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师上下，穿上了国民党军装，脱下了八角帽，取下了红五星，戴上了国民党的帽子，换上了青天白日帽徽，从外表上看，成了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军队，只是没有佩带军衔，当官的没有挎武装带。
一天早上，父亲从供给处领来了新发的国民党军队式样的军装，因为他个子小，没有更小号的军装，给他发的衣服显得大了些，穿在身上很不合体，有些咣当，觉得很别扭。父亲脱下八角帽，取下红五星，戴上国民党军帽，换上青天白日帽徽，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为了留个纪念，他把八角帽和红五星悄悄地藏在背包里。
8月22日，天空稍有浮云，气候已不那么热了。这天下午，三四四旅在三原桥底镇隆重举行誓师大会。旅长徐海东讲了话。他号召全旅指战员，保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红军的优良本色，永远听从党的指挥，红军战士要红在心里，红在骨头里。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一声令下，立刻开赴抗日的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全旅指战员在旅首长的带领下，庄严宣誓：“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妻姐妹，烧我庄稼房屋，毁我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人。
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队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诚。如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誓师大会是在天黑后进行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大幅标语和口号，装点着彩色灯光，布置的庄严而隆重。全旅宣誓之后，主席台上突然灯光熄灭。这时原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王首道主任一手拿着一把大电筒，照着另一手中的红五星帽徽，闪闪发光。王首道主任高声问：“同志们，这是什么”？“是红五星”。“对，是红五星。我们现在把这颗红五星从帽子上取下来，换上了青天白日，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全旅同志齐声高喊；“对，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有不少人在这个难忘的时刻哭了。流下了告别红五星、告别红军的眼泪。
当晚给全旅同志放了电影，是什么影片记不住了。但影片是无声的老式影片，只见影片上的人影在机械地动作，没有声言。这是父亲第一次看电影，第二次看电影是十年以后的1947年冬天在哈尔滨，放映的是苏联影片《三头凶龙》。
誓师大会快要结束时，突然来了一阵雷雨，部队冒雨返回驻地。暴风雨太大了，把父亲刚戴上大一圈的国民党军帽吹走了。回到驻地第二天父亲又把红军五星八角帽戴上。屈振东队长笑着对父亲说：“这不行，不能再戴红军军帽了，我到供给处再给你领一顶白军帽子好了”。
8月22日三四四旅全旅举行誓师大会之前，部队组织建制已调整结束，服装也更换完毕，并且发了冬装，已是整装待发。团宣传队因为只剩下五个人，已不可能组织演出。但是为了向群众宣传我党和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唤起群众的抗战热忱，团政治处组织本处干部和宣传队合作，赶排了宣传队的两个剧目《亡国恨》和《亡国奴的味道》，以便在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途中，向群众演出。在《亡国恨》剧中，崔日发（崔建功）扮演农妇，父亲扮演农妇之子，焦敬延扮演农夫，关圣志依旧扮演日本兵。在《奴隶的味道》中，“卖牛肉的”依然是焦敬延，“卖面条的”依然是屈振东，父亲仍旧扮演“卖面条的老婆子”，关圣志还是“专职”日本鬼子。“游击队员”是由程世清扮演。参加两剧演出的群众角色有谢福林、张佩璜、焦占保、岳文玉等人。
1938年，崔建功调任六八八团组织股股长，1939年初父亲调任六八七团青年干事，到六八八团开会时见过崔建功。1952年在朝鲜战场，父亲得知崔建功任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还给他写去一封信，他也很快给父亲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1952年6月，父亲任一一七师代师长，指挥部队在朝鲜“铁三角”（铁原、金化、平康三角地带）西端的“丁字山”190.8高地进行坚守防御战，取得了志愿军首次坚持坑道作战五昼夜的胜利，涌现出“二级英雄班”——三五0团一连六班和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高云和。之后不久，崔建功在“铁三角”北端的上甘岭地区，指挥四十五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他成为了志愿军的英雄。正是这个原因，加上他是刘邓大军十大主力旅旅长之一，在第一次授衔时，他成为解放军军官中唯一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师长。虽然“丁字山”、“上甘岭”相距并不太远，而且可以互闻炮声，但父亲和崔建功却没有机会相见。
1955年父亲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这时崔建功也到高级系学习。崔建功在一班，父亲在二班，他们俩分别十六年后，能在当时的解放军最高学府同期学习，实在难得。他们都感到十分高兴。回忆起抗战初期，东渡黄河前后，他们俩同台演出《亡国恨》时的情景，父亲说：“你还是我的妈妈呢”。崔建功乐了。他们俩还合唱了当时用《渔光曲》填词的一段歌词。
妈妈：“哎哟，不好了，你的爸爸不见了。树上挂的衣服，地上放的锄头，东西在，人不在，恐怕受了伤害”。
儿子：“咱们等一等，恐怕就回来”。
这一段对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文化大革命”时，崔建功同志任昆明军区参谋长，参加云南，在北京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解决云南“文革”中的两派问题。当时有一派反对崔建功，攻击他是“崔老保”。父亲当时是高等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员，因为不是当权派没有受到冲击。他们俩对在大动乱的年代在北京相见都很高兴。虽然我父亲和我们全家并不了解云南情况，但我们相信崔建功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好人，不是“保守派”，更不是“走资派”。父母亲常常请他到我们家来做客，他也常主动来我家聊天。有时他还请上昆明军区后勤部的何部长一起来家里吃饭，喝上几杯酒。因为崔建功的夫人苏献同志被打成“走资派”，昆明那边有武斗，他只好暂时把孩子们接到北京，住在我们家。我们家几个孩子很高兴有大姐姐大哥哥来家里住。那时我们不懂为什么有人要炮轰崔建功。我们天真地说：“崔伯伯是好人，不是大老保，坚决保卫崔伯伯”。崔建功家的三个孩子在我们家住了好几个月。在这大动乱、大劫难的时刻，我们两家相互信任，相互往来，革命友谊更加深刻而牢固。1996年元旦父亲前接到了崔建功、苏献老俩口寄来的贺年卡。他们在贺卡中写到：“六十年友谊血筑就，跨世纪两家共迎春”。是啊，六十年过去了，多么长的时光，它给人们留下了多少难以忘怀的回想和留恋。
8月24日，六八七团在三四四旅编成内，沿着渭北高原的古驿道，经富平、蒲城、澄城、合阳，向黄河岸边的芝川镇开进。开进的第二天，宿营蒲城县，六八七团宣传队驻在蒲城大塔旁边的一个小院内，要仰着脖子才能看见塔的顶端。在蒲城，团宣传队和政治处的干部同台合作，在一座大庙的院内，演出了红军改名后的第一台戏。这里的老百姓是第一次看见演现代戏，又是宣传抗日的戏，看戏的人把大院里挤得人山人海。1970年5月，父亲重返这座古城，专门到蒲城大塔下重睹古塔风光，只见塔顶缺了半截。这里的群众对父亲说：“塔的顶端缺了半截，是当年日本飞机轰炸蒲城时炸掉的”。虽然日本军队没有打到这里，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了这座小小的古老县城，留下了永久的侵略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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