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以后，全国开展了对《武训传》的批判，有些人就说三道四，说共产党真也奇怪，人已死了好几十年了，还要受批判，那活着的人又该怎样对待呢？关于批判《武训传》一概否定，那是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武训传》的历史作用做了历史的客观地分析的结果。可是那时人们对于批判《武训传》的不满是从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看不惯而发生的。如果不这样看问题，就会认为他们当时并没有提出不应该批判的正当论点，而只是在那里品头论足，指手划脚、任意指责而已。
附属医院里一旦发生了医疗事故，你要想追究是谁的责任，比登天还难，他们都抱成一个团，互相掩饰，共同隐瞒。在座谈会上，他欺负你不懂外语，用英语交谈，说些什么，我们确实莫明其妙，又加上他们读的书多，理由又充分，到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在这种局面下，也激起了我们这些工农分子好学上进，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决心，觉得没有文化，领导不了这个学校。
从一九五一年起，全军展开了文化学习，各大军区都举办了许多速成中学，文化补习班，不能入学的在职人员，就按原有程度分别编班，进行文化补习，没有读过书的人，就按照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从头学起。我不但参加了中学补习班，从一九五二年起还参加了学院组织的外语学习班。鉴于当时中苏友好的高潮局势，我们学得是俄语，两个班共有七十多人。我们都互相鼓励，坚持不懈。我把业余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外语学习中去，买了许多俄语课本和辞典，每天早晨就坐在山头上读单词，晚上做习题。在这段过程中，我们也听到不少人的讽刺嘲笑，说什么“咱中文还没学好呢，还学俄文呢”！虽然说的是他自己，指的却是我们这些文化低的人。一九五四年，学校合并到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学习班解散，我只好又参加了重庆市举办的俄语广播讲座，继续学习，毕业时考了乙等文字翻译。为了巩固学习效果，我订阅了俄文版《友好报》和《真理报》，决心在俄语方面能有所长进，这时我已经能够靠着辞典把《真理报》上刊登的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短文笔译下来了。
在以后的数年中，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逐步加强，党的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进一步落实，一些人员的思想状态也有了重大改变，思想感情上的距离差别也越来越小，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共同语言，军人和非军人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溶恰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没有这个政策的施行，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宣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丢弃了“改造”这个字眼，许多知识分子也讨厌这个字眼，因此有人就来否定过去的团结教育改造，这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知道，事物都是发展的，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拿现代的观点来否定过去的一切是错误的。我认为八十年代以来的报刊杂志借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而对过去的一切一律排斥，纯粹是一种过火的行为，用右的观点来反对左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
一九五五年，全军实行了军衔和薪金制，为了平衡全体人员的级别待遇，缩短两者之间的差别待遇，满足非现役军人渴望取得军衔的愿望，再次动员那些没有军衔的人员参加人民解放军。这一次，由于形势和思想状态今非昔比，而思想工作做得又细，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一回多次进行大会动员，说明政策界限和原则，逐个个别谈心，强调个人自觉自愿的申请，绝不勉强。由于在工资待遇上，相同的职务，非现役人员要比现役人员的薪水要高，这样以来，有些人参军授衔后，他的薪水要比现在有所降低，因此特别声明：在取得军籍授衔定级后，是领取军人的工资还是保留原来的工资任个人自选。这一次和一九五0年大不相同了，全部报名参军，并且认为既已参加授衔，还拿原工资是思想后进的表现。有个别人申请没有被批准的，竟然痛哭流涕，都觉得参军无尚光荣。
当我一九六五年底离开学校的时候，原中正医学院的教务长米景加入了共产党，当了副校长。当年学生中先进人物如赵子鹏、程天民、陈士炎、刘欲团等人都入了党，当了正、副教授，成了教育战线上的骨干。一九八五年，我还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刘欲团发明创造的报道，俨然是今非或者比，面貌大变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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