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各地党组织按照省委的统部署，在冀鲁边、鲁西北、胶东、鲁中、泰西、鲁东、鲁南等地成功地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大批抗日武装，到1938年初就发展到3万人。这就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到山东工作，特别是军事干部。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山东情况后，请求中央派干部赴山东。
对此，党中央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关怀，同意即刻派干部到山东去。党中央对选派去山东的领导干部很慎重也很严格，提出了三个条件，即：要有党的领导工作经验、有搞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经验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这样就选中了郭洪涛，中央决定郭洪涛调任山东省委书记。
原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专做军队工作，以加强对军队的领导。郭洪涛带一批干部于1938年5月赴山东抗日前线，我也是其中一员。
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接见了大家。毛主席讲话指出：“你们到山东，要像杨柳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成长，像松柏一样挺拔坚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要尊重并同当地党搞好关系。”
刘少奇指出：“在鲁西北地区，要进一步做好对范筑先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注意总结和探索在平原地区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
我们从延安出发时，陈云亲自送行。先是乘汽车，走了两天到西安，住在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林伯渠。这时的西安，国民党统治很严，特务横行，我党优秀干部宣侠夫被害。西安事变后，原陕北榆林中学老校长杜斌垂先生任陕西省国民党政府秘书长代理主席，他是一位进步人士，坚决支持我党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当局罢免了他的秘书长职务，只让他担任挂名的省府委员，而让蒋的嫡系蒋鼎文任陕西省主席。我们到达西安后，杜老秘密邀请郭洪涛夜间到他家会晤。杜对郭洪涛讲了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蒋介石暗害宣侠夫同志表示极大愤慨，说蒋介石这个人实在不伟大，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个靠不住的家伙。他扣押张学良，让杨虎城出国，很不得人心。最后，他告诉郭洪涛，在西安期间要提高警惕，注意特务的破坏活动，并送给我们一些子弹和几支钢笔留作纪念。郭洪涛回来把会见杜老的情况向我们作了介绍，并转达了杜老对大家的问候。
在西安停留期间，主要是向国民党政府交涉安排火车送我们去山东。林老为此事和蒋鼎文吵了架。蒋故意刁难，不给火车。林老质问蒋，我军去山东抗日有什么不好，为何如此无理刁难，蒋不得不答应给车。这样，郭洪涛等同志先坐火车走了，要我和马千里留在西安，办理几匹马的押运事宜。郭临时约定我们在山东曹县与他会合。我和马千里费了好大周折，才交涉到一节车皮，将我们带的四匹蒙古马装上火车，我和马千里以及两个马夫也坐在车上，到开封以东的柳河车站下车。下车后，我们便骑马直奔曹县，按原定计划与郭洪涛会合，但走到曹县时，郭洪涛已走了。后来听说，郭洪涛在曹县参加台儿庄战役祝捷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有暗害之意。得此消息后，郭洪涛等同志连夜离开曹县，于5月20日顺利到达了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南上庄。我们当时并不知此情，只在曹县听说郭洪涛走了，便继续赶到菏泽、郸城。这时国民党军队纷纷溃散，公路上人员马匹到处皆是，交通被堵塞，无法通行，再加上得不到郭洪涛的消息，我们只好返回河南太康一带打探消息，商量下一步行动。
马千里曾在军阀高桂滋部当过连长，在太康一带驻过防，对这里的人比较熟。我们到达太康后，还有些老百姓叫他“马连长”，这样便于筹集给养、草料等必需物资。同时，太康离许昌不远，那里通信交通都方便，因怕马匹丢失或走散，我们就住在一座庙里，当地村长很客气地供给我们食宿。国民党军队知道我们住在这里，他们也不敢骚扰百姓，老百姓也欢迎我们住下抵挡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尽管这样，住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与马千里商量，到许昌给中央发个电报，请示下一步如何行动。中央很快回电，指示我们既然和山东省委联系不上，就返回延安再研究去山东的问题。
根据中央指示，我和马千里骑马从太康到许昌，又从许昌到洛阳。到洛阳后，由马千里去西安交涉火车，我在洛阳等候。结果火车未交涉到，我们只好由洛阳骑马到西安，又从西安骑马到延安，向中央汇报了一路情况。中央指示我们随张经武、黎玉回山东。于是，我们又和张经武、黎玉接上头。这时已是1938年8月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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