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我又增订《儿童新闻》、《新儿童报》两份进步的儿童报纸，就把它作为学生的辅助教材，它是很好的时事政治教育材料。
这年夏，参加“威海卫暑期小学教员训练班＂，除了由专员孙玺凤每周讲一次＂总理遗教”及公安局长郑维屏派教官进行军事教练并进行思想控制外，只知于谷莺（公署路小学教员）偷着看《冯玉祥言论集》（骂蒋介石），再未见其他政治活动。
春后，由于《新儿童报》上介绍“新文字”，又见《生活教育》上陶行知先生也介绍拉丁化新文字，我便很快地学会了新文字（因我在花石山小学时，曾学会了＂国语罗马字＂），开始看新文字读物，看过北京清华大学的《初级课本》、《Ｓｉｎ Ｗｅｎｚ》报，天马书店出版的叶籁士编的《拉丁化课本》以及《政治经济学ＡＢＣ》等，《初级课本》的下半本，完全是写着社会科学的小文，如《对上海的认识》、《两个世界》、《春天到了》等，是很好的阶级教育小教材，《Ｓｉｎ Ｗｅｎｚ》报上，不仅登着人们对鲁迅的葬礼，还登载着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青岛问题的各项条款，暴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这些，对我政治上帮助很大，接着，我就在学生中教新文字，并在假期中教会满姐和大妹新文字，她们以后就用新文字给我写信。
这年中给学生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积极的抗日思想，曾在领导四年级学生每星期六的演讲娱乐会中，为学生们制作的幕布上，给写上一行大字：“要记着，我们的敌人是谁？”学生于洪涛写了一篇揭露日本人在威海鲸园内挖取花?卉的短文，给送登在《新儿童报》上，另一特点是幼稚的阶级教育，如在讲意大利小说《爱的教育》的故事中，象《贫民窟》等文和《新儿童报》、《儿童新闻》中描写穷人受痛苦一类讲话中，都给说明世界的不合理，工人生活如何受痛苦，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将来合理的社会是怎样的……，所以，小学生们都很感动，一个时期，坐洋车上学的小学生不坐洋车了，有的小学生的日记中也写着“打倒资本家”。一个贫苦学生阮利敬就在他的日记本上，自己题本名为《变迁》。
秋后，教务主任梅先生找我谈话，说：“现在校董都不满意了，说咱校有个李先生对学生宣传赤化，咱校没有李先生呀，听说只是你给学生讲些格外的东西，小学生懂什么主义？以后你只专心上课就行了，别的什么都用不着给学生讲”。这时我心里有点受刺激，对这种劝告有点愤怒，口头上应付过去，但我决心不会因此改变我的意向，相反，我要更坚决地干，只要以后注意些方式罢了，这以后，我就常找几个大些的学生谈话，特别是穷苦的学生
“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扣，心中暗喜！一个学生从街上拾回来一张《张学良、杨虎城率西北将领发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小传单，我非常高兴，便叫学生把临街的窗上的布幔拉下，然后把那宣传品迅速抄写在黑板上，给学生们讲读，说明张、杨的事情是对的，学生也都很高兴。
但这也逐渐在部份学生中，形成与我疏远冷漠的态度，当我一次给六年级学生闲谈时说：“有些人说共产党杀人放火，那是造谣，共产党实在是不坏的＂，那些平日学习表现不错的女学生，竟转身冷漠地走开了，有些并逐渐向我翻着白眼。
１９３７年春，继续来文泉小学教学（规定月薪２２元）。但开学不及一月，便因与公安局李督察长的女儿李惠兰排的坐位她不满意冲突起来，第二天李督察长便派一名警察到学校拿走了李惠兰和她弟弟桌内的东西说：“督察长说，学生不在这里念书了。”学校便紧张起来，我自行到警察局说明排坐次的情况，但是那李督察长（光秃头，人称＂电灯泡＂）蛮不讲理，大加训斥，并披着武装带，要我一同到专员公署辩理，幸亏同校一教员＂说合＂，把我支了出来。以后学校就将我解职，校长徐惠卿就将我荐到威海卫公立维新村小学教学
徐惠卿当时的思想是：“二十世纪的人，不享受二十世纪的文明，哼！”意思是不可理解，另是：“日本鬼子明天在威海下地，今天你也不要给小学生讲”，但是此人抗战后还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为烟台市水利科长。
在１９３６年中，曾在威海天后宫随一个武术老师闫宝山学拳四个月，这对我的身体健康起了重要作用，师兄、庙主毕志修，武术很好，他１９４２年参加我军，４１年任一区区长，４２年入党。原来法名"慈云"。这时，名"毕云"，在冬季敌人大"扫荡"中，英勇战斗牺牲，我怀念这位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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