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的第四军教导团，是由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等单位的学员组成的，进步势力占绝对优势，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反动头子们大不放心，虽已缴下了武器，但还在叫嚷要解散教导团。张发奎对教导团的评语是“拉了线的手榴弹”，意思是说拿在手里要炸自己，可是扔出去就会炸别人，还可以利用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调出一些左倾军官，派进一些亲信，不仅不解散，而且还要扩充教导团，并发还了武器。
警卫团在湘赣边起义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张发奎也恢复了这个团的建制。我们党为了发展革命力量，经过叶剑英同志多方活动，招募了一些因省港大罢工而失业的工人，把这个团充实起来。团部住在东堤八旗会馆。当时，党派我到那个团去当连指导员，连长是袁耐坚。班、排长都是革命的或同情革命的，全营只有个别连长、连副是黄琪翔的亲信。
警卫团和教导团关系很密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出版的进步小刊物《准星》。但是反动派光喊：“教导团是赤化的大本营!”“教导团要暴动了!”对我们和黄埔特务营等单位，却不大注意。实际上，这些部队亦为我党所掌握，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党的细胞。
初冬的广州，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无产阶级首先奋起斗争。各行各业的工人连日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反对反动政权，高喊“放下青天白日的白色恐怖旗，举起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的口号。满街红旗招展，群情激昂。
我在街上看到不少北伐时期并肩战斗的同志，大家都非常兴奋。唐维同志说：“看群众这股热血沸腾的劲头，广州要变成第二个武汉了!”
“不对，要变成第二个南昌!”“是啊，人民不能按老样子活下去了，暴风雨就要来临！ 以张发奎为首脑的广州反动当局，在汪精卫等无耻地嗾使下，看到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昂扬，立即摘下左的假面具，阴谋策划在广州来一次比武汉更厉害的大屠杀，并要解散教导团。
省委研究了形势，决定提前起义，一切准备工作，迅速而秘密地进行着。尽管敌人，特别是以棒喝主义者朱晖日为首的恶棍们，不分昼夜地侦察、捉捕，我们的工作并未有丝毫松懈。
十二月十日的晚上，熄灯号刚吹过以后，团指导员办公室的干事莫雄同志来通知我们：上级已经决定明晨二时半举行起义；在十一点以前把反动军官监视起来，罪大恶极的处死；战斗准备也要做好，等教导团的枪声一响，就迅速攻占指定的据点。
一切都按上级指示准备好了之后，我对袁耐坚同志说：“你休息一下，打响了，是难有机会合眼的。”
“枪没打响以前，我更是难合眼。受了半年多的狗气，这回可该出一出了。共产党不是光挨打不还手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广州很快就要变成人民的了。”虽然仅我俩轻轻地交谈，但他还是很激动，仿佛在向千百人讲话似的挥动着拳头。
第二天黎明以前，教导团从四标营打响了第一枪，子弹划破了白色恐怖笼罩了八个月的长空。我们根据命令，将三个连集合在一起，逮捕了反动军官，宣布起义。并且告诉大家，今后这个团就是工农革命军了，官兵一律平等，薪饷不分级别，一律每月二十元。士兵非常高兴，自动撕下青天白日帽徽，挂上红色识别带，投入战斗。
团部在行动之前，将反动的参谋长唐介元处死。党决定陶铸同志任参谋长。战斗刚一打响，团长负伤，蔡申熙同志继任团长，指挥战斗。我受命带一个连警卫东堤。这时，听说张发奎和黄琪翔逃走了，大家气得跺脚。
停泊在白鹅潭的英美帝国主义军舰，在珠江中游弋着，不断向我阵地发炮，打得八旗会馆这座古老的房屋摇摇欲坠。我们从仓库里推出各种炮几十门，准备还击，可是我们只会用迫击炮，其他炮大都用不来。后来战士们(很多是工人)想尽办法，才把一排平射炮弹打出去，赶跑了这帮外国强盗。
周围响着激烈的枪声，马路上到处是挂红带子、背着枪的工人，到处是红旗和红布标语。白色恐怖的广州，一下子变成了赤色的大海。
四处打的正热火。士兵有的耐不住了，跑来问袁耐坚同志：
“连长，咱们光在这里警卫还行，也得去打打呀!”
“老实执行任务吧，仗有你打的，打倒旧军阀，还要打倒新军阀。工农要解放，除了打没别的办法。”连长耐心地向他们解说。
第二天我们到永汉北路担任警戒，部队驻在财政厅里，连部设在太平馆楼上。
两天过去了，曾一度沉寂的枪声又逐渐激烈起来，而且越来越近。连长和我研究了一下情况，感到有些不寻常的变化，于是我跑到总指挥部去打听消息，恰巧遇到恽代英同志。他告诉我，张太雷同志牺牲了。敌人从四面压来，攻得很猛，我们后备力量薄弱，如果坚守广州，会造成更大损失。最后他明确地指示：
“万一非撤不可，你们可以北撤，或转到东江去，与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赤卫军和红二师会合，继续斗争。”
回来，我把情况告诉了袁耐坚同志。他听说可以到东江去，非常高兴地说：
“恽代英同志说得对，对付腐朽的旧势力，只有用枪杆子。只要我们抓住军队，就不愁革命没前途。”
十三日，情况更加恶劣。从外面赶来的反动军队，已占领广州大部市区，我们不得不带着部队向东撤退。沿路不断遭到敌人的袭击。在中山大学附近，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我们才冲出来。赶到龙眼洞清查队伍，只剩下三分之二了。这时看到黄埔特务营的缪芸人同志，才知道他们也撤出来了。
不久，我们赶上教导团几百人的大队，并且见到叶镛和王侃予同志，于是几支队伍合在一起，并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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