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同志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没有读过书，所以文化程度很低，工作起来困难不少，可是他们居然能给战士们讲军事，政治课，因为识字少，讲课根本不拿书本，演说起来滔滔不绝，全是实在内容，这都是当了红军以后一点一滴地学起来的，学得好的还可以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全读下来。
在这些老干部的领导下，我充分地体验到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为了劳苦人们，对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有刻骨的仇恨。一提到剥削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便要跳起来骂娘。听他们给我们讲故事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倡导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并达成了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上级让他们摘下五星八角帽，换上国民军服的时候，他们一齐哭了好几天，吃不下饭去。他们当时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和阶级敌人“搞联合”，后来经过学习才转过弯子，认识到了这样做是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
这些老同志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把革命利益看成自己的利益。营部有个红军炊事员老靳，论工作是百里挑一，人人称赞，可论脾气儿他是最倔头的一个，有时竟然敢和营长争吵起来。就因为老靳一贯忠实本职工作，让你挑不出半点毛病，他再发火大家也都谅解他，连营长、教导员也让他三分。一九三八年九月底一天晚上，我们全营跨越日军占领着的津浦铁路张庄车站的时候，他背着他心爱的红铜行军锅，扛着一把大铁铲，这行军锅是皮儿薄轻便，好携带，不管走到哪里，把它架在三块石头上，几把火就得，保证半个小时部队吃上饭。可就是走起路来叮当乱响，晚上通过封锁线，如被日本鬼子发现，就会朝声响处开枪开炮，影响部队通过。营长告诉他不如干脆甩掉，他一听就火了：“甩了它，你二天吃啥子嘛？”营长也火了：“里来个老靳听不听命令嘛！”连长说过后就听不到老靳和他的大锅的响声了，原来他远远地跟在全营队伍的最后边走去了。队伍安全通过时已是东方吐白，营长命令各连埋锅造饭，猛又想到不该让老靳丢了行军锅，正在犯难，只见老靳背着那口锅，瞪着眼珠子，鼓着腮帮子飞快地跟上来了。营长朝着他发笑，他就朝着营长发火：“啥子官儿来，来样狠心肠，打我一当红军，它就跟到我，甩了！讲得好便当哟……咋的嘛！看我给里做饭！”大伙一听都笑了起来，有的同志伸出大姆指夸他：老靳真行！不一会儿喷香的小米饭就熟了。
一九四一年秋天，三连一位排长，在作战中他的两条腿被鬼子的机枪扫穿了四个洞，营长逼着他去住院，他坚决不干，当然那时候说住院可不是现在城市里的大医院，只不过是通过当地政府，把伤员分散地隐藏在山洞里或地瓜窖里，由卫生员拎着个药箱子，游动着去换药，老百姓轮流送送饭，和京剧“沙家浜”一模一样。就这样，他仍然跟着队伍东走西走，照样淌水过河，翻山越岭，一不坐担架，二不要人搀扶，自己的行装自已背，每天抹点红汞，碘酒，一个月后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提起这件事，不要说是现代的人，就是我那时对他这种坚强也不理解，不知道他这种惊人的毅力从哪里来的。久而久之，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他们有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心，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为了共产主义。
我从这些老同志的互相交谈中，听出了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对于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感到终生悔恨，那就在红四方面军的时候，在不明事实真象的情况下，跟着张国焘跑了一段，幸亏很快发现张国焘是企图分裂党中央，破坏长征，才又回到了朱德、毛泽东身边，不然的话也会跟着他走向毁灭的境地！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春，我们驻扎在沂水县的东里店镇，由于当时的日寇忙于向华中一带推进，暂时无暇顾及他的后方，当时的战斗任务不多，我们营新兵多，因此抓住这个机会对部队进行一番整训，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以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军事科目有射击、投弹、刺杀，学科有班排进攻，防御，还有队列教练，政治课讲传统，形势，任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文化课是按照程度把全连分成了三个班。最低的一个班学识字课本，从“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救中国”学起。因为我上过三年小学，一般的课目都难不住我。我抱着一股强烈的求知欲，如饥似渴地学习。听课能做笔记，讨论会积极发言，别人有不认识的字，我还可以帮助指点指点，比如，一个“说”字为什么有三、四种不同的念法，这全看它放在什么地方；“视”和“看”字的意思差不多，但又不能把“近视眼”写成“近看眼”等等。有时我也参与写墙报稿件，排演文艺节目，到连部帮助文书抄写名册和军人登记表。因此连里的同志非常关注我。排长费习美称呼我是“小知识分子”，我不懂知识分子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反正不是贬我就是了。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是：凡是念过几年书的，差不多都是有钱的人家，有的同志竟然问我：你家是不是大地主？因为大地主是共产党要打倒的对象，我一听说就急得直发誓：“王八羔子才是大地主！你不信到我们村里问去！”闹得这个同志不好意思的解释：“别上火，我是跟你说笑话的。”
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二月，我调到连部，给连长、指导员当小勤务员，任务是照顾连首长的日常生活。调到连部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指导员邬文华文化程度低，政治课本上的许多字不认识，把“文化娱乐”念成“文化误乐”，把“残酷”念成“残浩”，这样上起政治课来有困难。知道我读过几年书，认识不少字，学习也努力，让我当一个认识字的“拐棍儿”。到连部以后，他每天晚上先把明天要上的课本先看一遍，把不认识的字都记下来，让我给他讲读音和字义，给了他不少方便。日子久了，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我教他识字，“工作效率”的“率”字，在这里应当念“律”的音，而他非念成“帅”不可，我说他念错了，他仍是按自己的理由来读。有一次他接到了家信，他让我念给他听。那上边有一句：“你在外勿必常常来信”，我从字面上解释“勿”字，对他说：信上告诉你不必经常给家写信。他说：“来个娃儿，你真是乱弹琴，那有不要往家里写信的噻！”这句话使我憋了一肚子气，好几年还在琢磨，后来推猜，想必是那写信人写错别字，把“务必”写成了“勿必”了，看来我虽然认几个字，可没有指导员社会经验多，还得向长辈学习。
当勤务员还有一件使人不舒心的事。一条是这个职务归为后勤“杂务”人员，“杂务”二字最刺耳，每逢打起仗来，就让我跟随伙房一起行动，觉得这个差事被人看不起。一九三九年的春天，连长换上了河北涿鹿县人魏振华，他是从冯玉祥的部队暴动过来的。我佩服他打仗勇敢办法多，但不喜欢他从国民党军队里带来的严重的军阀习气，一九四零年攻打铜井敌据点时他就大骂团参谋长是“混蛋”，对战士更是动辄便骂，动不动就口出狂言“他妈的皮”，一次因为馒头上沾了点蜘蛛网，他就用筷子抽我的手，直到一九四一年我当了文化教员，他升任营长还骂我哩！因此我坚决要求到班里当战士，一九四零年我又回到了二排四班。
这一回发给我一支枪，遗憾的是一支半截枪。这是一支捷克式步枪，打枪的时候从半腰里爆裂了，就用钢锯把枪管的上半部分锯掉，这样一来，只有标尺，没有准星，由于膛线老化，把“七九”子弹朝枪口里丢进去，它可以从弹膛里溜出来，射击时就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好象庄户人敲簸箕。可是在当时队部迅速扩大，武器装备十分困难，不管怎样这也算是件武器，总比刚当兵时发给我的那把锯子和斧子强多了，好歹也算“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吧。我生怕让老百姓认出这是一支半截枪怪寒碜的，灵机一动，就用一块红绸子把枪身包扎起来，凡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打开，老百姓估摸不透这是什么家伙，小孩子们光着屁股跟着我老喊“牛腿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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