活动的地区,不到十几个村庄,大王庄、垛庄子、上游庄三个据点的敌人发炮就打交了,“东西一线长,南北一弹穿”,这是当时莱芜军民对活动地区狭窄的一种写照。当严重的时候,几乎是天天有情报,天天在打仗,甚至一夜数次情报,几度转移,一般是黄昏、半夜、拂晓转移三次,当时赖以生存的条件,就是依靠群众和侦察的情报,稍一不慎,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生活补给困难:由于地区缩小,公粮征收量大减,虽然定量每人是二斤半粮食,实际相差很远,在困难的时候,吃了这顿没那顿,有时一天连一顿也吃不上,吃不饱是经常现象,有时摘树叶、挖野菜吃。衣服、鞋子也极为困难,有时下雪了没有棉衣、棉被,鞋子也供应不上,有的鞋子穿的前边露着脚指,后边露着脚后跟,津贴每人一月一元,如按月发给,也不够买烟叶吸的,有时还发不到。子弹最缺的时候,每人只是一二粒，并规定不准乱打乱用,补充的来源,仅是从敌区通过关系买一点,为了避免暴露子弹奇缺,子弹袋多用高粱秸秆来伪装。医药条件更差,没有后方和相应的医疗机关,一有伤员病号, 即无法安置,有的伤员病号,只好化装到敌、游区,放在群众家里去掩护治疗，张云峰同志是位老党员,由于身体不好,党决定他在西峪抗日完全小学担任教员,他就是因为医药条件不好而病死的。
群众的生产严重下降: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的蚕食、扫荡、奸淫烧杀、掠夺破坏，耕牛被赶光,农具被砸毁,粮食、种子被抢光,一部分有血性的青壮年都参军参战了,另有的青壮年,经受不住敌人的威胁,成月在逃难,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劳动力和畜力,又没有种子、口粮和农具,加以肥料奇缺,严重影响群众生产情绪,以致耕作粗糙,播种失时,甚至抢耕抢种不上,荒地到处皆是,即或抢种上的土地,在收割时,也多被敌人抢去,严重的影响了粮食生产。
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由于生产下降和敌人的掠夺破坏,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广大群众衣不蔽体,食不饱腹,有的两口人合穿一条裤子,有的一个星期肚子不进一粒粮食,加以人民长期逃难,饱经风霜,饱经惊吓,吓死的、病死的很多,加以医药条件受限制,人民的死亡率激增,特别是一九四三年春荒,是菜芜人民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次大灾荒,其严重程度,是用口笔难以形容的。由于粮食奇缺,群众所用的代用品,都是牲畜所没有吃过的,计当时用的代用品有草根、树皮、野菜、树叶、地瓜秧、花生叶、屋烂草、玉米核以及高粱秆、小麦秸等。有吃了咽不下去噎死的,有吃了大便不下来而死的,有的用几斤粮食就可以买到一个小孩,有的为了几块钱就出卖儿女,有的饿得不能起床,有的饿得生黄肿病,广大群众枯瘦如柴，四肢无力,人民的发病率激增,儿童的死亡率加多。这一时期,全县因春荒而病死、饿死的在五千人以上,据当时的调查只南、北白座峪、邢家峪每村饿死的人都不下三四十人,这不但严重的影响到农业生产,而且抗日情绪也变得极度低落。
3、我们的对策 ：这一时期,由于敌强我弱,斗争形势发生了严重变化。新的形势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新的对敌斗争方针和政策。这时莱芜的党组织,根据地委指示,正确地分析了斗争形势，采取了依靠群众,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斗争的新方针。在战略上暂时采取守势,在战术上更加机动灵活,在斗争方式上,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具体对策是：
重新划界分县而治。一九四一年春,鉴于形势的严重发展,地区被蚕食分割,交通受阻，指挥不便。为便于对敌斗争,在上级党的指示下,决定莱芜分县而治,根据莱芜地理条件划分三个县,泰莱公路以北,章莱公路以西地区,以西北山区为依托划为莱北县,汶河以南和新泰北部,以莲花山为依托,划为新甫县,博莱公路两侧地区以常文为中心划为莱东县,这样便于利用敌人的边缘结合部进行活动,有利于对敌斗争。县以下的区也将大区划分小区,每区人口3万到5万,这样便于深入工作,联系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划县划区后的实践证明,指挥灵活行动方便,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而把3个县的总的斗争方向指向莱城,使莱城敌人形成了一个被包围的态势。
实行精兵简政安置老弱。一九四一年冬,为了使机关、部队适应斗争形势,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精兵简政,安置老弱,裁减冗员,减少吃粮人数,对老弱进行了妥善安置,对冗员进行了裁汰着其回家生产。有的通过关系到敌区担任伪乡村政权工作,有的直接派遣到伪军中去工作,有的到敌区当小学教员作点线工作。经过这一政策的实施,使部队机关更加精干,更加战斗化,更加适应斗争形势。而被精简的干部和战士下去后,又为开展敌区工作创造了条件,在以后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取消机关形式分散活动。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要求,改变大部队活动方式,强调分散活动,强调短小精干,机关部队都以武工队形式组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强调以班、组、小队为活动单位,加强骨干领导,定期分散，定期集合,并布置若干点线,以利联络。为了统一力量加强对敌斗争, 县大队、公安局武装和短枪队以及县敌工部的武工队,都统一组织起来,分头活动执行共同任务,机动灵活加强了对敌斗争。
依靠群众安置伤兵员插存物资。由于形势恶化,活动地区狭小,无巩固后方,为了保存力量,对伤兵员进行疏散：有的疏散到我们常活动的山村里,有的利用社会关系送到敌占区去掩护,群众竟当作自己的儿女去护理治疗。一些枪枝、子弹、粮食、文件等物资,均通过群众在山区里挖地洞砌石屋分散插存,群众都比自己的东西还爱护和关心,长时间以来,没有损失、霉烂,也没有被敌人破坏和利用。
在敌区建立个人据点和白皮红色的根据地。为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保存抗日有生力量,党号召每个干部利用亲戚、同学、社会关系找到三个隐蔽点,一个被破坏,再到另外的隐蔽点去掩护,并准备下假姓代名和在被捕俘后用的口供,以便在万一时应付敌人和敌人作斗争,这个办法,对掩护抗日工作人员开展活动发挥了良好作用。此外我们还选择了支部领导较强和有群众工作基础的陶家陈村,建立了白皮红色的隐蔽根据地，这村的特点没有汉奸,伪政权完全被我们掌握,参加抗战的多,军工属多,群众工作有基础,全村七百多户,家家户户都有地洞掩护工作人员,一遇敌人扫荡,就可以疏散一部分工作人员到该村隐蔽,到敌区活动的工作人员和小型武装,就以该村作为跳板, 或是当夜活动结束之后,就回到该村落脚吃饭休息,该村距刘家陈村、许家洼敌据点均不到3里,敌人明明知道该村有插入的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但是却无可奈何。有一次敌人到该村扫荡,在一家胥老伯伯家，敌人明明知道他家有隐蔽的抗日工作人员,经反复搜索,未获踪影,敌人即对胥老伯伯进行毒打拷问,由于胥老伯伯坚贞不屈，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始终未吐露真情,敌人无可奈何,终于安全掩护了我抗日工作人员。该村就这样的一直坚持了数年,因此陶家陈村的全村人民,在抗日战争形势严重恶化期间,对于掩护抗日工作人员,保存抗日有生力量,做出了比较卓越的贡献。
开展了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敌人每次扫荡,我们都根据情报分析判断,采取对策。一般的是机关分散,小部队活动,机动灵活转移,寻机打击敌人。一九四一年秋敌人扫荡独路一带,我们得息后即迅速转移,行军至店子峪岭，即与另一路敌人遭遇,双方接触几分钟后,我伤亡三人,即迅速转移,未受重大损失。同年秋我部队机关住张埠、宋埠,敌人即调动了几个据点的兵力,迅速出击,我夜半闻信后,当即迅速转移,这时已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中,行军至纸坊村西,听有马蹄声,蹲下仔细一看,在二十步以外的去处发现敌人,原来是寨里的敌人从北路向合击圈进发,等我卧地蜷伏了二十几分钟敌人过去后,才又转移到安全地带,等拂晓敌人合击时,我们早已转移出去了,结果敌人扑空，我无损失。一九四二年春,口镇、山口、雪野、大王庄敌人,拂晓分数路合击我县级机关驻地红岭子村,当发现敌情时,敌人已包围了三面,并发现南面也有敌人,这时即决定由独立营营长曲凯庆同志率一个连坚决将南路敌人击退,打开缺口掩护机关突围,由于南路敌人力量薄弱,结果部队一打敌人便退了,从而掩护了县级机关的安全转移,未受损失。
开展了蚕食与反蚕食,自首与反自首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冬,敌人为了摧毁我抗日根据地,驱逐我抗日军民退出莱芜,敌人以泰莱边猪石槽子据点为中心进行一个多月的清剿和扫荡。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以反蚕食、反清剿、反自首为中心的对敌斗争,以县大队为主,组织区中队,围困据点,袭扰敌人,打击出动蚕食的敌人,游击小组昼夜坚持山头,打麻雀战,袭扰敌人。组织并派遣公安队和武工队短小精悍的武装,分散在敌据点附近和重要路口,积极进行活动,主要是捕汉奸,捉特务,截获资敌物资。在敌人蚕食最猖狂时期,我们采取了“枪打出头鸟”的办法,对于忠实敌人的汉奸、伪公人员,坚决予以打杀。对于一般应付敌人的伪公人员,采取拘捕教育的办法,这样就镇压了敌特活动,大大打击了投降空气的抬头。敌人占领猪石槽庄后,施展其政治阴谋,通过伪乡、村长,强迫党员和群众自首,并多方进行威胁,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有计划的布置,采取用群众集体自首的办法应付了敌人,因而在香山区保存了一部分基本党组织未被破坏。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加以敌人恶毒地蚕食和频繁地扫荡,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新的斗争形势下,被迫的在战略上采取守势,斗争形势由公开的合法的转入隐蔽的秘密的地下斗争,也由于敌人实行“三光”政策,人民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群众的生活极端痛苦,投降妥协空气严重,群众抗日情绪低落,抗日力量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抗日暂时转入低潮。但是这一时期,莱芜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采取了紧密依靠群众,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斗争的方针,把抗日力量保存下来了,莱芜的党组织和政府始终是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给莱芜人民指出了明确方向,由于我们在最严重的关头坚持了斗争,这就给以后胜利地进行抗日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