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要和苏联的集体农庄比，它能解除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使它即能迅速发展，又最适宜于实现农业的高度机械化。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消灭土地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这就是当时一切报章杂志用一种口径广为宣传的理由，因此人民公社被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有了整风反右的经验，反对派看不到了，于是乎一哄而起，瞬息之间全国范围全部公社化了，个体户彻底被消灭，没有一家农户置身于公社之外。剃头的、修脚的、磨剪子镪菜刀的；卖针卖线卖鞭梢的；掌鞋的、修表的、修理车子换辐条的；说书的、唱戏的、牵着猴子卖艺的，都得组织起来集体干。据说公社化生产大发展，粮食产量成十倍的增长，河北省徐水县的水稻亩产近万斤，你相信吗？报纸上还登了照片呢！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粮食多了吃不了，烂在地里可以做肥料”！说得庄户人眉开眼笑。《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提出：“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不知是哪家哪户人员还提出“吃饭不要钱”，在全国喊得很响亮。大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制定跃进指标，上台打擂一个比一个口气大，浮夸吹牛之风倾刻间席卷全国，轰轰烈烈，煞是热闹，不知是搞建设，还是开玩笑！
还有一件我体会很深的事，那就是违背科学的种田方法。据农业专家们说：小麦植株的根系可以延伸到地表以下一公尺多深，因此它可以充分吸收地下的水份和肥力，为了满足小麦生长的这种需要，种植小麦应当采取深翻土地的方法。从相对的意义上说，在一定的限度内，实施深翻并不是错误，而且在一定的年限内，实行“免耕法”也有道理，但是它又不能无限度的深下去，也不能永远不翻地，因为事物的发展超过了它的极限，就要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违背了事物的自然规律就要“适得其反”。
重庆市沙坪坝区红旗公社，冬季播种小麦，他们从各生产队调集了大批劳动力，组织上千人在一个地号里进行“大兵团作战”，是时，红旗招展空翻影，锣鼓喧天震天地，好一派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他们按照“深翻一公尺”的要求翻地，从北向南依次挖掘，结果把多年形成的适宜种植的地熟土全部翻到了底层，而被翻上来的是胶质粘土和细沙土质，破坏了土壤的结构，种上了小麦并没有丰收，相反却减了产，与投入的人工、肥料和种子的价值相比，得不偿失，而这种火热的场面却登了报纸，上了广播进行宣传。
中国的“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大跃进形势在国际影响甚广，好心的朋友都热烈地期待着中国的成功。一部分科学家被这种局面惊得目瞪口呆，纷纷伸出舌头，半天也收不拢去。国际反动派冒劲的喧闹，鼓噪、攻击嘲笑，把宋庆龄在后院炼钢的事当作笑料到处传播。国际友人的称赞在我们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载，对内行人的批评则只字不提。事实上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适得其反，尽管你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东洋捉鳖，月也没有揽到，鳖也没有捉来，其后果影响甚远。到了一九六一年，全国大闹饥荒，老百姓填不饱肚子，更谈不上“放开肚皮吃饭”了，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营养不良性肝炎大流行，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日用品质次价高，国营商店大卖高级糖高级酒，高级点心，一斤水果糖售价五元，卢州大曲酒十元一瓶，买一斤白糖不仅要医生证明他是肝炎病人，而且要搭售一桶桔子汁，到饭馆吃一盘鸡头鸡爪杂碎收款三元五。内部文件上说这叫“货币回笼”，“高级”也好，提高物价也罢，其实是搜刮民财。针对当时的形势，又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的口号，各地大搞代食品，用所谓的“人造肉精”和“小球藻”来补充营养，以渡过灾年。重庆地区的居民，主食多是红苕，也有的去挖芭蕉根来充饥。
一直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上级解释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天灾指的是三年的自然灾害，把人祸全推之于从前的“老大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而上级领导是一贯正确的，信不信由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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