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入伍后参加的第二次战斗。攻打的办法是拂晓前完成对土围子的包围，黎明时发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战斗打响后，少不了还是杀声震天，枪炮齐鸣，子弹嘶嘶地从头顶飞过，手榴弹一齐向土围子里扔……就不必细说了。这一回我也象头一次的马长山一样，枪一响我就和全班失去了联络，我正好卧倒在一个机枪射手的右边，干脆就帮着他整理机关枪子弹，真是再过瘾不过了。机枪一扫，子弹壳全都甩到我的面前，我一看这玩艺儿挺好，它一边甩，我一边拣，顾不上弹壳烫手，满满地装了一挎包。这东西我小时候就喜欢玩它，用铁钉在弹壳的下部钻一个火柴粗细的小洞，把它用铁丝在一截弯弯木把上安上爆竹引信，里面装上黑色火药，用火香一点，它就扑通扑通地响，就是一把手枪。手枪好玩，可子弹壳在乡间是不容易捡到的，现在我划拉了一挎包，那能不心满意足吗。
这一次战斗可以说打得干净利索，从枪响到结束只有一个钟头。战斗的结果，把地主民团的武器弹药全部收缴了，对参加民团的人经过一番教育全部释放回家。动员村民推倒了围墙，扒掉了炮楼，把地主的粮食和金银元宝统统收缴做为军用，剩下的衣物被褥、各种农具，就手分给了被动员来扒炮楼的民工和贫苦群众。这次战斗也有不太满足的地方，就是没有抓住“何大秤砣”，枪一响他就带着大儿子和他的姨太太逃到了连镇，当了汉奸维持会。更使我们难过的是我们的白连长头部中弹，光荣牺牲，这个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连长，牺牲时才年仅二十九岁。他平时举止大方，温文尔雅，待同志态度和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因此战士们才敢在操场上和他摔跤。他可以称得上是我军干部的优秀代表。由于我从认识他到他牺牲，不超过两个月，所以我只知道他的姓，而忘了他的名字，是我非常遗憾的！
这次战斗，为民众除掉一个恶霸。杀了一只鸡，就吓倒了不少猴子，其他地方的地主老财也不敢那样狂妄无忌了，老百姓欢天喜地，进一步认识了八路军是穷苦大众的队伍。随着政治影响的扩大，宁津县的局面迅速打开，抗日救国的组织工作进展很快，县以下的区、乡、村镇的民主政权普遍建立起来，各种群众团体也象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成立。儿童团也非常活跃，他们手持红樱枪，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给部队传递情报消息，担负着极其关键的任务。各地的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我们的津浦支队昆山营也迅速壮大，由三个连扩编成四个连，武器装备也日益精良。
光阴似箭，日子过得很快，天气逐渐凉爽起来。九月十八日那天，我们全营在城东关的文庙里开过了“国耻纪念大会”，整顿一下行装和米粮，全营四个连向西南方向转移，一路纵队拉得很长，从头向后看一色的黄色棉军装。一、二、三连的武器都比较正规，只有四连由于是新扩建的，他们抗得是清一色的白腊杆红樱枪。
在一个晚上，我们穿过了津浦铁路，从平原禹城中间的张庄火车站一侧越过，到达了鲁西北的高唐州聊城县。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从延安回来的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和政治委员黎玉到鲁中地区去。他们二人从延安带来了一大批干部，准备去山东省山区打开抗日局面，随身还带来了许多部电台、印刷机。无线电这玩艺，咱是头一回见，每到一地就用六根绳子把两根杆子相对的竖起来，两杆中间牵一条“T”字形的电线，垂下的未端就接在电台上。有两个报务员面对面的坐在一条凳子上，使劲儿地去摇发电机，房子里的电台就滴滴哒哒响起来。青年人的特点是对什么都感兴趣，看见什么都好奇，班长叫我回去睡觉，我也不愿意离开，一直扒着窗户听滴滴哒哒的声音。
更有趣的是有一天，全体人员都集中在聊城县的一个大场院听张司令、黎政委讲话。黎政委是山西口音，他把“同志们”说成“屯子蒙”，把“八路军”说成是“八楼烔”，还有“人明”（人民）、“穷众”（群众）什么的。黎政委讲完话，张司令说要给我们照相，我一看他拿的那只“照相机”比一块豆腐大不了多少，就跟别人争论着：”这么大点儿的小匣子能把一千多人都装进去？“五班长李德俊一哧鼻子：“你小毛孩子懂什么，几十里外的一棵草都能照进去呢!”
休息了几天，我们营就护送他们进山。在东河、平阴徒步趟过黄河，经过泰安莱芜、口镇进入鲁中地区，到达了沂水县的东里店。队伍刚过黄河，就进入山区，我的家乡原是冀中平原，第一次看见高山峻岭，又是高兴又是稀罕，不顾一夜行军的疲劳，天不明就去爬山，捡了不少五颜六色的小石头装进挎包，说是抗战胜利后，留着给我们的后代子孙看看。白连长牺牲后，张友金改任连长，他对我们说：山岳地带是我们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地区，这样，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游击战，要把我军武器装备的劣势，变成优势，把敌军的优势变成劣势。
进入鲁中地区之后，我们昆山营改编成山东纵队特务团一营。接下来的七、八年中，就在鲁中、鲁南、浜海地区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国民党作斗争，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才离开了抚育我成长起来的沂蒙山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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