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敌人没有搜山的日子，我和符明经、王业喜、冯裕深等同志交换意见，一致认为：我们的主力确实是损失了，可是被打散的必然还在各地隐蔽。红色村庄虽然被摧残了，但敌人怎么也不能全部摧垮各地的党组织。我们这一百多人处在敌人的围困中，要是全下山，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因而，决定派少数同志分批下山，到各地联系和了解情况。
我刚决定告诉大家，同志们就乱了秩序，争先恐后的要求：
“我去，保证完成任务!”
“我是本地人，情况熟悉!”
“共青团员，请相信我能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我是党的小组长，会看北斗星认方向!”
“……”
大家挤成一团，有的举着枪，有的握着拳，紧紧地靠在我的面前。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但我体会到他们的心，真正战士的心。这个任务的艰巨困难，谁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知道山下有什么在等着他们，恐怖、艰难、最残酷的斗争，随时要准备献出自己的头颅。 “别争，共青团员自愿参加的，举起手来！共青团特委书记冯裕深挤到最前面向大家喊。
我站到石头上去点数，越点越多。
“哪有这么多团员?”
“还有谁冒充?”冯裕深追问。
“他不是团员，”嬛忠指着身旁一个掮步枪的战士说。
“我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为什么艰苦的任务就轮不到我！战士气愤了，举着的拳头仍不放下。“什么时候才是我锻炼的机会！我要求入团好几次了，组织上总说我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我今天不是团员，明天会是团员的!”他几乎要哭了。
“好吧,大家都把手放下,由领导决定谁去。”我又劝慰大家一番。特别勉励了那个“冒充团员”的战士。
冯裕深把十多名精悍的战士挑选出来，我向他们交代了具体任务，联络记号等。黄昏时分，我和符明经、王业喜一起送冯裕深和他带领的十几名战士走出茂密的椰林。千嘱咐万嘱咐：要警惕，要警惕，无论如何也要回来埃
临近山脚了，冯裕深站住了，不肯让我们再多送。我握住他的手，情不自禁地说：
“去吧，我们等着你们，祝……”
“哥哥!”裕深——我的亲兄弟，好久没有这样叫我了，我感到我握着的他的手在颤动。他像宣誓似的说，“除非牺牲了，不然一定回来。”
同志和弟兄的友爱之情，交织在我心中。我的心绪乱极了，惜别、眷恋和爱怜。明知道下山的风险，但为了革命斗争，又不能不派人下山。他向我和符明经一再要求，我们知道他当过琼东县共青团书记，很熟悉那里的情况，就答应了他。此刻，面对面站着，我仔细端详着他那坚毅、充满信心的面孔，我自豪我有这样一个弟弟和战友。我相信他一贯勇往直前、排除一切困难的精神，会在这次任务中发挥作用。
“哥哥，别难过吧，”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情。“万一我们的离别成为永别，你告诉爸妈和同志们一声：裕深没有辜负爸妈和党的教养。”他突然笑了起来，“不过，这是笑话。好吧，我走啦，一定要回来的!”
我们目送他们顺着山沟，分开树丛去远了，直到消逝在暮色苍茫之中，才怀着无限的惆怅回到山上。
夜深了，山林里到处一片漆黑。我躺在铺着芭蕉叶的地上，怎么也合不上眼，脑子里映现着种种幻象。一忽儿，好像看见裕深他们正在敌人的碉堡下面，踮着脚，一步一步，一声不响的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一忽儿，又仿佛看见他们像一群出笼的小鸟，蹦蹦跳跳的在平坦的原野上急进。啊，他们多么自由自在呀！他们走下椰林夹岸的万泉河，手舀河水喝。他们又转入果树园，偷偷地摘下熟透了的蜜菠萝，吃个够吧……一忽儿，似乎他们已巧妙地走进熟悉的村庄里，想找找哪是老房东的家，但面前只剩下一堆黑灰和瓦砾，发着刺鼻的焦火气味。没有狗吠，没有人影，没有一点生物的气息。他们失望地走过一村又一村，好容易找到这么一家，冯裕深在敲门，好久好久，回答他们的只有他们轻轻的敲门声。
身旁的战士已经打鼾了。猫头鹰咕咕咕，似哭似笑。突然，近处传来一阵野猪撕咬的尖叫，吓得树上的猴子惊慌奔逃。山下野鹿长鸣，夜啼鸟掠过天空。但我一心只想着山下千万不要出现枪声。
“老符，你还没有睡?”我听着符明经来回的翻身。
“闷得要命，蚊子又多。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热呀，身下的芭蕉叶都快叫我给烘干了。”王业喜也醒着，一开口就说笑话。其实大家都在挂念着下山的同志。
远处传来一阵隐约的枪声，我们都猛然翻身站起，侧耳细听，枪声正响在冯裕深他们去的方向。顿时，我像被猛击了一棍。尽量朝枪响的地方看去，但大地天空一团黑茫茫。
“事情不好，可能他们碰上敌人了。”王业喜说。
“可能，唔，也许不会。”符明经也是这样想，可他嘴上不愿说。
各种推测、判断和设想一齐涌进我的脑海。疑惑和担忧像许多条枯藤，纠缠着我的全身，随着枪声越来越紧。
……
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得不到冯裕深他们的一点情况。只好决定派第二批人下山去。
从此以后，每天除了和敌人转圈子，我们就站在山顶上，攀到大树上，四下张望。景色依旧，只有海风不时向我们吹来。黑夜里，我们常常都不说话，静静地谛听着周围的动静，但除了敌人打更的怪声和野兽的嚎叫，哪里有我们所一盼再盼的自己人的口哨和拍掌声音呢！一天过去了，一月过去了。望穿了山巅密林，看腻了山谷曲径，一个人影也没有。石沉大海，我们无法测知他们的下落，只有横着心再派第三批，第四批……一次一次地盼望——盼望他们能带回真实情况和食粮，结果还是一次一次的落空，落空。
再不能派人下山了，一百多人只剩下二十六个了。敌人在山上山下的搜剿更加疯狂了，就是我们全部下山，也不能存在。母瑞山和我结了难解之缘。我们还要在山上坚持，等待时机。
进入“原始社会”以后
严重的问题来了。
敌人的搜剿再紧迫，我们都有办法应付。但饥饿、疾病和自然灾害却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我们是一伙与世完全隔绝的人。
总务三爹和女炊事员李月凤来到我跟前，阴沉着脸，说他们最不愿意说的话：
“粮食完了。”
这个消息并没使我惊奇，我已经知道了。前些日子，我们吃的干饭就变成每人每天分一个像拳头大的饭团，饭团又变成每人一椰壳碗稀饭，稀饭又变成锅巴煮的清汤。昨天我端起清汤，已清楚地照见我的影子，我吃了一惊，这是我吗？满脸胡子，头发像一团乱草，脸巴削瘦得不成个样子。再看看眼前的三爹和李月凤，好像才发觉他们已瘦得皮包着骨头，面色灰暗，我不由得一阵心酸。
“怎么办?一粒米都没有了。”李月凤在催我们想主意。三爹也在叹息。
“叫母瑞山给我们想办法，你们看！王业喜好像很有主见地指了指周围。“这么多的树叶野草，还能饿死人。鲁宾逊飘流在荒岛上，也没有谁给他粮食呀！他的笑话又来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找到了一块苗家“刀耕火种”的蕃薯地，蕃薯已被野草和灌木淹没了。看来这地已很久没人来料理，它的主人大概被白匪军杀害了。从此，每天夜晚我们都来挖蕃薯，不分干部战士，放好警戒，挖了就跑，还不能留下一点痕迹。这样我们又熬过了两三个月。我们下定决心，将来形势好转，一定要重谢那块蕃薯地的主人，如果他还活在人间。
蕃薯吃完了，三爹带着李月凤和王惠周东寻西找，凡是能放进嘴的，他们都要尝尝，苦的、酸的、涩的、麻的、有股恶臭味的，能下肚的实在不多。没有敌人搜山时，我们就分散，到山沟里去摸鱼虾，捞青苔和浮萍；爬到树上采野果；掏鸟窝找鸟蛋捉小鸟；采蘑菇，摘木耳，割野笋等等。同志们说我们简直个个人都成了神农，把历史倒推了好几千年，重新开始过原始人类的生活了。
在野菜中，终于被我们发现了一种半尺多高，形状极像蚕豆的野菜，茎软叶嫩，可好吃啦。我们每天采它，顿顿吃它，这种野生植物，我们到底不知道它有没有名字。一天，大家正在山涧里洗这种菜，忽然有人提出该给这菜命个名，将来革命成功，把它采集到博物馆里，展览给咱们的子孙后代。这问题可有意思，大家都争着要在这件带点“历史意义”的事情上花点脑筋。
李月凤笑着说：“叫饱肚菜吧!”
“不，该叫山中宝。”三爹眉毛一扬说。
王业喜站在水里，没有说话先摆手，大家知道他又有高论了。他说：“这种菜不怕热不怕寒，常年生长，就其性质，该叫长命菜。”
王业喜的意见给了我启发，我接上说：“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它帮助了我们，支持了革命，何不就叫革命菜?”
全体通过了这个“命名”。从此，“革命菜”便与我们这群革命者生死与共了。
可是长期吃这些没有油没有盐的野菜，怎么受得了？有的人拉肚子，有的人打摆子，大部分人患了夜盲症，王惠周和李月凤都有了月经玻可恼的疾病，比敌人还残酷凶恶。当时，我算是唯一比较健康的人了，整日带着病轻的同志给重病号找食物，觅草药。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秋天来了，海南岛的台风既多且大。每当那飓风刮起的时候，夹着大雨，雨借风势，风助雨威。悬崖上溅起漫天雨雾，林梢头卷起漫山风浪，山洪推走岩石，沟涧汇成激流。瀑布突然从头上来，砂石滚滚脚下走。哪里是我们避身的地方呀! 有时半夜突然风雨大作，疾风呼啸横扫林木，像怒海狂涛一样，高大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我们自己盖的茅草屋一下就倒了，飞了，无影无踪了。我们只好几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挺立在狂风暴雨里。
风雨过后，我们就用芭蕉叶搭棚子，一次又一次，这也是一种斗争。
一天拂晓，我们几个领导干部正在谈论问题，附近突然响起枪声，大批的敌人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跟我来１我拔出左轮枪，且打且退。战士们都紧紧随着我；但敌人的子弹也紧紧跟在我们前后左右。穿过密林，跳过山涧，敌人像恶魔似的死缠住我们不放。一边狠命地追，一边拚命地喊着叫我们缴枪投降。我们只好一再的投给他们子弹和手榴弹。从这棵树打到那棵树：共青团员嬛忠顶着前面的敌人打，给大家开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吴天贵和林天德断后，他们一枪一个把敌人撂倒。符明经被一个敌人迎头截住，他猛一回身，绕过一棵大树，跟敌人转了几个圈子，跑了。一个敌人追上了李月凤,一把抓住她背上的包袱,她来了个“金蝉脱壳”——将包袱一丢，甩开了敌人。三爹和嬛忠的驳壳枪一阵连发，杀开了一条血路。天德、天贵终于使敌人不敢再跟上来。我们摆脱了敌人，二十六个无一伤亡。敌人这次突然袭击，使我们更加警惕了。
但是，除了王惠周还保留有一个小包袱，其他人的东西全部丢光了。只剩下身穿的一身单雹褴褛的衣服了。
寒风和毛毛雨整日吹着下着，母瑞山浸沉在混浊的浓雾里，到处找不见一块干的地方。这说明秋天尽了，冬天来了。日子在饥寒交迫中过去，我们身上的衣服成了不打结连不在一起的破布条条，恰如古人说的“串得钱，包不得米”。大部分人的肩膀露在外面，个个身上冻得发青发紫。有什么办法呀!只有像万年前我们的老祖先那样，摘树叶剥树皮，连在一起，披在身上。
海南的冬天，虽然不下雪也不结冰，但在这深山里，寒风吹来，仍然是冷气彻骨。夜晚就更不好过了，狂风扯着长哨，身上的树皮树叶被风不断掀起，裹不住我们的身体。我们只好偎依在一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问嬛忠：“冷吗?”他说：“你不冷我也不冷。” 我笑了说：“我是非常冷呀。”嬛忠也笑了：“和冯政委在一块，身上再冷，心里也热。” 我拉住他冰冻的双手，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这孩子才十八九岁，在这种环境里，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忠心耿耿，他好像只知道为别人服务。我把他搂在怀里，交流着我们微弱的体温。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叫大家拢起火来，把芭蕉叶子烤热了当被子盖。两片叶子就能盖严一个人，但这也只是上下热呼呼，左右冷嗖嗖。
但是偏偏在最冷的日子，我们的火柴用光了，火种也被雨淋熄了。怎么办哪，全靠火来取暖的我们，又想起了我们的老祖先——燧人氏钻木取火，叫大家设法来试试。总算是天不绝人，火被我钻出来了。从此，保存火种也成了我们重要的课题。
有谁想得到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上，在开化最早的中国，在椰子肥豆蔻香的宝岛上，竟还有这么二十六个工农红军的战士，为争取人类最先进最理想的社会，却过着人类最原始的生活。
愈艰苦，我们团结得愈紧，二十六个人就像一个人，二十六颗心结成一颗坚强的心。我们什么也不怕，尽量把生活安排得很有意思。上午是学习，主要由我负责，我给大家系统地讲说中国革命问题。下午有时采野菜，有时讲故事，主要由符明经同志负责。这位学问渊博，读过大学的革命战士，肚子里装了那么多故事，古今中外，总也讲不完，好像越讲越多了。黄昏以后，是我们文娱活动的时间。王业喜从上山那天，一直带着一只笛子，最紧张的情况他也没有丢。夕阳西下，他往地上一坐，背依棵大树，就吹了起来。笛声清脆悠扬，四围的群山答和着回响。
嬛忠和我还有我的妻子王惠周，都能唱两句琼戏，随着王业喜的笛子，我们便引亢高歌了，符明经也连忙用竹棒敲击椰壳碗当小鼓。我们会许多永远也唱不厌的革命歌曲。唱着唱着，全体帮腔和唱；唱着唱着，大家载歌载舞。唱着唱着，直到天明。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山涧小溪的两岸，草茂叶绿了，各色各样的野花又开放了，鸟儿在枝头跳跃歌唱。大地苏醒了，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降临了。
妩媚的春色，给人们带来新的气息。符明经、王业喜和我躺在一棵大榕树下，相互吟诗论诗。这是诗一般的意境，这是诗的最强音。我们从“三百篇”到屈原，又到诗圣、诗仙。谈着谈着，王业喜一声朗朗，诵起了白居易的“古原草”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这堆烧不尽的野火，又要旺起来了。
我们分析判断了当前的情况，感到时机就要成熟了，决定下山去。
黄昏时分，我们告别母瑞山岭，向山下走。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熟悉的路，但我们感到难走极了。这一年来，我们的身体都虚弱不堪了，但我们并没有倒下，咬牙坚持啊，我们要“东山再起”，把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经过两个夜晚，我们终于到了李月凤的家乡——澄迈的一个村庄。
事前商定，大家躲在山林里，派李月凤同志进村接好头，然后再出来联系。李月凤分了分自己散乱的长发，挺有信心地进村去了。那天正是旧历元宵节。我们都幻想着月凤找到我们的组织，他们一定要热烈欢迎我们，大家举杯同庆，共同度过这个可纪念的狂欢之夜。
但是从日出到日落，从黄昏到深夜，总看不到李月凤的影子，她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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