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韩曙(89)

leo韩 发表于2016-02-23 16:38:08
1951年12月至1952年2月底,朝鲜半岛处于寒冷严冬季节,不便于大的作战行动,又值敌我双方都在调整部署,进行换防,都有一个熟悉地形、了解对方、加强阵地建设的过程。加之交战双方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于1951年11月27日达成协议:只要在30天内实现停战,就以现在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分界线,如果30天内不能实现停战,则按后来实际接触线,重新调整分界线。这两个月敌我双方为了表示出有停火愿望,似乎默契一致,把战场的军事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处于警惕的等待”。
敌我双方为了保持防守阵地的安全,不断派出小分队,在中间缓冲地区进行巡逻、伏击活动。美国人多在白天以少量坦克进到我阵地前沿进行袭扰。敌人有时还进行营连规模的偷袭进攻。一一七师的小分队在中间缓冲地区,两次埋雷伏击敌坦克成功,打毁打伤敌坦克8辆。前线部队一次击退敌一个营、两次打退一个连的偷袭。
总的说来,一一七师进入阵地头两个月,防御正面相对平静。
1952年初,国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很自然,这场打“老虎”运动也波及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这时一一七师正在朝鲜中部战场的“铁三角”地区进行防御作战,全师上下全力以赴,每时每刻都在同当时世界上武器最精良的美国军队进行较量,在打真的“铁老虎”,吃人的“老虎”。
年前军党委根据党中央和志愿军党委指示在全军展开“三反”运动,三十九军所属部队,从第一线防守部队到后方部队,无一例外地全部开展“三反”运动,都在打“老虎”。第一线部队一方面要同当面敌人进行战斗,一方面又躲在防空洞里、坑道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揭发批斗会,大喊大叫地抓“贪污分子“,打“经济老虎”。严重地影响了各级尤其是团以上指挥员和指挥机关指挥作战和保障工作。
春节过后,父亲在前进指挥所接到师党委书记彭金高师长的电话,他要父亲立即回到师司令部参加“三反”运动。父亲接此通知后感到很难办,既着急又生气。父亲当即向师长提出:“现在的两个团在第一线展开,面对着拿枪的“铁老虎”,进行着艰苦的浴血战斗,是影响整个战场的战斗。是抗击敌人的进攻重要,还是打“老虎”重要?万一前面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彭师长说:“军党委有新的指示,要全师限期交出一百名“老虎”,完不成任务把师党委成员的名字写上”。
父亲真的很气愤,他说:“这好办,拿绳子捆就是了(因为父亲亲眼看见有的团机关,把所谓的“老虎”捆起来,逼着交待犯错误事实)。如果完不成任务,把我的名字写上好了”。
老师长很沉着,也很严肃。他在电话中说:“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是师党委的集体决定,目前前方战事比较平静,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回来吧”!
无可奈何,父亲只好遵照师党委和师长的决定,回到司令部参加正在召开的师党委扩大会。会上传达了军党委的最新指示,把打一百“老虎”的指标分给各团和师机关,并限期完成任务。在会议上父亲严肃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一一七师正在担负第一线防御任务,在此期间搞“三反”,打“老虎”是不适合的,万一第一线作战出了问题,他可不负责。尽管如此,师党委还是把父亲分配到远离前线约四十公里的师高射炮兵营,去帮助指导这个营进行“三反”运动。这时这个营正在执行保护一座临津江桥的任务。师里错误地估计这个营担负着往返国内运输任务的汽车司机中一定有“老虎”存在,因此要父亲到这个营坐镇打“老虎”。
在师党委会上,师的领导都进行了自我检查,说明自己有什么错误,够不够“老虎”标准。师的副参谋长喜欢抽烟,因为当时还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干部没有工资,抽烟是由供给部免费供应。副参谋长算了一笔老账。抽烟用公家的钱不少,说:“我犯了错误,成了“小老虎”。一气之下,把烟嘴砸了,发誓再不抽烟了”。过了不久,部队实行津贴制,各级干部按级别领取少量的津贴费。副参谋长高兴了,他很开心地说:“他妈妈的,这下好了,我可以用自己的钱买烟抽了”。
3月16日清晨,美国人突然向我方阵地实施猛烈炮击。父亲在远离前线四十多公里的临津江边听到隆隆炮声,当即打电话问师作战值班员前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值班员说:“我们也听到炮声,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有炮弹爆炸声。我正在打电话,向前方了解情况,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回答”。
父亲当即命令作战值班员:“通知所有部队,密切注视当前正面情况,作好准备,迎击敌人大举进攻。天黑之后我即返回指挥所”。父亲的电话还没有说完,师总机转来吴军长直接打给他的电话。在整个战争时期,父亲一直在吴军长的领导下工作,互相比较了解。除非有重要事情,一般情况吴军长很少直接在电话上找下级讲话。这次来电话显然是因为前边有猛烈的炮火而引起。父亲拿起电话只“喂”了一声,军长就以急促而又严肃的语气问道:“你是韩曙吗”?“是的,我是韩曙”。“你在哪里”?“我在高炮营”。“你在那里干什么”?“我在打“老虎””。“谁叫你到那里的?你听到没有,前边在打炮。你马上回到前面去,千万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我找你负责”。“这是师党委和师长的决定”。父亲向军长解释。
军长明白了。他以缓和的语气说:“前边敌人在打炮,你听到了吧。你马上回到前面去,千万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我找你”。
父亲只说了一句“天一黑我就回去,因为白天有敌机袭扰,汽车无法通行”。军长最后说了一句:“好,你回去我就放心了。要注意安全”。
军长没有发火,可能是对两军对垒之下,军党委尤其是军长兼军党委书记,没有能顶住或推迟“三反”有些自责。如果不是这样,老首长少不了要大发脾气,训我一通。
由于情况骤然变化,老军长当机立断,命令全军立即停止“三反”运动,并于当日电报志愿军党委。2月17日毛泽东主席看到志愿军党委转呈三十九军2月16日电报后,当天回电志愿军:该军主动停止打虎,转入战斗,处置很对,其他各部凡发生同样情况者,亦应照此处理。
三十多年以后,父亲和老军长在辽南大石桥三十九军说起此事时,老军长说:“52年初,在紧张的作战情况下,部队搞“三反”,我虽持有不同看法,但它是全党全军的头等大事,我没有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也没有想到会出那样大的偏差。3月16日敌人全线炮击,我觉得不对头,立即命令全军停止“三反”,马上报告志愿军党委,第二天就得到毛主席的批示,给予肯定。作为军长兼党委书记,对那段历史我是有责任的”。吴信泉同志不愧为一位革命家,在紧急情况下,他当机立断,命令全军停止三反,电报上级党委,就是一个很明智而又有胆略的举动。三十多年之后,对那段历史仍能进行坦率的自我批评,父亲很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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