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为迎接全国解放，山东老解放区将组织一批干部跟随部队南下。当时，日照属于滨海区，滨海地委书记是谷牧。地委通知要求各县组织一批干部南下，每个县的干部要配两套班子准备抽调出去。根据地委通知，日照县抽调了100人左右，张学义（总负责）、郭建培、刘家根、马先进等人组织一个县级班子，十多个区级班子，共八九十人，另加24个人，包括一个警卫班、一个炊事班。
1949年春节刚过，县委组织南下干部到集合点集合，学习几天，滨海地委副书记孙汉卿（谷牧开会去了）作动员讲话说，你们南下三年后愿回来就回来，不愿回来把家属给你送去。
由杨心培、刘鸿若总负责带滨海地委大队，跟随王建安七兵团南下。一路走，4月21日大部队过江，我们随后，23号过江。从苏州一直到杭州，杭州是5月3日解放。我们在杭州拱宸桥学习一周左右继续南下。一天下午，忽然接通知坐火车到江西接管，我们打好背包刚步行到西湖边，又接命令不去江西了而是到浙江南部接管。当时干部配备情况是每区配书记、区长、组织、宣传、武装部长、财粮助理等职务。在天台住了几天，一边学习一边等着台州谈判结束，组织上通知台州和平解放后由我们接管，并从日照中队中划出两个班准备接管海门直属区，最后确定我们接管温岭县。6月份到达温岭，早在我们去之前，浙南游击队已把温岭解放，我们到达温岭后他们把政权交给我们，除留下部分人员帮助我们接管外，其余人员全部撤到玉环县。接管政权后，张学义任书记兼县长，郭建培任宣传部长，马先进任公安局长，刘家根任武装部长，我任县委秘书。当时县里要有武装工作队保卫县机关人员，并开展剿匪反霸等工作任务。
接管政权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剿匪反霸工作。那时解放军只解放了大陆，沿海很多岛屿没有解放，土匪、特务、恶霸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反动势力。当时一是依靠解放军武装打击土匪恶霸；二是靠发动群众，确立立足之地后再反霸。我们与当地坚持干部一起，并吸收青年学生到农村发动群众，搞检举揭发。群众发动起来就有了群众基础，解放军支持我们剿匪，我们也与土匪直接交火。那时是我们南下干部最艰难、最紧张的时期，但是我们工作热情很高，一心一意发动群众、剿匪反霸，为恢复生产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剿匪，我们南下干部还是较熟悉的，因为在山东老家我们参加过游击斗争，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在剿匪中武装力量不断扩大，政权不断巩固。艰难时期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我们县大队长牺牲了，武装部长刘家根也负伤了。在剿匪过程中日照南下干部王洪礼牺牲了，他死的很坚强，临死前还打死了好多土匪。当时，我们南下干部枪不离手，睡觉时都要把枪放在枕下时刻准备迎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肃清了土匪恶霸。
1952年7月，我从温岭调临海大田区任区委书记，主要工作是为地委领导提供基层工作经验。1953年调到台州地委宣传部任教育科长（副处级）。1954年夏，台州地委撤销，我带150多名干部到海门筹建椒江县，以加强对沿海敌人的斗争，我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解放海门周边岛屿后，对敌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就停建椒江县，调我到海门任书记。后调任温州地委副秘书长。1956年底任温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专署文教局长。1957年台州地委恢复，我又回到海门区任书记。
1961年到黄岩任专职副书记分管党群、工业等部门。1965年任黄岩县委书记。
1966年“文革”当中，我受冲击迫害较严重。当时，在县委书记一级我是数得着的一个，主要是能斗争。在挨批斗过程中，我与造反派辩论，他们辩不过我。他们说我是“雄辩家”。造反派提出问题，我就给他们讲一讲，一讲就把他们讲倒了。他们没办法只好说“算了，不跟他讲了，我们讲不过他，把他关起来。”我不怕他们，我说话快，脑子转得也快。他们辩不过我，因为我站在真理这一边嘛！有些别人不敢说的话，我也敢说。十大否定了九大的路线，但造反派回来贯彻会议精神时说十大肯定了九大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我认为面对否定党的路线低头不对，我专门写了“十一条”，其中一条是既然九大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九大以来中国搞得这么乱，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多数都是林彪集团的，现在他们都垮台了，说明九大的组织路线是错误的。我那时跟造反派斗争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县委一位姓梁的副书记，他的观点立场跟我一致，排斥造反派，他是本地人。我说：“老梁你是本地人，我是外来的，我不怕，老婆孩子我都安排好了，我在前面跟他们斗，你在后面。我坐班房，你不要怕，不要管。”造反派来夺权，我说我是县委书记，是省委任命的，你们无权夺。在大会批判时，要求被批斗者报上姓名，他们都是直接报名，我不直接说姓名，我说：“我是中国共产党黄岩县委员会书记。”我想用党的伟大形象向他们示威。因此，在黄岩县出了名，现在到黄岩去，5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不知道我的名字的。那时，我坚持从意志上跟他们斗争，在被关期间，坚持练习毛笔字。另外，让一位可外出买东西的常委去买教唱京戏的书籍。买回来后，我跟被关的同志一起唱京戏，唱《四郎探母》、《空城记》等曲目。被造反派听到后，他们说：“看起来斗的还不够，还很高兴，还要继续斗。”这样再斗之后，我们还是照常唱。有时批斗时，他们给我挂上牌子，我就扔掉，再挂再扔。批斗回来，有的同志说你怎么扔了呢，我说，我特意的，反正没什么事，开个玩笑，跟他们弄着玩嘛！十年受迫害，因为我被冠以“头号走资派”的帽子，孩子读书也不能读了，支边也不够资格，只能下放，更没有上大学的权利，等“文革”结束之后他们才自己争取上了学。
“文革”结束后，我调到临海任县委书记。因为以前我对工业比较熟，省委分管工业的陈书记调我到浙江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副局长（主持工作），1978年底组织派我筹建省乡镇企业局，并任局长、党组书记。1982年由国务院批准调省农业厅任厅长（当时主要部门的厅长要国务院批准）。
1984年，选拔年轻干部时，我主动提出退让，将一个大学毕业学农的年轻处长提上来，我退居二线甘愿当顾问。这样更利于厅里工作的开展，他们不好说的话我说，不好做的事我做。农业厅办公室的人员背着我在《人民日报》上对于我主动让贤的事做了报道。我退居二线到黄岩。黄岩市委要派车送我。我三次谢绝。他们把这事也报到《人民日报》上发表了。1994年正式离休。现在农业厅也来找我征求意见，我的态度是：“我不干涉你们的工作，帮忙可以，意见我就不提了。”退了就是退了，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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