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至1938年，我在威海卫公立中学（以下简称威中）求学。
1936年下半年，袁时若老师应聘来威中任教。与他同来的还有赵野民老师。他俩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后来知道，赵野民老师不是清华毕业生），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在其后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俩的到来，给威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
袁老师来后，给我们上英语课。他授课方法新颖，要求严格。首先，他提出在英语课堂内不许讲汉语。起初，我们常被搞得懵头转向，不能适应。半年之后，我们的听说能力便有了明显提高，同学们打心眼里感到满意。其次，他主张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的同时，教师还应指导学生学习刚兴起的基本英文，并使之能借助词典，读懂一些英文读物。那时的中学生，特别像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为了应付毕业会考，几乎一心扑在课本上，成天背单词，记方程式。袁老师针对这种学风，经常开导我们说：“一个学生光靠从课本学那么一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大量的知识还要在自学中积累。”所以，他要求我们两条：第一，学会使用工具书；第二，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惯。他的治学方法，是我们前所未闻的，使同学们茅塞顿开，受益匪浅。一时间，我们班的同学便组织起读书小组，成立了读书会，掀起了阅读课外书籍的热潮。袁老师不仅教书有方，而且更注意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在他指导下，不少同学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苏联文学名著《铁流》、《毁灭》，以及郭沫若根据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剧本《复活》等，既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又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
为了抵制音乐教师在学生中教唱靡靡之音，袁老师又倡导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救亡歌曲，他亲自组织排演了《雷雨》、《伪君子》和《烙痕》等话剧，并把莫里哀的《伪君子》搬上了威海的民兴大舞台公演，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威海。这些活动，为后来“民先”威海卫地方队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在西安临潼的华清池被活捉。“西安事变”发生后，威中师生对此反映强烈。一些人赞成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举动，说杀掉蒋介石才叫人痛快；一些人则大骂张、杨二将军，说他们大逆不道，劫持统帅，背叛党国；更多的人则忧心忡忡，说内战打起来，国势更危，只是苦了老百姓。以袁老师为首的进步师生，明显地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是年12月24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12月25日，国民党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命令各学校停课一天，让学生赶制彩灯，参加26日晚全市统一举行的庆祝蒋介石获释游行。游行结束，校长张宝山在队前讲话，不指名地指责说：“想不到我校竟有三位教师逃避了今天的庆祝活动，这谈何为人师表？”张宝山此语意在孤立袁时若、赵野民、张立吾三位进步教师，实际上却适得其反，使他们在师生中更受尊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时局急剧变化，威中内各派政治力量间的斗争也更加激烈。校长张宝山和高一学生陶传心从庐山受训回来，其政治立场更加靠近国民党反动派。一部分从平津流亡来威海的学生，插入威中借读，使学校的政治成分进一步复杂化。
军阀韩复渠的部队以抗日之名来威海布防，不足一个月又悄悄地撤走了，使威海成了一座几乎没有防务的空城，这引起许多市民的不安和惊慌。一些主张读书救国的同学，因面临平津失守，德州危机，家乡难保的时局，陷入惶惶境地。而一批进步的同学则强烈要求以更实际、更直接的行动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的下半年，我免试升入高二级（B）班。这时，袁老师不再担任我们的英语教师，他的挚友赵野民老师继续担任我们班的生物课教师。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每周的两节生物课时，他几乎都用来讲了时事形势问题。他为了满足同学们抗日救亡的渴望，后来干脆把生物课让给袁老师为我们讲解时事形势，讲解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东进抗日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袁老师为了帮助我们懂得更多抗日救亡的道理，还教我们学会了拉丁文。他教我们阅读拉丁文本的《不走正路的安德论》等小册子。当时，我爱不释手，将其保存了很长时间。
1937年11月，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袁时若和赵野民二位老师直接领导我们班开展了一次走向社会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次活动，由班长车学藻具体组织，全班近四十名同学分成八个小组，分头到长峰以北、田村以东的七、八个村庄开办夜校。向农民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教农民学唱救亡歌曲，学习新文字。记得我带领的那个小组共有五位同学，其中一位叫薛淑敏的女同学特别活跃。我们在西门外黄家夼村活动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这次活动，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劳苦大众热烈欢迎，亲日分子和“恐日症”患者横加指责，说什么威中出了共产党，年轻的学生被赤化了等等。校长张宝山把车学藻叫到办公室质问道：“这样的大事，你为什么不向学校报告？”车学藻回答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宣传还非要向学校报告不可？”两人顶撞起来。张宝山拍了桌子，车学藻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张宝山恼羞成怒，当即写了开除车学藻学籍的布告。我们班同学即以罢课抗议。经教务主任戚简候先生的调停，我班推举傅正义、张超文和我等八名同学当代表，向校长请愿，要求立即撤销对车学藻的无理处分，否则，就诉诸学校，诉诸社会。校长张宝山也不让步，他声称：“如果你们班进一步闹事，我将开除八个学生代表，进而解散全班。”事态越闹越僵，双方都准备着更大风暴的到来。
在此情况下，学校召集全体教师，举行了一整夜的紧急校务会议。会上辩论非常激烈，经过进步教师的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张宝山收回成命，改开除车学藻的学籍为记大过两次，并答应不歧视不迫害其他进步学生。但是，他也向我班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立即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二）今后一切校外活动，必先报请学校同意；（三）车学藻要向校长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紧急校务会议决定由年级主任李老师向我们班作了宣布，顿时，整个课堂像炸开了锅。不仅车学藻本人不接受，全班同学也坚决反对，大家沸沸扬扬，准备破釜沉舟，硬干到底。这时，袁时若老师来了，他反复劝导开解，我们仍然气愤难平。当晚，他特地召集我们五位在校住宿的骨干同学（后来都是“民先”队员），有我、丛天滋、张福藻和另外两人，在他的单间宿舍里开了个秘密会议。他为了进一步说服我们，专门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他说：“比方我们要出这个门，这是个原则，要坚定不移。可是这个门比较低，而我们的个子又比较高，为了能出去，我们不妨把头低以下，这就是灵活性。就是说：为达到目的，在策略上可以灵活。”同时，他还十分严肃地提醒我们，要警惕高三班部分人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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