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我们的枪炮是从日伪军和国民党的反共部队那里夺来的，所以就一个连队来说，枪炮类型是五花八门，哪一国制造的都有，简直可以开办一个各类武器的展览会。从制式上看，当时有“德国老套筒”、“意大利长笛”、“捷克七九式”、“俄国水联珠”、中国的“汉阳造”、山东的“土压王”和“单打一”，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用的旧玩艺，老得掉了牙，把子弹从枪口里放进去，可以从枪膛里溜出来，打起来扑通扑通的响。当时最受欢迎的，是从日军手中夺来的“三八式大盖枪”和“歪把子轻机枪”，那可是部队的宝贝，也全是战士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日本投降以后，东北的第四野战军一律换上了日军的轻重武器，人民军队得以如虎添翼；解放战争后期又都换上了美式装备，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建国以后我军才有了自己的国防工业，这就是我军的武器装备发展变化的历史。抗日时期，由于弹药奇缺，那时候打仗在多数情况下是靠“手榴弹当家”，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手榴弹挂帅”了。手榴弹便于阵地防守和夜间近距离作战，尤其是它制做简单，有广泛的原料来源。弹体是收集生铁锅和犁铧的碎片，经过熔化浇注翻沙的工艺制成；火药是使用民间传统的黑色火药配制方法，成份是一硫，二硝，三木炭，即硝酸钾，硫黄和柳木炭。当时山东部队使用的手榴弹，要数胶东兵工厂制造的最优，它体积小、重量轻、威力大、便于携带。有的机关干部也喜欢在皮带上挎上几枚。每个战士通常装备一袋四枚，临时组成的突击队每人三袋十二枚。每逢有大的战役就动员民工，用担子挑，小车推，毛驴子车载。要防守，就用柳条筐往阵地上抬，有时三、四枚捆在一起，拼命往敌人堆里丢，炸得敌人满天飞，只要听到手榴弹声，就可以判定这场进攻战行将胜利结束。
为了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部队里常年对全体人员进行爱护武器，节省弹药的教育，说明武器是抗日军人的第二生命，提倡用最少的消耗换取最大的胜利。每次打仗前，都要根据任务规定最多不能消耗多少子弹，距敌人远了不开火，瞄不准不开火，打一枪要收到打一枪的效果，而且必须把子弹壳全部拣回来，送到修械所，再翻造成新的子弹。所以，每挺机关枪的肚子底下都要挂上一个布袋子，以便回收弹壳。那时射击的高超技术全是在弹药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提高的，根本没有打靶练习的机会。大家都看过《董存瑞》这部电影，其中有个情节就是：董存瑞抱怨上级发给他的子弹比别人的少，把嘴撅得老高，后来连长打开别人的子弹袋让他看，原来多数装的都是高粱杆，那都是为了迷惑敌人的。象这样的事，我们都干过。
为了解决不断补给的问题，我们经常利用经商的关系，派人到日伪军那里用高价收买，用物品去兑换敌军士兵手中的弹药。不论多少，议价给钱。用这个办法解决问题听起来是笑话，笑话却也变成了实话。因为日伪军，特别是国民党土顽部队的士兵喜欢赌博、喝酒、吸鸦片、嫖女人，没有钱花就弄点子弹来卖，这是一项“招财进宝”的好生意。卖光了就想法子从弹药库里偷，打仗的时候多报消耗，或者偷窃别人的。有时敌伪士兵赌博时就用弹药做赌注，谁赢了就靠这个发财。
为了解决弹药的困难，我们连在一九四四年创办过一个“小小兵工厂”，参加的战士多是在家当过铁匠、小炉匠的，还有会焊洋铁壶的，它不用多少投资来购置设备，所用的工具只是几把钳子、冲子、小铁锤、钢锯、螺丝扳子，还有收集来的起爆药和红铜薄片。每逢行军作战间隙就开始生产，行军打仗时就把这个小小兵工厂分开装进挎包里，随身携带，我还曾是这个小小兵工厂的“总经理”哩。
我们小工厂的经营项目，主要是翻新改造炮弹，步枪、手枪子弹。我们把敌人打向我们阵地而没有爆炸的各种炮弹统统收集起来，凡是适合我们炮火使用的，就都重新装上发射药和引爆装置，作战时就把它打向敌人阵地。那些不能使用的大口径炮弹，就把它从弹头与弹体的结合部位卸开，挖出其中的TNT黄色炸药，装进我们自己制造的炮弹和手榴弹里，替换下威力小的黑色火药，装上引信、雷管就行了。翻新步枪、机枪和手枪子弹的工艺程序，大约也是如此，它的效果和原造的不相上下。
要知道用这样的土办法来制造弹药，是要冒极大的危险的。大家知道新四军里有个共产党员吴运绎的故事，他就是在兵工厂里改装试制弹药时引爆炸而造成严重伤残的。解放后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把一切献给党》，人人看了都受教育。我们连小炮班的王福兴，就是在拆卸哑火炮弹时炸伤的左手食指的。为了抗日杀敌的共同目标，谁也不顾及这些，我们的小兵工厂，也为革命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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