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所向披靡，很快就将京沪杭地区解放。为了准备进军大西南，7月，二野就在南京组建并成立了西南服务团。组成人员主要是从晋冀鲁豫老区抽调来的年轻干部和学生。当时，我们这些从垦区南下支前的一批带队干部，在完成了济南、淮海等战役的支前任务后，便被编人了西南服务团。
10月1日这一天，我们所在的川东支队万县大队从南京出发了。先乘火车经徐州、郑州、武汉，尔后到达湖南常德。在常德整编后，又沿川湘公路继续步行西进到涪陵。前后历时达70多天、行程6000余华里，经过了千辛万苦，最后于12月8日乘船顺江到达四川的万县市。13日，我们再去云阳县城（常德休整时，公布我到云阳中队）。
当时，号称有80万人口的云阳县才刚刚解放7天，驻防于此我军九十七团和地下党组织、民主进步人士以及留用的旧职人员等共同负责维持秩序，但急需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我们到达后，经过一番筹建，云阳县下属的砸村、凤鸣、普安、江口、高阳等5个区相继建立起人民政权，我被任命为普安区区委书记，对外只称区长。从此，我便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并经受了严峻的磨练和考验。
新政权建立初期，各地“棒老二”（即土匪）的活动还十分猖獗，他们抢公粮、搞暗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还大肆进行反动宣传，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兔子尾巴长不了”等等，用以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他们还在几个区搞暴动，妄想武装夺取政权。一时间，社会上又阴云密布，各地告急的消息不断传来：云阳县组织部长遇难；江口区南柒暴动，组织部长刘秀山被杀，21名征粮队员壮烈牺牲。人民群众也一度被搅闹得关门闭户，到处人心惶惶。当时，我们刚刚接管过旧政权，为了支援前方打仗，一家人都在忙于征粮、开展工作，对新的治安形势多少有些估计不足，并因此吃了不少苦头。面对日益猖獗的匪患，我们不得不把剿匪清特作为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要说这些“棒老二”，其实他们并不是一般的土匪，而是国民党残兵败将潜伏下来的武装特务。他们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他们经常是勾结地主恶霸、流氓惯匪，疯狂地进行暗杀和破坏，作垂死挣扎，妄想乘我们立足未稳之际颠覆人民政权。不久，又传来了奉节县发生暴动的消息，奉节县副县长韩广民被害。普安区和奉节县搭界，奉节县的暴动事件对普安区影响很大。1950年10月底，参与奉节暴动的一股武装特务又窜到普安区，抢劫了东西，抓走了人。还有群众报信说，这股土匪可能要来攻打普安区政府。由于情况紧急。我们只好一方面向县里作紧急汇报，一方面做好战斗准备。普安区区公所就驻在乡政府附近的一个庙里。当时区里的干部全体集合后，划分为几个战斗小组，子弹上膛，分工把守，准备坚守。夜里更加警惕，严阵以待。这一夜，敌人尽管没敢来攻，但外部的电话线被敌人割断，中断了我们和外面的联系。天亮后有人报信，说敌人夜里到过邻近的云龙乡，一名宣传委员在那里征粮，差点儿被敌人抓走。他因为跑得急，连枪套都没来得及拿。县里闻讯后，迅速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去围剿这股敌人，歼灭了一部分，漏网匪徒部分逃往湖南、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跃岭一带。之后，我们组织当地群众，在三营的配合下，对全区境内的土匪进行彻底围剿，匪首何老A、何老六被处决，初步打击了敌人、稳定了局势。当时的斗争错综复杂，往往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区政府一个通讯员便是敌人安插进来的特务。清匪中，他自知不妙，携带一支汤姆式冲锋枪跑到跃岭，后被我军抓获枪决。由于我们的积极工作，群众也被发动起来，暗藏的土匪被——揪出，这期间总共有80多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被枪决，一部分因贫困从匪的经教育后被释放。至1951年下半年，剿匪反霸工作基本完成，社会安定，人民群众不再担惊受怕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彻底巩固。（孙希禄口述邢玉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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