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人群中毫不起眼的老人，就是18岁参加革命，22岁随军南下，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局长、厅长，被《人民日报》报道过多次的原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日照南下干部——— 吕众义。
1949年随军南下，在浙江工作生活了61年的他，一开口，仍是原汁原味的日照话，而言辞间，那份豪爽与热情，更是让我们找到了“老乡”的感觉。初到温岭，睡觉都 要枕着枪 “我是城关五村人，出生在一个破落户家中，因为穷，上不起学，只好报考了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不要学费，每月还发口粮。”坐在杭州自家的客厅里，吕众义深情地回忆起年少往事。
“在学校里，受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宣传熏陶，1945年秋，我参加了革命，主要在县各救会、县委宣传部从事发动群众工作，还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支前工作，”吕众义感慨地说，“孟良崮战役打得太辛苦了。”
说话间，吕众义的老伴推门进来，递过一条小毛毯，吕众义笑着接过盖在膝盖上：“早些年伤了，怕凉。没有客人，我们家的空调几乎不用。”
抬头四顾，这个简陋的客厅中，唯一显眼的是吕众义和老伴的一张婚纱合影，两位老人相偎相依，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那是50年金婚的时候照的。我老伴是浙江人，也是很小就参加革命的地方干部。”吕众义说，1949年南下到温岭后，没日没夜地工作，一直到1952年才成家。
“我们接收温岭的时候，温岭刚刚解放，群众对共产党还不认可，开展工作非常难，我们又听不懂当地话，出门要带翻译；国民党残部与土匪、恶霸地主相勾结，猖狂反扑，妄想‘变天’，形式非常严峻，我们连睡觉都要枕着枪。”吕众义说，“土匪非常多，有好几位干部牺牲在温岭。”
“白天，赤脚下田地发动群众，晚上，开会商量工作。当时主要开展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筹备军粮等工作。”吕众义回忆，“1950年，土匪恶霸已基本消灭，土地改革后，群众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有了认识和信任，工作开展起来容易多了，温岭当地话我们也基本能听懂了。1953年后，主要工作就是搞生产，我们是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劳动。”
吕众义说，1949年春天，随军南下离开家乡后，几乎就没有再回来，1975年到北京开会，原打算会后回日照看看，已经和同在北京开会的老战友牟步善说好了，一起回日照的，却接到紧急通知，让他会后立即回浙江，回家看看的愿望又落空了。
直到1990年前后，吕众义才抽空回了趟老家。吕众义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都没有顾及到个人家庭的。” “我这个人呢，自己没有什么本事，工作就是依靠大家干。”吕众义说，从区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到厅长，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他这个“班长”，非常注意发挥大家的作用，把“权”分发下去，工作靠大家，他所带的班子都是团结的班子，上进的班子。
翻看老照片，时任黄岩县委书记的吕众义，挽着裤腿，肩挑两大捆刚刚收割下来的稻子，吕众义说，“那时候都是这样，一边劳动一边工作，走乡进村，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工作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吕众义语重心长。退休后，连续两次被《人民日报》报道。
《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第一大报，其权威性、公信力毋庸置疑。
八十年代初，尚不到退休年龄的吕众义主动让贤，推举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接班，自己从浙江省农业厅厅长的岗位退下来，其严于自律、高风亮节感动周边人，被《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
那是1983年12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老领导三次谢绝派车相送》这样一封读者来信——— 11月初，我省农业厅顾问吕众义因公从杭州到黄岩，同当地干部一起，总结杂交晚稻增产经验。
吕众义过去当过黄岩县委书记，“老书记回来了”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县委的领导同志自然是热情接待，并对他说：“老吕，你回杭州时，请讲一声，我们派小车送你。”按说，一个刚刚辞去厅长职务担任了顾问的老干部因公出来，派小车送送，也并不过分。可是老吕却连连摇头说：“不用，不用！”
几天后，老吕的公事办完了，正准备返杭，县委领导又来看他，再次谈到派车送的事。老吕急忙站起来：“县委车子紧，为我一个人派车，不合适！”
当黄岩县委领导走后，老吕立即到汽车站买了11月12日返回杭州的汽车票。可是，没有料到，11日下起雨来。这时，县委领导再三考虑：老吕年纪大了，腿骨受过伤，再加天气不好，一个人挤公共汽车太不方便了。于是，第三次派人来同老吕商量用车送的事。在旁的亲友、同事也劝他：“你是老领导，身体也不太好，乘小车回去，也不算什么。而且两筐蜜橘也可以顺便带去。”老吕同志却说：“乘小车去，当然方便得多，但如今一些地方不正之风还在刮，我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
12日清晨5时，他起床洗漱后，把旅行袋一提，两筐黄岩蜜橘一个也不拿，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跨上公共汽车返杭州了。吕众义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值得称赞。 《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位置刊发这封读者来信，并配发了题为《居二线更思正党风》的评论，评论如是说：今天，本报介绍了老干部吕众义严格要求自己，三次谢绝小汽车相送的事迹。事虽不大，却很值得一谈。
人老了，会受到后辈尊重，特别是象吕众义这样在当地当过县委书记，又当过厅长的老干部。按说，用小车送送，既不违反原则，群众也会理解。可是，他把问题想得很深、很远：“乘小汽车去，当然方便得多，但如今一些地方不正之风还在刮，我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这话里，洋溢着他身居二线、更思端正党风的一片赤诚。
现在，许多老干部退居二线了，他们曾有功于党，有功于人民，有光彩的历史，作出过卓越贡献。在退居二线之后，他们又该如何续写历史，再作贡献呢？显然，要想还象当年夜以继日工作，那是力不从心了。但是，像吕众义那样，严于律己，做出表率，留下美德，这不同样是在续写光彩历史，同样是在做卓越贡献吗？
此后不久，1984年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浙江农业厅发来的一封信，题为《不在其位 也谋其政》，信中写到：我们这里一些和吕众义经常接触的同志，感到更值得表扬的，是他那种为了党的事业主动地一再让贤，让比他年轻的同志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自己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革命品质。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吕众义一开始就主动向省委提出自己不再担任农业厅厅长，要求当副手，并推荐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同志当厅长。有些好心人劝他：“按你的条件，还可以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何必‘婆婆’不做，做‘媳妇’呢？”
但他却回答：“让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当一把手，自己当助手，从长远来看，更利于工作。”
经吕众义的再三申请，省委同意了他的要求。
农业厅是个合并单位，原农业厅、农垦局、农机局和沼气办公室有正、副厅局长13个，多数人还不到离休年龄，这样就很难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选拔上来。面对这一情况，吕众义又向省委提出自己退居二线当顾问。
吕众义说：“这样做，既有利于打通其他老同志的思想，也有利于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自己也可以腾出一定的时间总结一下30多年来农村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后的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吕众义当顾问后，并不想有的人所说的“顾问顾问，顾到就问，顾不到就不问”。他还是照常上班，不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就是帮助新班子物色新的中层干部，或过问厅里的一些重要工作，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及时提供给新班子作参考。
同志们一致反映，吕众义在思想、工作和作风上，都对新领导班子起了传、帮、带的作用。
“不到退休年龄，却主动让贤，您有没有后悔过？家里人有没有埋怨过？”
面对询问，吕众义摇头笑了：“从来没有后悔过。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的决定。我第一次向省委提出退居二线，省委没同意，到了第三次申请，省委才同意，但要我当农业厅顾问，协助新厅长开展工作。我年龄大，资格老，新厅长不好说的话，都由我出面来说。”
“我们这一批人，参加革命早，但文化程度都不高，我和张学义在日照南下干部中，文化程度算是最高的，我才是个师范生，也就是高小毕业”，吕众义说，“到了和平年代，社会在发展，这点墨水不够用了，年轻人有知识有能力，有创意，把他们推上去，工作才能更好得开展。”
“耿耿怀大义，拳拳报国心”。采访过程中，这位18岁参加革命、22岁随军南下的老人，生活之简朴，心胸之宽广，品格之高尚，让我们心生敬意、感动不已。吕老，您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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