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全国有名的右派也先后在报上录名，有党外的，也有党内的，有军队的，也有军外的。我这才恍然大悟，感到扬眉吐气放下心来。这时候报纸上的反面言论一扫而光，全变成了批判性和揭露性的文章了。有的人就抱怨说：“让我们帮助党整风，提了意见又说我们反共反人民，这是一场阴谋。”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文章，那上面的大致意思是说：“整风的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和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铲锄掉。”在这篇文章中，还点了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浦熙修等人的名。我明白《湖南日报》为什么要刊载那些攻击性的文章，也明白了相校长为什么让我们沉住气。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主席就发表过“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只不过我们当时没有见到过而已，我那时的愤怒情绪就是“引而不发，跃如也”的产物。
一九五七年八月底，我毕业回到原单位第七军医大学时，反右派斗争已近尾声，学院被定为右派的有：解剖学讲师张志，五队学生张文奎，物保部的处长石守宽；只在大会上“扫”了一下，被定为中右分子(中间偏右)的人，组织则不公开宣布。
现在回过头去探讨一下过去的反右派斗争，我的看法是：这场斗争搞了严重的扩大化，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因此错打了同盟者，冤枉了一大批好人，有的人因此而搞得妻离子散，有的苦闷忧郁变成了精神病，有的悬梁投井，抹脖子自尽，有的人含冤死在狱中。在思想上伤害了一部分人的感情，妨碍了各民主党派的团结，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奠定了以后的“反右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基础。这场斗争是毛泽东同志精心安排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场打击，（这一点，我们从“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上就可得到证实）试图把他们中的反共人物勾出来一网打尽，结果把自己人也打了不少。
那时候，被认为是右派的人，有些则不仅仅是对当时的时局，言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是意见正确而语言尖刻。在当时判定意见是否正确，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政治气候是否适宜而定。比如有的人反映了一九四五年苏军士兵在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不满而被定为右派，因为一九五七年正是中苏友好，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兄弟般的团结、牢不可破的友谊。这些话要是放在一九六一年中苏关系恶化时反映出来保证没有嫌疑。我们过去不也是对美军士兵奸污北大学生沈崇而大肆宣传过吗？可见以政治气候是否适宜来判定言论，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
我们学校五队学员张文奎对于人民日报上“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文章有不同的观点，他就用“旁观者清”的笔名给文汇报写信为该报辩护，结果被打成了右派，勒令退学劳改的。不要说他当时不知道那是毛主席的文章，知道了他也不敢写信反对，就是明知道那是毛主席的文章，不同意其中的某些观点，这也是党内不同观点的争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对主席的话不能提出异义，这岂不是又回到了“孤家寡人、金口玉言”的旧时代了吗？我们过去经常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是假民主，依此看来，一九五七年的民主也不是真民主，更何况当时还标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如果让大家都按一个格调说话，一个曲谱唱歌，又有什么可争鸣的呢？让大家提意见，反过来又打人，岂不是骗人的民主？从那以后，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谁在台上谁正确，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谁反对就得蹲板房，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又从何谈起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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