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迁先生酷爱金石书画古砚，收藏颇丰，尤其是古砚的收藏闻名遐迩，多时其精品达120余方。其中有清朝高凤翰刻砚铭的“唐天鹅砚”和“虫蛀砚”、金冬心的“梅砚”、王渔洋的“独漉所遗砚”、屈翁山的“松皮砚”、明代御赐“玉堂砚”等，均为国家一级藏品。
先生爱砚成癖，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斯珍馆”。对于“斯珍馆”这个名字的由来，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因东坡砚铭曰：‘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余有砚癖，因以‘斯珍’言吾庐。”
解放初期，济南市的“山水沟”有个旧货市场，卖些故衣、文玩、旧家具之类的物件。先生在工作之余常常去那儿寻宝，往往能碰到些价廉物美的字画、古籍、砚台、章料等。那时还是供给制，先生每月只有很少的一点津贴，家中有妻子和五个儿女需要供养，因而手头十分拮据，但这从未影响他搜购文物、砚台的热情。有一次，刚刚发了津贴，母亲想给他买一件上衣，于是他们来到“山水沟”小市。转来转去，母亲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件染过的旧中山服，想给先生买下，谈妥价格起身向先生要钱时，却不见他的踪影，只好放下衣服去找。远远地见先生双手捧了一只抄手砚，喜滋滋地迎面走来。原来，趁母亲挑衣服时，他踱到古董旧货摊上，一方别致的“抄手砚”让他眼前一亮，问价格时，小贩说：“这么沉的东西，我挑着来回跑了好几个集都没人要，你看着给吧，给钱就卖。”先生掏出身上的钱，充满歉意地说：“我就这些钱。”小贩接过钱，双手把砚台递了过来，连说：“拿走拿走！”守迁先生认为这方砚台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数，执意要小贩留下地址，说日后再给他追加送钱。母亲听他说明原委，不忍扫了他的兴，只好放弃那件已经讲好价的衣服。待又领到津贴时，先生拿了钱要给小贩送去，母亲埋怨他说：“有点钱你就想着买砚台，你不看看你这件衣服还能穿得出门吗？”先生低头望一眼满是破洞的棉衣，故意把破洞上的棉絮再拉出一点，风趣地一语带过罢了。
对此，守迁先生说：“我购买收藏这些东西，并不是想据为己有，而是为了不让本该属于国家的文物散失。”事实确如此，守迁先生生前曾将多件所藏古文物及抗战期间的革命历史文物赠送济南市博物馆，并嘱咐家人，身后要将自己多年所收藏的砚石精品、善本书籍等悉数捐献国家。
1987年，我们根据守迁先生遗愿，向济南市博物馆捐赠古砚十方，名人墨迹四件，碑帖十一种，书籍三十六种一百二十册。其中便包括前面提到的许多件国家一级文物。
在收藏界，曾有一个“姜老怒斥康生”的传言，其实这是大家熟知先生耿直个性而在原事件基础上讽撰的。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康生曾在山东任省长，到北京任职后也时常回山东来看看。有一年，
康生来济时到翠宝斋（济南市文物店前身）闲逛，见到一块高凤翰的崂山绿石，爱不释手，要买下收藏。这块绿石原是济南市博物馆的藏品，当年因库房不宽敞，于是放在翠宝斋，也有为店里装点门面的意思。听到康生要买，当时的经理一口答应，并说好等康生回京时到店里来取。经理向守迁先生汇报时说到这件事，先生一听便生气了：“这是博物馆的馆藏，在你店里放放，岂能随便卖给别人？”经理赔着小心说：“康生是中央来的，不好薄这个面子吧。”这时守迁先生的倔强劲上来了，说道：“不管他是哪儿来的，也不能卖。他在北京，要是看着故宫的东西好，也能拿钱去买吗？”这下可难坏了这位经理，他已经满口答应下来了，怎好出尔反尔？于是他找到省文化局的领导，请他们从中斡旋此事。领导知道守迁先生的脾气，只好将事情的原委对康生直言相告。康生倒也表示可以理解，只是提出，能否用等价的字画来交换，领导当时未置可否。待康生再次来济时，果然带来四幅古画交换那块绿石。在省文化局领导的劝说下，先生看过后，认为这四幅画很有收藏价值，为了丰富馆藏，权衡之下，他同意交换。这次，康生才带走了那块心仪的崂山绿石。先生素来崇尚实事求是的做人法则，曾特意对家人说起此事，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能因后来康生“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而随意杜撰事情。
高峰亮节,为教育和历史文化事业呕心沥血
济南解放后，守迁先生先后在济南市立第一中学、山东省立济南第二中学担任校长，为建立我党教育方针下的新型学校，披肝沥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先生任济南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时，经历了“反右”运动。眼看着他信任和培养的骨干教师、同志有些被打成“右派”， 守迁先生痛惜地说：“这些人兢兢业业地工作，有很多还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来一个新社会，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能随便‘打倒’？这很难说服我，我不相信！”由此，先生落了个 “包庇右派”的嫌疑。但这并没能阻止他从精神到物质上对那些教师的支持。学校有一位教师被打成“右派”后，经济拮据，先生连续多年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给他补贴家用。正是因为这一所谓“右倾”的表现，从此先生在政治上遭受了诸多不公正“待遇”，但他一生无悔。
守迁先生在济南市博物馆任职期间，主持开展了著名的“大汶口遗址”的发掘工作和“无影山汉墓”的发掘工作。同时，征集了数以万计的文物藏品，使博物馆的藏品日渐丰富起来。
在先生的呼吁下，济南市博物馆分别于1959年和1961年，先后在趵突泉和大明湖公园建立了李清照纪念堂、辛弃疾纪念堂，为保存传承优秀齐鲁文化作出了贡献，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高度评价说：“姜老主持工作期间，是济南市博物馆的黄金时代。”
先生于1982年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终年八十五岁。姜守迁先生从政为官几十年，清廉正直，两袖清风，唯有刚直不阿、奋斗奉献的高贵品质作为“遗产”留给了我们子女，成为我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可谓“为父亦师”。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为“鲁大”校史上有这样的正气前辈而感到自豪。
（原题目：《八十华诞忆故人——追记父亲“胶公校长”姜守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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