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南的四川省不同于北方，这里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都集中在极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全国闻名的大地主刘文彩就在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富农对贫下中农的盘剥也十分厉害，农民辛劳—年，有时连饭也吃不上。再加上兵匪勾结，强取豪夺，人民生活困苦到了极点。土改之前，减租退押是党和人民政府解救广大贫下中农的一项得力措施。但是，由于触及到了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往往极力抵抗，进行各种破坏。太平乡杨家寨有个大地主，土地多得横跨几个县，他家高墙壁垒，设有吊楼，养着家丁看家护院。他生活骄奢淫逸，取有五房姨太太，且他政治反动，勾结官府，横行乡里，不可一世。就是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他怎么能不抵抗减租退押呢？因此他造成的影响极坏。为了拔掉这颗“毒牙”，我们紧紧依靠当地贫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诉苦诉冤，彻底揭发他的反动罪行，并依法将其镇压，有力地推动了减租退押运动的开展。
减租退押和清匪反霸斗争是结合进行的，社会趋于安定后，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人们通过实事看清了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因此越发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后来开展的抗美援朝、土改、农业合作化、“三反”、“五反”运动中，党号召到哪里人民群众就走到哪里，党的威望已在人民心中牢牢树立起来，革命运动和经济建设都进行得热气腾腾、如火如荼。回忆起那时的革命热情，至今仍激动不已。
我的第一故乡是山东革命老区，在云阳我整整工作了5个年头，算是第二故乡吧！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于1959年调我去城口县当县委书记，那同样是一段令人难忘的不平凡的经历。
城口县位于大巴山东麓，北与陕西搭界，东与湖北毗邻，属三省交界处。这是个典型的山区县，境内山高林密，至今仍有大片原始森林。城口县仅有20万人口，属于小县，耕地也很少，仅有良田32000亩。这里交通闭塞，行路困难。记得刚上任的时候，我带着行李气喘吁吁地爬了三天山路才到县城。“紧走慢走，五天出不去城口”这句俗语，就是对当地行路难的真实写照。像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北方大平原上的人，乍到这高山地区一时还真难适应。听说当地还有句怪话，说什么“宁愿到上海坐监，不愿到城口做官”。这也说明城口自然环境的险恶。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过后还把妻儿老小接到城口。由于交通不便，这里有许多土特产品运不出去，也换不来财富。如生漆、核桃、红茶、绿茶，还有名贵药材麝香、虎骨、天麻、黄连等。当地群众都很少出山，偶尔出去一趟，看见长江里行走的轮船，简直不可理解：“大洋房子怎在水里跑？”由于城口山高水寒，主粮只有苞谷（玉米）、红苕、洋芋，小麦、黄豆很少且产量也低，人民生活很艰苦。1958年浮夸风盛行时，这里群众的生活就更加贫困。我到职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搞生产自救。当时，压力很大，心情沉重，曾发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改变这里贫困落后的面貌。我从搞调查研究入手，决心跑遍所属8个区、300多个自然村，掌握第一手材料，规划出治理山山水水的蓝图。遗憾的是，到头来竟没有村村走到，原因是起初低估了在这里走山路的困难。一个村寨明明举目可望，一条山川阻隔，一绕就是大半天，只能望村兴叹，为此我还差点丧了性命。记得那是1959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和一名同志准备翻越八台山到一个区去搞调査，这座山上45里、下45里，山高势险，群众早有“八台山，八台山，伸手摸着天”的说法。当我们手攀脚登地爬到半山腰时，无意回头一望，看到身下黑乎乎的深谷，立时冷气袭身，头晕目眩，一脚登空，眼看就要坠入深渊、葬身谷底，多亏同伴眼疾手快、死死抓住我的双手不放，才使我脱离险境。等来到安全地带，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已被汗水浸透。像这样的险情还发生过几次，每次都经受了生死的考验，就不一一述说了。在过去的工作中，自己做出了一些成绩，城口人民给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迫于形势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其中，大炼钢铁时，上级下达给城口建380个高炉的任务，全县几万人上山砍柴，破坏了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影响了生产，就是一例。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人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今回想起来，我还痛心不已，总觉得对不起淳厚勤劳的山区人民。不过历史是最公正的，我们这些来自老区的干部，为了开发建设巴山蜀水，付出了艰辛，付出了智慧和劳动甚至生命，也换来了巴山蜀水的巨大变化，对于这一点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请家乡父老放心，在我有生之年还要继续努力，为开发建设新四川贡献余热。（孙希禄口述邢玉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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