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东海特委军事工作会议的精神，这段时间我们在建立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开展军事斗争方面，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做了两件大的工作。第一件事是组织干部（包括特区委成员）学习胶东区党委（当时称第三区党委）发来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本书，并较广泛地分赠各村上层人士和知识界朋友，供他们阅读。同时大量分赠胶东《大众报》的由林一山同志撰写的《抗日必胜论》的连载文章（后来翻印成单行本）。这些学习材料，为广大干部群众点亮了明灯，澄清了混乱思想，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件事是不断地向党员和各个救国会会员进行民族教育、阶级教育和抗战形势教育，告诉他们党要抓武装，只有拉起我们自己的武装队伍，抗战才有希望，胜利才有保证。同时，发动大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随时拉起队伍，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收复国土。
二、在武器装备方面，主要是发动党员和各救国会会员，广泛搜集枪支弹药。先是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旧式武器，如大刀、红缨枪和土枪土炮。进而是通过关系，向伪军，主要是顽军收买子弹和枪支（数量极少，多为残缺需要修理的）。旧式武器大多仍分散在农村，掌握在我党领导和控制的自卫团员手中，以公开合法的形式保存着。步枪和机枪子弹，则送交东海特委军事部集中保管，累计先后共送去五、六百发。后来因形势有变不能上送了，就留下来准备拉队伍时使用。
三、在组织工作方面，主要是争取掌握自卫团和发动新战斗员这两项工作。组织、掌握自卫团的工作，早在三军三路驻防文威荣边区时就开始了。当时三路指挥部的政治工作人员邹本兰（桥头区河西庄人）等，就在附近一些村庄组织成立“民众抗日自卫队”，曾引起郑维屏的恐慌和不安，想方设法加以阻挠与破坏。三军西上后，郑部马上趁机以行政当局的合法地位，通令各区各村限期普遍成立“民众自卫团”。他们把“抗日”二字勾掉，把“队”改成“团”，以示与我党的区别。我们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将原有的抗日自卫队合法化。自卫团长等骨干人员，基本上没有变动，仍然继续掌握在我党手中。这样的村庄，在桥头河以西就有墩前（团长梁镇圃，化名刘青山，共产党员，后任东海军分区后勤部兵工厂厂长，因拆卸旧炮弹爆炸不幸牺牲）、西山（团长刘德淇，化名王玉，共产党员）、方吉、河北（团长邓基，共产党员）、大院（团长刘忠谋，化名林国卿，共产党员）、碑口、报信（团长刘忠，共产党员）、邓家店（团长邓国卿，共产党员）、柴里、黑石、于家夼、江家口（团长夏俊卿，共产党员）、产里（团长殷树柏，化名李志明，共产党员）、逍遥（团长王和泰，共产党员）等村。桥头河以东有雅格庄（团长韩玉瑚，化名刘玉林，共产党员）、洛后（团长吕福本，共产党员）、盘川夼、河西村、屯钟家（团长先为我，化名章若明，后是钟毓嵩，化名陈秀峰，共产党员）等共计二、三十个村庄。在桥头区，除了桥头、孟家庄等少数几个村的自卫团为顽固派掌握以外，基本形成了连片的我党控制区。这些村庄的自卫团员，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汉奸，送情报，工作非常活跃，为后来建立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和坚持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有了这种良好的基础，我们就着手发动新战斗员的工作。各村党支部对此非常认真，抓得很紧。开始是成熟一批送走一批，由文登县委号称“铁交通员”的刘锡荣同志带领西上，输送到我五支队。先后被送走的新战斗员达二、三百人。后来，形势恶化，交通受阻，我们就把发动成熟的青年，就地组织起来，待机建立自己的武装。有的村庄如墩前村，还将这些青年组织成游击小组，练习打麻雀战。敌伪军出动抢掠时，他们就打冷枪骚扰敌军，保护群众转移，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
可以看出，准备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组建一支威海卫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条件基本成熟，只待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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