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暑假，我和于乐文、孙中谦、于绍晋回家忙秋收，村里已写了标语：“耕者有田”、“打倒蒋介石”。村里有几个八路军干事在串门。我一到家父亲就告诉我八路军已经来了，听到有些怕。孙中恕老姑（王应华的母亲）也到我家看我，她讲八路军到他们家大爷长大娘短的，真好！八路军为穷人。父亲接上去说，国民党没走这有什么办法呢？傍晚，街里们在乘凉，八路军干事也来了，拉一些庄稼活。我很奇怪，没看到时，以为八路军总是全副武装，可他们完全和老百姓一样。孙中恕帮我家割高粱，八路军干事也来了，一起割。休息时，谈起庄稼人多苦，讲了不少道理，我光听。割到中午，他们就走了，给我留下印象：八路军为穷人，八路军就是穷人，没有什么可怕。可他们能呆得住吗？
开学了，于乐文长了一身挤疮，叫我帮他请假。这以后，他当了儿童团长。我和于绍晋、孙中谦回到校里，学校里变化很大，门口同学站了岗，戴着红袖章，胸前标着“青”字。我的知己同学王来祥（我家对门四婶的外甥）告诉我们：“凡是16岁以上的都参加了三青团，是毕老师（教数学）动员大家填了表，宣了誓。”参加三青团干什么？我不知道。他还告诉我：“每月还要交费，你们不要参加，没有好处。”故我们三人都未参加。课程增加了一门领袖言行，是秦乐英上的。听王来祥讲，这个年近50岁的人也参加了三青团。每个星期，三青团员都要到城里听报告，报告内容是讲三民主义和三青团要“效忠党国”之类。领袖言行上了几段，因秦三被伪专员张天佐枪决，学校通过甄别考试编入了县立中学，校址在城里十字口。到县中后不久，三青团活动更猖狂，党团合并。我见王来祥的三青团证上加盖了国民党的圆印。同班的队长孙战田（孙家堡子人）很活跃。王来祥告诉我，三青团开过一次会，是让学生汇报思想行为和监视解放区学生，并叫我说话要小心。以后又组织了“五人连坐”，一人外出四人同意，一人出事四人负责。最倒霉的是，没有袖章不可随便出城门，非得总务处开证明不可，而且只限3小时。在县中一年多时间里，每隔月余，学校就请来一个国民党军官来训话，内容多半是诬蔑共产党，吹嘘国民党。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抗日胜利是全靠美国原子弹的力量，国民党有美国的帮助，武器好。共产党都是土八路，武器差，是不会住长久的。我所看到的八路军也的确和老百姓一样，但有一点是始终不相信的，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这与我看到的截然不同。几个要好的同学回到寝室也讲，这是胡扯。
记得这年九十月间星期天回家一趟，潍县的国民党军队增加，并在我村以南12里路的小考家村设了据点，并经常出兵，每次出兵只一天。我村里的反霸斗争已很快告一段落，地主富农没有跑掉的都镇压了，独立营向北撤出，只留下村干部和武工队在活动。晚饭后，孙中恕（参加了武工队）的母亲来叫我，说是中恕在家。临走时父亲嘱咐要小心，我爬墙到他家。我很佩服他的胆量，只带四个手榴弹。叔伯兄弟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被街人发觉。他向我了解城里的情况，我照实讲。他给我一卷报纸看，我哪有心绪看。他就直接讲给我听，说战争形势和到处国民党军起义的消息。他母亲也回家了，更会讲，讲八路军怎么样为穷人。我临走时，他还对我说，潍县不过一年就要解放，早些回来。我说回来在家也停不住。他告诉我，于乐文识字，当宣传员进步很快。他对我谈这些话的时候，我在怀疑，八路军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打下潍县吗？不大相信。第二天，父亲就督促我快回去，怕国民党回来碰上搞不清楚。其实，我父亲变天思想也很严重，听四婶说，反霸斗争中，三祖父孙福泽（当时作富农，土改时划为富裕中农）被押，我们两家有仇，应当高兴，但干部叫我父亲去控诉，他怎么也不去，还是弟弟在台下讲了几句，最后还是别人替他讲的，清算的农具一张铁耙还是别人送到家才收下的。
这一年，学校里组织了几次演讲会，记得上台演讲的学生有槐埠刘得标，他讲的是家财万贯全被共产党没收了，大多数学生讲的也是这类话，也都是局中学生。
星期天，我多半与王来祥到南关卖工，给国民党修围子，每天挣100元国民党币维持生活。有时也向四叔（对门人家孙中裕的叔父）借，告诉父亲还。以上是我青年时代在学校里的生活，也是最苦恼的一段生活。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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