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只生了我们兄弟二人，哥哥比我大六岁，一九三三年父亲去世时他十六岁，我才十岁。哥哥领着我东家叩头，西家告怜，借债发送了老人。从那以后，我母亲就守着我弟兄二人过着艰辛的日子。哥哥和父亲一样，春夏秋三季种地，冬天就当铁匠。他念过七年古书，什么《弟子规》、《治家格言》，以及“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因此他深知仁、义、礼、智、信等旧时的礼数，是个好讲义气，动感情，仗义执言的男人。父亲去世后他做为家中的长子，肩负着家庭的生活重担，母亲本来就生性暴躁，精神状态不太正常，时时无故发作颠狂，父亲的去世，更是忧愁悲伤过度，雪上加霜，常常在睡梦中哭泣。我当了兵以后，她焦虑不安，脾气变得越发暴躁，动不动就和哥哥大吵大闹。哥哥为了维持家中生活，有时去做小商贩，挣了钱母亲就高兴，赔了本钱，她便非打即骂，搞得哥哥在家呆不下去，一九四四年他接到我的信时，刚好是从长春市逃回来，奉母亲之命千里寻亲，到山东来找我。
我们兄弟见面，彻夜长谈，各叙离别之情。他谈到了社会上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之苦，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三省的残酷暴行，叙述了在东北的悲惨遭遇。哥哥到长春后，开始是背着布包沿街叫卖零星布头，晚上睡在一家旅店里，由于一天的劳累，晚上睡得太死，被小偷偷去了全部家当。两手空空的哥哥无处告怜，只好去蹬三轮车拉座糊口。人人都知道，在旧社会拉黄包车、蹬三轮是一种下等职业，一天累得精疲力竭，挣不了几个钱，还要换来日本人和伪满大兵的欺负。万般无奈之下，又托人送礼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当力工，有一次被日本人搜出了吸烟用的火柴，挨了一顿毒打，回来后便得了一场大病，几乎送掉了性命，前思后想，东北三省也不是穷人落脚的地方，就领着嫂子回到了山东老家。
哥哥向我说明了他到部队来探望我的目的，一是来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还活着，因为在我当兵后有不少人传谣说我早已牺牲在战场上了，既便是接到了我的信，心里也总是不踏实；二是假如我还健在，就把我动员回家当老百姓，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他说：“你也二十多岁了，也该成个家了，回家以后怎么也能找一个合适的媳妇呀！”
面临我哥哥的思想状态，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他进行了一番说服工作。我讲了劳动人民翻身闹革命，打日本救中国的道理，讲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八路军、新四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并着重说明了中国民众不拿起武器，参加革命就没有出路。我的思想工作没有白做，我说的话在他思想上打下了烙印，他在睡梦中还在重复打日本救中国梦语。所以本来是要拉我回家的，可在部队住了五、六天之后，哥向我提出，他也不回家了，一定要在我“领导”的二连当战士。
哥哥的思想转变真令我从心眼儿里高兴。我笑着对他说：“我这个庙太小了，装不下你这么大的菩萨，你到这里来是要探听我的虚实的，回去好向母亲作一汇报，假如你就在这里当兵，不但她不知道我的真实情况，而且她一定会更加担心的，不知你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情，这两个女人在老家生活，一个担心儿子，一个思念丈夫，岂不给母亲和嫂子增加思想负担吗？你只要决心革命，咱们家乡也有咱们的军队，回了家再当兵也不迟”。他笑着说：“对呀！”
话刚说完，就听到西山方向响起了激烈枪炮声，民兵队长前来报信：临沂的日军又出动扫荡了。我们立即集合队伍准备出村备战，遥望西厢，村庄燃起了大火，空中弥漫着狼烟，敌人又在放火烧民房了，只闹得鸡飞狗跳，驴叫马窜。再看看那些老百姓，扶老携幼，提筐挑担，儿哭娘喊，男男女女，铺天盖地向东涌来，天上刮起西北风，风吹落叶散，好一副凄惨景象，枪炮声也越来越近了。再看看我哥哥，他精神振奋双目嗔怒，跃跃欲试，他说他在家用土炮打过兔子，非要连长发给他一支枪不结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去。我当机立断对他说：“看样子敌人来势汹汹，来者不善，情况突然，这是敌人秋季扫荡的开始，一天两天仗也打不完，你趁此机会赶快回家吧！”我两眼含泪水，哥哥也泣不成声：“我们兄弟俩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说：“战争年代很难说，枪林弹雨，弹片横飞，牺牲流血是常有的事，你回家之后替我给母亲叩个头，就算报答她老人家的养育之恩了……”
当时我身上没有一文钱，就是有人民政府发行的“北海银行”货币，通过敌占区也不能使用，反而会惹来麻烦。我只好往哥哥的包袱里塞了一大卷山东高梁煎饼，看样子也能吃个七、八天。我还特别提醒他，在回家的路上，晚上不管在哪里落脚，千万别睡得太死，一旦说梦话泄露了机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望着哥哥远去的背影，心中悲凄，只见他越走越远，还不时回头看看我。
时刻不等人，我按照上级的命令，带队伍投入了战斗。这一仗一连打了二十多天。在我哥哥走后的半年当中，晚上总是做恶梦，梦见的全是他在路上遇难的情景，醒来之后就是一身冷汗，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总想把这个印象驱散，可仍然在我的脑海里回旋。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九四五年，万恶的日本法西斯终于被打倒了。十一月份，我随军进入东北地区，听在长春的乡亲们说，我和哥哥分手后，他历尽艰难回到了老家，立即参加了革命，开始在区武装部当部长，一九四五年他带领一个民兵营，升级为主力部队，到西北野战军当了营长，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大反攻战役。还听说我母亲因为两个儿子都当了兵，思想上忧虑，又被蝎子蛰伤了手指，着急上火造成双目失明，我嫂子身体长年有病，真是喜忧掺半，喜的是我们弟兄二人都参加了人民军队，家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忧的是家中只留下两个妇人苦苦煎熬，可以想象她们生活状态是何等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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