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人朴实，劳动勤恳，家教很严。我读书不敢逃学，回家不敢贪玩。8岁那年，跟叔父孙甲恩（现在吉家任教）读书，父亲告诉叔父：“小孩不打不成器，娇生惯养没出息。”他感觉有三个儿子了不起，经常在人前流露出骄傲的心态，也喜欢人家这方面的奉承。因为我念书天份好，父亲对我比大哥要好一些。他常常嘱咐我：“好好念书，长大了做个官，和你曾祖父一样，当个翰林，吃香喝辣的。”我有时嫌饭不好，他也用这样的话来斥责我。我家经常与三祖父家为房产地界闹纠纷，每次打架总是祖父和父亲吃亏，有一次祖父被打得半个月起不了坑。从此，父亲每逢睡觉前都郑重地告诫我三兄弟，长大了要报仇，两家大人孩子一直不搭腔。父亲对我是抱有很大希望的，把我看成唯一能光宗耀祖的儿子。1938年，父亲不让哥哥上学，专让我一人读书。我受了父亲的思想教育，早起晚归，读书很用功，考试成绩总是前五名，偶尔考得不好，父亲会很恼火，好像寄托在我身上的一切希望都完了似的。最使他恼火的是1942年冬，全区观摩会考，本村三人，唯我没得到奖品。这时家境困难，父亲一赌气，就不让我读书了。
日军侵占了潍县。一听到日军扫荡，我们就跟父母向北逃难，有时几天不回来。听大人们说，日军见人就杀，心里很害怕，但不懂道理。也常听老太婆说，这是变天下。母亲烧香祷告日军不要打来。
1940年，日军驻流饭桥，还有汉奸治安军。村里三个学生还到流饭桥读日本书，学了一些日本话。我很羡慕，跟他们学说日本话。这时，抗日游击队也很活跃，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徐先经连长。因他早些时候是中医，老百姓都熟悉。他打日军很勇敢，对老百姓也很好，他带的兵不抢不夺不打骂人，可惜在毕家村与日军遭遇牺牲了。大人们都叹气，我也跟着难过，每逢大人们讲起他，我都凑上去听。日军却重银悬赏找他的尸首。
1941年，我村办了完小，校长王之超，原在烟台地区当伪军，因购买枪支被押，八路军将其解放出来遣送回家。他第一次讲话是讲“礼义廉耻”。不久，在课堂上被日本便衣队抓走，刚出南门被游击队救下了，还捉了两个汉奸。这时，学校里有两套书，一套是不读的，光备日军检查用。
1943年春，吴化文部路经我村，抢劫一空，我家里也没有幸免，家家切齿痛恨，全村悲惨凄凄。父母哭天叫地，我也哭。从此，我恨透了汉奸。母亲本来耳聋眼瞎，这一气，心疼病又复发了，直到死也没好。此后，父亲因壮年劳累过度，上肢瘫痪，维持一家生活的重任落在哥哥身上。在亲戚中，我家比起他们来，还算好一些。几个舅父都很穷，跟三舅陈萍（也是岳父）关系最密切。他是老长工，赶一手好车，半年糠菜半年粮，土改后翻了身。二舅更穷，有时讨饭，大儿子被日军打死了。他是农会会长，1947年被国民党杀害了。大舅早亡，三个表哥不会过日子，卖光了土地，后来都参加了伪军，1947年反霸斗争回了家。三表哥当村长时，给姘妇坠胎导致其死亡，被判三年徒刑。还有两个姑妈（非亲）。二姑贫农，住猪圈村，儿子被抓去当兵，听说被解放军俘虏后领回来。三姑住万家村，中农，生活较好，大儿子曾当过警察，二儿子在家劳动。姨妈住丁家村，双目失明，儿子死后遭媳妇虐待，1950年亡故。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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