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泉自传2：曲折的求生之路

1943年秋失学在家，除劳动外，还帮助哥哥拉小车贩炭贩盐。本村邻居王应吉的儿子王训芝（1947年在安固桥牺牲）在伪三支队给营长丁兰山当勤务，回家探亲带了许多钱给他父亲，吃得又白又胖，穿得也很好。以前，我们经常一起玩，而我却在家里受累，相比之下很羡慕他。谁知父亲也有同样的想法，与训芝父亲说妥，叫训芝带我去，我很高兴。临走时，父亲再三嘱咐，有钱捎回家，想想家里过的日子，不能乱花钱。就这样到了孙家杨孟村伪三支队，见了伪连长，起初嫌我人小扛不起枪，不收。第二天还是三排排长于章宪（蔡家篮子村）把我留下当勤务，烧水，打饭，送口令。10月底左右，哥哥突然到我那里，要求替我，让我回去。原因是当地汉奸秦队抓丁，哥哥适龄，父亲觉得两个儿子都当了兵，家里生活无依无靠，才这样做的。哥哥住了三天，苦苦哀求，排长不肯。后来还是训芝直接向连长要求，连长看哥哥比我大，才答应了。我回家担起了主要劳动力，直到次年6月，父亲认为我体弱，干不了重活，太累，又听叔父讲伪三支队营长是他同校数学教师丁连登的哥哥，就托关系，很顺利地到寨篱庄将哥哥又替了回来。这次，于排长把我交给了他的小老婆使唤。大概一个月光景，就把我调下了班，据说是嫌我太老实、心眼少，另换了一个连长同村人姓张的。下班不久，有一次到枣庄北面截击二十八团(寿光伪军），埋伏了一天也没等到就回来了。约摸又过了一个月，哥哥又通过原来关系把我替回来，最后脱离了伪军。
时值8月，到家后，王之超不当校长，当起乡中队长，还在抓丁买马。他碰到我问我不念书干什么，我说在家里，想不到第二天本村孙甲信(当时参加了乡中队）到我家，对父亲说王之超要我去给他当勤务。父亲不答应，当天就与王洪昌商量，约合了逃壮丁的青壮年到益都金岭镇的铁山当苦工——那里是被日军霸占的铁矿，也将我带去。夜间到留家庙集合，乘火车到了铁山，一起去的有孙中恕、孙中裕、孙中孝、孙中智、孙福吉、王套等10多人。干的是抬土活，吃的是橡子面（橡子面是用橡子果实研磨的粉，可以充饥，味苦）、东北筐罗米粉，土沙多。不几天，大多得了大便秘结症。日军监工每天来两次，大家都磨洋工（磨洋工指的是消极怠工、只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月资10元。一个月后，日军突然集中苦工点数，实际上是借点名把我们七八个人挑出来钻矿洞，连我们几个小孩子也挑两名到矿洞干活。我干的是清除洞内铁道的石子障碍，没有矿灯。我们怕在里面被塌方压死(不几天就死了40多人），日落都逃了出来，随着下班工人到了安里村酒店，店主外号“一个眼”（1957年回家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铁山地下联络站站长）。日军到处找我们。我们再没被挑去，与队长（当地人）吵了一架，好多济南人帮着我们清了账。又到了另一处干活，不久因日军监工拷打太凶，饭也无法入口，就不干了，全部回了家。这时，壮丁己经抓过，适龄的逐渐减少，王之超也找了本村的于其华做勤务。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