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多少误入歧途当了伪军后被俘，经过教育改变得很好的人，可是王鳖三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实在是无可救药。他当了八路军后，经常打架骂人，惹事生非，给班里添了不少麻烦。嘴馋了，就到老百姓家的鸡窝里去摸鸡蛋，然后往门框上一磕，揭开壳就喝；伙房里只要发现丢了好吃的，一清查几乎都是他干的。他穿的那套棉衣常年不洗，油渍麻花，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子酸臭味。有一天他夜间下岗回来，燃着铺草烤地瓜吃，差一点没有酿成火灾，班长批评他，他还强词夺理“铺草铺草天明就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多次教育不见效，这就是他最后当了叛徒的历史根源。
我们连有一个战士，因为和班长争吵、闹矛盾，一生气开了小差回了家，因为他家住在敌占区的敌据点附近，考虑到一旦被敌人发现被抓起来，经不住拷问，很难说不会暴露我们的机密，因此我就主张设法把他找回来。我到各班打听，问问谁知道这个战士的家，王鳖三说他和这个战士家是邻居，并打保票说：只要他领人去，保证能把他“动员”回来。因此我就决定，由我亲自带领他们六班，由他带路去执行这个任务。一路上，王鳖三对我特别殷勤热乎，一口一个陈指导员，并且数次提出要帮助我背手枪和文件包，以减轻我的负担。我考虑到手枪是我的护身武器，文件包里装的是军政实力统计表，党员花名册登记表，就坚持没有交给他。
不多时，我们脱下棉军裤淌水过河，到达沂河西岸继续行进。突然间，我发现队伍已经走进了敌人据点的头道鹿柴门，我一下子把他扯回来改路而行。可走了不一会就又走到了另一个碉堡跟前，敌人的炮楼上还亮着油灯呢！这一回我可对王鳖三的行为发生了怀疑，他怎么总是把我们往敌人据点里引呢？仔细一回想这家伙的不光彩历史，立即警觉了起来。我把六班带到一个小树林里休息，把班长陈更普叫到一边对他说：“王鳖三这小子不地道，他为什么总把我们向敌人据点里领呢？”陈更普说；“我也在纳闷呢！现在的天气本来还不算太冷，可是他在出发前把整套新军衣、新袜子全部穿上了，难道他真的有什么企图吗？”
我们两人小声商量着对策。过了一会，副班长跑来报告说：“王鳖三请假到后面解手，一会儿工夫就没影儿了，喊也不吱声！”他的话音刚落，就听到西南方向离我们不远处，有人朝我们开枪，顿时，沂河西岸的各个据点也同时向我们开枪开炮，这时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王鳖三这家伙是携枪逃跑投敌去了。我当机立断，带着六班全体战士返回了河东岸。
王鳖三投敌后，马上领着敌人抓捕居住在敌区的抗日军人家属，逼着各家各户出钱来赎命，由于他的告密，连前面说的那个开小差的战士也同时被捕了。消息传来，全营的家住敌区的战士都惶恐不安，对部队战士的士气影响很大。营里下决心非把这个害人虫消灭不可，不出一个月时间，武工队就把王鳖三给捉了回来。
什么叫武工队？就是身穿便衣，携带短枪、活跃在敌占区的八路军，也叫“敌后工作队”。他们昼伏夜出，宣传组织群众，侦察敌情，瓦解敌军，捕捉人人痛恨的汉奸坏蛋，只要是说了要抓谁，那真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因此那些作恶多端的汉奸一听说武工队来了，都提心吊胆，格外小心。
王鳖三被捉回来之后，经临沭县政府审问判决，决定处以极刑——就地正法枪毙。在执行死刑以前，我向铁瑛政委请求说：“这家伙差一点连我也出卖了，执行枪决的任务可否由我来执行？”政委说：“谁执行都是一回事”，就同意了。
一天下午，全营集合在黄家庄村西的场院上，召开公审大会，把叛徒王鳖三捆绑起来跪在会场前。第一项议程，杨特派员宣布王鳖三的罪状并宣读判决书；第二项，是铁瑛政委讲话，完了才是就地正法，可是特派员刚刚念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把这家伙揪出了会场。这时部队的战士、老百姓群情激奋，都争着要看看怎么枪毙人，也出出心头这口恶气，忽拉一下子跟着我们涌出了会场，维持会场秩序的值班连长怎么喊也没有人听了，会也就开不成了。我命令叛徒跪下，手持上了剌刀的三八大盖枪，从后心一下子穿了个透心亮，再在他头上补了一枪，就结束了叛徒王鳖三的狗命。
散会后，政委好一顿把我批评：“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怎么老是沉不往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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