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爷爷岳邦荣！纪念道旭战斗十二烈士英雄群体！_前辈

纪念爷爷岳邦荣！纪念道旭战斗十二烈士英雄群体！

——题记：古代死士待遇极高，需要掌权者跪送黄金名利。

关于我二爷爷牺牲前的战斗过程，或者说“道旭战斗七烈士”在牺牲前的战斗过程，<<滨城区档案信息网>> 上发布的一篇纪实文章《蒲滨战役》中是这样记述的：

“二排又接连发动两次冲锋，都被日军猛烈的火力阻止。在激战中，六班长任登龙和战士岳帮荣、胡明文、刘新周、刘干周、王法彦、王东盛7人壮烈牺牲。”

《蒲滨战役》这篇文章，山东省滨州党史部门编撰的两本书《滨州烽火》、《渤海烽火》中也选录了，不过《滨州烽火》一书中文章名字叫《蒲滨战役纪实》，而《渤海烽火》一书中和<<滨城区档案信息网>> 上文章的名字叫《蒲滨战役》，但内容是完全一样的。要看完整原文，诸位可以在网上到<<滨城区档案信息网>>首页“档案文化”中的“专题专栏”去搜索查找。

从上面这篇文章知道七位烈士是二排六班的，没有明确到是二连还是三连，并且上文中说“下午5时，指挥部命令四分区某部二连和三连向敌人发起强攻。”以前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就嘀咕：不是渤海军区特务营的二连和三连从玉皇堂被调往道旭支援地方部队攻坚吗？怎么这里又说是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的二连和三连呢？这一点疑问在另外一本书上完全解决了，这本书叫《滨蒲战役》。

先把先把《滨蒲战役》这本书中的有关文字粘贴在下面，再说这本书的来历：

“营首长又命令三连继续完成任务，连副率领二排冲到围子根，六班同志顺着梯子上去，梯子竖的太矮了，够不上，任连副又把梯子竖高了，六班长任登龙第一个爬上围墙，随后岳邦荣、胡明文、刘玉山，新同志刘新周、刘乾周、王法彦、王东盛七个同志也跟着他爬上去，以手榴弹向敌人投掷，敌人也以机枪手榴弹向六班打来，刘玉山同志被手榴弹衣裳着火了，从围墙上跳下来，六班长任登龙及其他几个同志在与敌人拼杀当中，光荣牺牲在围墙上。”

以前只知道我二爷爷他们七位是特务营三连的，营长是朱志明，连长是宋家烈，现在又明确了一点，即特务营三连二排六班。也不是梯子竖到了炮楼上，而是顺梯子先爬上围墙，在围墙上同鬼子交火时牺牲。

还有刘玉山，滨城党史的那篇《蒲滨战役纪实》（1995年撰写）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里提到了，却没有说他的生死，在中华英烈网上搜索，同名的那么多，有临沂的、聊城的、德州的、威海的、烟台的、淄博的，不知是哪一个。也许他没有牺牲，英烈网上根本就没有他，但愿是这样啊！真是这样的话，但愿能联系到他的后人！

从这里也知道是四位老兵；四位是新同志。

任登龙，1925年生，寿光任家下口村人，他是从寿光参军，一路打过来自然是老兵。据任登龙烈士的四弟任登文老人说，他的父亲任扬声最早参加革命，一直跟随赵寄舟，任清东独立团三连连长，1941年1月在大王镇刘家集牺牲。家里人很长时间没有任扬声烈士的消息，就叫任登龙去找，结果找到赵寄舟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赵寄舟说你回去让国民党抓住也饶不了你，于是任登龙就在赵寄舟的部队参了军。任登文老人说，他的父辈任扬声、任金声、任篪声、任世庆，以及他的族兄任登霄、任登眉、任登津、任登岸，以及侄儿任峰山，孙子任光祖，他们都是寿光任家下口村的，再加上下舟庄（也有写作夏周庄的）的魏培玉、朱永福，共同成为后来英勇善战的244团的最前身，当然也是渤海军区特务营的前身。这段历史现在只存在任登龙烈士的家族记忆中，具体发展脉络有待政府或对这方面的历史有兴趣的军史专家来捋清了。不过，毕竟都是普通士兵，级别不够，怕也不会有人会费这个力吧。不管怎么说，任登龙烈士当之无愧就是特务营最早的老兵！

我二爷爷岳邦荣，东营龙西村，生于1926年。先是秘密给八路军做事、收税，是因为要为父报仇，于42年8月参军，也能算是老兵。

胡明文是垦利拾井村人，生年不详，1942年参军，也算是老兵，当时宣传说“八路军，特务营，谁参加来谁光荣，不参加的是狗熊”，原话不一定一字不拉地如此说，但意思是这样。胡明文的堂弟胡明秀听家里老人说，胡明文是为了不当狗熊而参军的，因为当时他弟兄两个，都到了当兵的年龄，家里要有一个人去当兵，就有人去他家里动员，英雄狗熊的这么一说，小伙子血气方刚，我才不做狗熊来，把脚一跺，参军去了。

另外四位被称呼为新同志，是参军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也许他们是在别的战斗单位新近才加入特务营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作为特务营里的新同志，刚进特务营不久，就作为突击队员参与道旭战斗的冲锋强攻，也都是了不起的人！

刘新周，1923年生，广饶小官庄人，据他的孙子刘连生说，刘新周是1945年正月大参军时入伍，当时还是他母亲付大娘送子参的军，刘新周骑着大马、戴着红花，在人们欢送声中上了战场，这算是一个新兵，现在想来，作为新兵，能进入特务营，应该也不是一般人，起码你要会打枪，因为特务营的装备要比地方部队好，起码要会用，经过短暂时间的训练，1945年的正月十七是公历1945年3月1日，到1945年的6月11日，一百来天，而新兵刘新周，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经过训练，再被选进特务营，应该是各方面非常优秀才会如此。

刘乾周，1920年9月生人，广饶刘道村人，他的孙子刘吉亮说，刘乾周被日本人打伤回家养伤，结果不等伤完全养好，就坚决要归队，要找日本人复仇，是这样回了部队。想不到七个人在这次道旭战斗中一起壮烈牺牲。

刘乾周要归队，说明他以前就是在特务营，刘吉亮说，刘乾周回家养伤之前，就已经在八路军队伍里，家里人知道，但是，是秘密出去的，怕报复不能对外说。至于为什么参军，因为有八路军伤员曾在刘乾周家里的南屋里养伤，刘乾周受到影响，所以才参加了八路军，但从家里走了好几年一直没有音信，家里人认为他死在外边了，结果被鬼子打伤胳膊后回家养伤，才知道没死，家里人不让他再去部队了，结果，没等伤养好，知道了部队的消息后，就要归队，家里人拦不住，只留下一句话，大意是说鬼子打伤我，我要去饶下来（土语，意思是复仇报仇），就去找部队了，走后大约三个月，家里就得到他牺牲的消息，用骡子还是用马把他的遗体从道旭驮回来，身上的衣服因为流的血的已经干了，脱不下来，用酒湿润后才换下衣服下葬。依此来看，刘乾周是老战士了，至于为什么称他为新同志，目前实在难以弄清楚。

王东盛，即王东泉烈士，这里要说清有点麻烦，王东泉和王东生，生产的生，是兄弟二人，王东泉是老大，王东生是老二，老大王东泉参军了，网上文章里的名字却成了王东盛，盛大的盛，但英名录上和中华英烈网上名字都是王东泉。也就是说，网上看到的文章中的王东盛，就是王东泉烈士，而老二王冬生，没有参军。这样王东泉就有了两个名字，王东盛和王东泉，也就是说，王东盛和王东泉是一个人。盛和生不是同一个字，这样就把王东盛和王东生区别开了。

王东盛（即王东泉），王东泉（即王东盛），1919年生，邹平上口村人，其亲人后代对烈士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只能看当地英名录和中华英烈网了解了。王东泉的侄子王作华打电话给韩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问清楚了，当地英名录上记载：王东泉是1939年参军，职务是排长，生前所属部队是渤海军区直属团。这是真正的老兵！可惜我们很难知道王东泉烈士其它的情况了。

问题来了，直属团的排长怎么进了特务营？还是新同志，还是战士，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新近从直属团调到特务营，所以称呼为新同志，一到特务营，一切从头再来，从士兵做起。

对了，班长任登龙的情况也类似，任登龙，中华英烈网上得用“任登隆”这三个字查，班长任登龙生前所在部队是渤海军区教导营一连，41年参军，职务是班长，应该也是调来特务营的，但很早就调来了。

新兵也好，新同志也好，因为目前还没有联系到当时当时渤海军区宣传队（耀南剧团）有关人员的后代，很多疑问也就无法解开，但不论怎么说，他们七个人在道旭战斗中一起壮烈牺牲了！

过去古人拜把子，跪地焚香对天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一点，刘关张都没有做到，他们七位做到了，他们七位战友一起壮烈牺牲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牺牲在1945年6月11日下午五点以后、七点之前的道旭战场上！作为一个古渡口，道旭旁边的黄河水一直在不停的流淌着，一直到今天还在不停地流淌着，而他们七位的年轻的生命却于此时永远地定格了！

不！不仅仅是他们七位，目前还有三位已经确定，也是牺牲于这次战斗中，他们是：

王立友，广饶丁庄镇郭王村人；

孙炳伦，高青县人；

张贯一，东营区盐坨村人。

还有一位耿锦兰烈士，郝家镇耿家村人，是在这次道旭战斗中受了重伤，在战地医院遭遇日伪时，被疏散到树丛、草丛、荆棘这类的隐蔽处，别的伤员在日伪撤走后爬出来了，而耿锦兰因伤势过重在荆棘丛中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还有一位烈士也是牺牲于道旭，他叫焦存让，高青县人，目前只联系到他的外甥女，可惜她不清楚烈士的任何信息，想要联系烈士的侄子、孙子辈的亲人，也暂无任何线索，希望焦存让烈士知情的亲人后代看到这些文字后能联系一下，这种事毕竟要亲人后代确认后才好。

在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张贯一烈士，他在这次道旭战斗中牺牲，不过中华英烈网、各地烈士英名录，和后来补发的烈士证上却记载他是1946年牺牲于惠民地区田镇。实际情况是张贯一烈士是1945年牺牲于道旭，并且其遗体是当年同村人把他从道旭抬回来的，烈士的母亲（已故）、烈士的亲弟弟（已故）、还有烈士的妹妹（今健在）、烈士的侄子（我同事）都知道此事，他们家族并且把这件事记入到了族谱中，这是张氏整个家族的记忆！不知退役军人事务局能否把这些信息报上去改回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中华英烈网》上说“烈士信息正在补充完善中，如果发现展示的烈士信息缺失或有误，可以向烈士信息管理单位反映。也可以点击【我要纠错】，【我要补充】进行反馈。”这里所说的“烈士信息管理单位”是指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为了尊重历史，还是改回来吧！

张贯一烈士家族的《张氏族谱》是这样记载的：

贯一（小名叫：印）生于1921年，属鸡，于1944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春打“道旭（现在滨州市黄河大桥南岸）”鬼子据点时光荣牺牲，遗骨葬于“盐垛村东代管地”

希望这错误的信息能改回来,毕竟这里承载的是家族记忆。1981年统计的英名录因为诸多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就像我二爷爷在《东营区民政志》上的名字写作“邱帮荣”，三个字错了两个，连姓都给我们改了，现在东营革命烈士陵园的陈列馆的英名墙上就还是“邱帮荣”三个字，还有区方志馆的展板上也是“邱帮荣”三个字。

还有我二爷爷的牺牲时间，烈士英名录上写的是1947年3月，滨州的“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的碑廊上刻的是1947年。就因为这一差错，我二爷爷在《东营抗战英模谱》上就找不到他的名字，而我们村的赵忠和烈士的名字就出现在《东营抗战英模谱》上，因为赵忠和烈士地方英名录的记载是1945年6月牺牲于北镇。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碑廊上有赵忠和烈士的名字，牛庄抗战烈士祠的石碑上也有赵忠和烈士的名字。能改就改回来吧，这是我们亲人后代唯一能尽心的一件事了，如果能做，就帮我们的先辈还原他真实的抗战历史吧！虽然我们的先辈只是抗战中的普通士兵，级别低，不像师团级干部那样被宣传，但他们当年也是一腔热血、勇赴国难的年轻生命啊，为了家，为了国，连亲也没有成，即使成亲了，很多连一个后代也没有留下。

不说这些了，回到原话题，这七位、这十位、这十一位、这十二位，应该还有，还在继续寻找中，他们的年龄大都十八九岁、二十岁左右，为了后代不再过屈辱的生活，为了后代比他们活得好，他们依然决然发起冲锋、英勇赴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45年6月11日这一天，让我们记住他们的祭日吧！

1947年的《滨蒲战役》这本书里说，道旭战斗是白天强攻的(文章中说“我们即于五时开始白昼强攻”）。八路军攻击作战一般是在夜晚，这样可有效避免伤亡，像打玉皇堂据点就是晚上十点开始的，特务营二连、三连是6月10日晚才从史家口行军到玉皇堂，十点突然发起攻击，攻下玉皇堂后，又接到命令支援攻打道旭。

1945年6月11日，农历五月初二，下午五点，天还大亮，虽然先是炮轰、然后爆破、然后机枪掩护，但白天并且要强攻，这明摆着是九死一生的事，或者说是送死，但为了胜利，特务营的英雄们义无反顾，慷慨赴死！

这种人如果放在古代，应该被称为“死士”。

死士在古代待遇极高，需要掌权者跪送黄金名利。他们看重的是“义”，执行任务时赌上生命，视死如归。像名垂千古的荆轲、聂政，就是古代死士的代表。说到他们所受的礼遇，荆轲的事迹不用多说，燕太子丹见荆轲时，一边倒退一边引路，还跪下为荆轲擦拭坐的地方，结局呢我们都知道；侠客聂政呢，为了报仇，韩大夫严仲子捧上黄金一百镒孝敬聂政的母亲，以求结交当时以屠狗为生的聂政，聂政不受，为母亲养老送终后找到严仲子，问明其仇人是韩国宰相侠累后，独自前往刺杀，可惜最终失败，不仅被杀，还横尸街头，他姐姐去认领尸体，称赞弟弟的大义之举后当场自杀。这便是古代死士的结局，从他们的惨烈结局就可以知道，无论是掌权者的跪拜还是千金的财富，他们都受得起。与革命烈士的不同在于：同是英勇赴死，死士是为了报答主君的“私恩”，而烈士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是为了民族大义！

白天并且要冲锋强攻，以当时中日武器的对比，活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但特务营的英雄们，这一次冲锋的七位烈士就是这样义无反顾、慷慨赴死了！

记下这壮烈一幕的是袁干忱，连梯子竖得高矮，刘玉山衣裳着火，如何着的火，刘玉山从围墙上跳下来这样的细节都记下来，推测他应该就在现场。袁干忱是渤海军区文工团——耀南剧团的成员，该剧团的团长彭飞在《彭飞讲述渤海军区文工团变沾（化）利（津）滨（县）敌占区武工队》一文中提到袁干忱的名字，见下文：

“一九四三年夏末，沾化县大队教导员王光辉和副教导员程克钧同志，带领二十几个人的游击队到沾西开展工作。剧团里有我和袁干忱、袁干才同志跟随他们进入这个地区。当时，这里还是一个完全的敌占区，八路军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跨过徒骇河，就是坝上村。一爬上河西岸，就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从这里可以知道，耀南剧团的成员既是宣传员，也是战斗员，也是战地记者。阵地上喊话劝降，抄起枪就战斗，拿起笔是记者。

袁干忱在《滨蒲战役》这本书里所写的道旭战斗的这一章节题目叫《不缴枪，就消灭他!》等会儿我发在下面供您参看。

再说说《滨蒲战役》这本书：

《滨蒲战役》这本书，是1947年11月东北书店印行的。

我是2026年1月27日03：28:43在手机端孔夫子旧书网下单。

忘记当时半夜是怎么回事了，应该是起夜时蹲在马桶上扒拉手机，突然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到这本书，于是牙关一咬下了单。钱是借的我父亲的，他已经不能自理，他的钱存在我的卡上我保管。我自己的钱近来因为买相关书籍资料屡屡告急，哈哈！不过我会还的，因为我还有哥和姐。

说到我父亲再多说几句，前一段时间去养护院看他，说起我二爷爷如何牺牲的细节，他眼里泛了泪光，像要哭，我赶紧打住。我父亲岳春棠，1939年生人，两三岁时母亲去世，他奶奶也就是我老奶奶在我老爷爷岳承震被杀之前也已经去世，应该与被土匪绑票有关吧，于是我父亲只有去了姥姥家罗盖村住，直到十六七岁因为考学才回老家龙西，后来结婚后，因为老家无处住，就住在我姥姥家司家村。记得在龙西后来另买的老院里住时，父亲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用水泥给我二爷爷预制了一块碑，一遇到下雨就盖起来，他自己刻的字，因为二爷爷虽然结婚了但没有留下后代，于是我父亲就过继给了我二爷爷，他要给我二爷爷立碑，当时我也不问，他也不说，那时也不知要关注这些事。现在想来，父亲从下决心自己制碑，要买沙子、水泥、钢筋等材料，对这种预制水泥板的活，应该是第一次做，他也不嫌麻烦，两三个月的时间，做成了，并且自己刻上了字，并用漆描好，然后去墓地立起来。这样一想，我都觉得麻烦，他却平心静气地做完了，这里面有他对我二爷爷深深的感情在里面！父亲生性寡言，现在是怎么也不说话了，再怎么问也不说了，除非跌倒了逼急了才会叫我的名字。

前不久我问他说，我二爷爷到底是42年参军还是43年参军，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龙居镇志》大事记中记载着1943年2月鬼子扫荡杀死我老爷爷，我二爷爷毅然参军。我问：我二爷爷到底是42年参军还是43年参军？再问一遍，他仍一言不发，忽然低头一看，他竖起两个手指头，我问42年吗，他点点头。我又问是42年还是43年，他又竖了竖两个手指头。是的，当地烈士英名录记载我二爷爷是1942年8月参军入伍。而我们《龙居镇志》大事记中却记为1943年2月我老爷爷被杀后参军，为此我还一直在考证调查，到底是谁弄错了，父亲所说与官方烈士英名录信息是一致的。

官方最原始的英名录我见过，当时是去博兴县民政局去问，民政局说交付博兴的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这两个单位就在就在同一楼上，事务局的同志拿出了1981年的英名录，还是手写的，图片发在下面，可以供您查看，当然牺牲时间是错的，写成了1947年3月，为了改回1945年6月，费了好大周折，要不是有滨州党史资料作证，怕是永远也改不回来了，前面在一篇文字里已经说过，在这里就不说了。

那东营的为什么要去滨州市的博兴县问呢，因为83年前我们龙居镇属于博兴县管辖，83年东营建市，龙居镇划归东营管辖，所以老资料就要去博兴查找。

继续说这本书的事，

2026年1月27日10：31:21揽收。

2026年1月28日10：01:00签收。

价格800元，加上快递费8元，808，是个吉利数哈！

当时网上还有一本是2000元，幸亏有这本800元的，否则，我可就无法进一步了解我二爷爷、了解道旭战斗七烈士、十烈士、十二烈士甚至还多烈士他们的详细战斗过程了！

感谢袁干忱先生记下这次战斗！

相关图片和文字发在下面，以此：

纪念我的爷爷岳邦荣！

纪念在道旭战斗牺牲的七烈士、十烈士、十二烈士！

纪念在蒲滨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

纪念在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