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王先民（王逢时侄，抗战入伍改名王大伟）到学校来，他是从北平流亡经山西回威海原籍凤林集，他听王逢时说，我会新文字，特来与我商谈开展威海的新文字运动问题，通过他我与威海城内黄姑庵短期小学（龙王庙小学）教员王政安联系起来，（他搞新文字，以后知他是共产党员），并认识了徐业昌（王先民的姐夫，抗战后入伍，他曾参加过地下工作），因为维新村小学我的学生李?化鲲升学到威海中学，袁时若、赵冶民（后都参军）两教员发现他会新文字，他二人便亲自骑车到维新村来看我，可是我不知他们是专来访我，正于他们到校时，我骑车子回家了，这是参军后他们讲起的事。
又一天，海军教导队郝中队长（六中队）、周军需官，来访学校，校长介绍我与他们谈话，他们热心抗战，对旧统治不满，想联合进步力量，他们说，他们还有四百多支枪，希望发动好的群众，武装起来，并与昆俞山（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联系起来，这事我曾报告过王政安，在天福山起义、＂岭上事件＂后，王政安在狱中写出一信，于稂（火字旁）（胶东党的活动重要负责人之一）带信到羊亭找我，计划接洽这批枪支问题，可是传信的人说，来这人正在羊亭与一公安局的人一起喝酒，我恐有变，校长毕济乐说，他先去看看，情况对，我再去接头，校长去时，见带来信上写着姜吉生（这是王政安从我给他的新文字信上“姜继盛＂的译音），校长也怀疑起来，就说学校没有此人，也没有姓姜的，把于稂（火字旁）顶走了，直到入伍后，王政安才说清这件事，深悔这件事未联系好。
秋后，威市教员学生组织“流亡团”的呼声极高，他们都打算往国民党的后方“流亡”，于是我同王先民、王政安计划，打算到延安去，准备联合自己知道的人，一起骑车子走，徐业昌为我们打算：让我们经青岛而日照、而洛阳；如果?路费不够，可在洛阳军官学校学习一下，据说这学校能再转送延安，或作＂战地服务团＂，在那里工作一个时候，然后转到延安。计划已定，我便回家去约王象卿、张熙灼等人，但没有找到张熙灼，只与王象卿一起到了王政安处。在回威海的路上，想到与父母妻子永别了，就要到延安了，当眼泪涌现时，又迅速被慷慨激昂的情绪催过来，酸甜交织的心情奔驰着，大踏步地前进了。
我们正热心勃勃地计划着出发的问题，突然在这天晚上，王政安向我们说了许多道理：“我们要革命，必须到延安吗？胶东不久以后，那些县官老爷等也都会逃跑的，胶东就成无政府状态，我们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胶东就需要很多革命者”。从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开始知道王政安是一个共产党员，当然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时，他不正面答复。我觉得我们已经找上道路了，就不需要到延安了，便于第二天，分别说服了王象卿、王先民，即决定在胶东工作。计划首先组织剧团作抗日宣传，我回校后，即油印了《布袋队》的剧本，并翻印了《威海日报》上署名“亚威”写的两篇文章，编为《动员起来吧，小学教师们》。
一天，我偶然在王逢时宿舍发现国民党迫害上海被捕的＂七君子＂（沈君如、史良等）的油印文件，说他们＂吃苏联的面包、卢布＂如何如何，我抽取一份送给了王政安同志。但以后剧团未组织起来，王政安同志即已不在威海了。
十二月中旬，威海卫政训处主任孙正谊（孙端夫同志。因他原是山东省政训?处总部干事，故人都称＂孙干事＂），骑车子来校访我，以名片介绍后，他说：“第三军在文登发起了，里面多是C.P.、＂民先＂分子，王政安也在那里，希望你将来帮助工作。＂我非常愉快地答应了，他约我本星期日到他处参加时事讨论?会。
星期日，我骑着车子到了政训处，参加了时事讨论会，这次会约２０余人，有于谷莺、王人三等同志参加，开会前，孙端夫同志告诉我：“散会后，有位王先生要和你谈谈。”会后，他就把我介绍给王明光（即孙明光，原名孙玺祺，是专员孙玺凤之弟，开会时，他就坐在开座谈会的套间屋里），当时我认为这必是党的一个重要人物，他首先问我：“你愿参加革命工作吗？”我说：“当然愿意。”他说：“你不怕苦吗？”我说：“吃苦是毫无问题的。”以后他就谈到第三军的情况，并说：“周军需官、郝中队长都加入民先了。＂最后我问他：“我可以参加民先吗？”我意思是我一定要参加共产党的，但是共产党是不容易很快参加的，故我可以首先参加“民先”，从工作中慢慢使党了解，因我已在王政安同志处看到“民先”出的铅印小报《齐鲁先锋》，感觉非常好，但出我意外地，王明光说：“你就不必参加这个组织了，你可以参加进一步的组织。”我觉得这必是我的情况，王政安同志已报告党的组织了，心里很高兴，最后他给我一张《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告人民书》，一张印有中国共产党字样与图章的＂告人民书＂一类的传单，我非常高兴。我走出来，孙端夫同志又交给我一张“登记表”说：“你回去填一下这张表吧。”我看其内容，即以为是“共产党员登记表”了，我高兴万分，把表谨慎地带在身上，并问孙端夫同志：“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他说：“你在那里组织民众自卫队吧。”并拿了一封介绍信，让我与在羊亭的政训员王××共同进行自卫队工作。
我回校后，秘密地填了“登记表”，但“介绍人”填谁呢？孙端夫吧？他给我教育还很少，王明光也不是第一个教育我的人，还是王政安同志首先给我党的教育，所以“介绍人”就填了“王政安”。可是入伍后有的同志说那表还不是党员登记表，而是＂民先＂登记表，但我以后与王政安同志谈起此事时，他承认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那时已将我的情况报告威海的党组织了。
在与羊亭那个王政训员联系办自卫队时，他已办交待手续而他去了，便计划与这半年认识的孙强杨（孙家滩人，在苏联海参崴工作过，入伍后，又叫孙北洋）和本村几位去过苏联的农民丛荣滋、丛方滋等四、五人组织基础，并计划寒假不回家，与邻校一个教员邢乐天（他说过去曾参加过秘密工作）及本校校长毕济乐等一同开展自卫队工作。
１９３８年新年，我们在校组织学生演了话剧《保卫芦沟桥》、《打回老家去》等，我们命名这个小剧团为“全民剧团”，可是本村国民党员丛瑷珠却向他们的《黄海朝报》写稿说他村的"国魂剧团"演出《保卫芦沟桥》云！并在放寒假前，丛瑷珠扬言：“下期不能留这先生，他是共产党，要到延安去，不断跑威海，还教新文字。新文字是共产党的文字！”但校长毕济乐却说：“他不留，我留，你只管准备在这里干，校长是我当的，你也只管活动，反正我不大懂，但是我一定帮助你！”但是我知道，校长是做不了主的，而且，我已经准备参加“工作”了。
放假了，我未回家，一月十四日，我到威海政训处去，并找见王明光，正好，王明光对我说：“你回去带几个忠实可靠的人来，明天上午十点钟以前要赶到。”什么任务，他没讲，我也没问，第二日便与孙强杨、丛荣滋、丛方滋四人到了威海。就在这天——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又一次?在威海联合里十号孙端夫的住处和专员公署起义了，我在此踏上了革命的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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