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守迁同志是我的挚友，我们相识在1951年的秋天。当时他在山东省立济南第二中学任校长，我在济南第三中学任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两校相隔不远，且是兄弟学校，开会时碰头的机会很多，渐渐地熟悉，并建立起了友谊。我们都来自老解放区，一种朴素的革命感情也就自然的勃然而生；对文史有共同的爱好，在许多问题上能取得一致与共识。
1955年后，他从济南二中调到济南教师进修学院任院长，因当时建院尚无校址，我们三中校院宽阔宏大，他便借用我校院东隅一角，作为临时办公地址，因此我们更朝夕相晤，接触频繁了。该院初建院时，教职工不多，党员更少，他们的党小组属三中支部领导，我们经常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在业余和闲暇时，我们时常聚首、促膝叙谈，品评文物，道古说今。我和他虽然相差二十多岁，但因共事多年，彼此同调，于是成为难得的忘年交；同时，我也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在和姜守迁同志相处的日子里，我得到他多方面的教诲和帮助。1958年整风补课时，我被划为“右派”，渐渐地被孤立起来；可是，因为他知道我的为人和品格，也了解我洁如白纸的历史，所以他不为“左”毒所染，仍然和我保持着藕断丝连的来往，他对我直吐肺腑之言：“很难说服我，你能反社会主义？一个12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孩子，14岁成了中共党员的少年，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不是为了得来一个社会主义么？怎么一哄而起就随便打倒？真是莫名其妙！”
和他相处多年，彼此了解渐深，我知道了他不屈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知道了他不平凡的经历，知道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坎坷。
1928年，他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东北吉林省第一师范教书。当时东北的形势非常的混乱，“东北王”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认为祖国应该统一，因此主张“易帜”。可是另外有些人反对，因此在“易帜”问题上，有明显的两派主张。姜守迁同意少帅的主张，认为“易帜”后才能使国家统一，否则便有分裂与战争。学校校长是顽固派，姜守迁同志相互抵牾，到后来彼此之间居然发生口角，暑假前，校长对姜守迁说：“东北到山东，路途太远，往返不便，下学期，你可以另谋高就吧！”他只好悻悻的回敬：“只有鬼才留恋这鬼地方，你不辞我，我也呆够了！”于是，他去烟台第八中学教书。烟台虽然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可是群众思想落后，庙宇里烟火袅袅，少儿发烧生病不求医生而到庙宇祈祷。于是他在这里大声疾呼，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许多学生围绕着他，觉得他身上有一股诱人的朝气和引人向上的魅力。他无畏的领着学生去毁神拉庙，但却遭到地方恶势力的攻击，他不堪其辱，卷起铺盖，拂袖而去！
1929年，他到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国文课，因当时该校校长赵太侔先生正在紧急筹办“齐鲁实验剧院”，故委托姜守迁兼任教务主任，主持全校教务工作。有一天，在总理纪念周的周会上。忽然接到省党部的通知，说是有党部要人来对学生训话，内容为动员学生警惕共党分子在校中挑起阶级斗争的活动与宣传。姜守迁听到后十分反感，可是也只能硬着头皮与全体学生一起等着要员来训话。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要员来校，他这时火了起来：“离上课的时间不到一刻种，不能再等了，课程表上授课时间，任何人不能侵占，政治性的训话时间，只能在周会时间进行。现在我宣布：散会！”接着他就受到了攻击。不久，校长赵太侔在一个周末，请他在饭店吃饭，把酒间，赵对他说：“你成了省党部的眼中钉，我也被指斥为用人不当。听说你还在课堂上说：‘进步向上的青年，不可不读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的文章，因他们的文章，确能戳破社会上鬼魅们的嘴脸’。” 姜守迁说：“陈独秀等人是全国驰名教授，他们的文章，又不是传单，而是刊载在政府批准的杂志上的，我是师长动员他们看看又有什么错呢？”赵校长最后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也好，避免节外生枝！我告诉你，我也要走了，去青岛大学当校长了。”从此，姜守迁辞职离开济南城。以后他又到莱阳中学教书，校长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说：“教好书是我的本分，我对党派，没有兴趣，我不想参加！”校长强调说：“我这是为你好，为你前途着想的，你不必如此固执，这年头有人想入还入不上呢？”他回答：“想入的你就让他入好啦！不想入的，你何必硬劝人入呢？这不是强扭瓜儿不甜吗？”谈话不行，劝告无效，但校长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嫁似的缠着他，他火了：“这是教书育人的学校，又不是党务训练班、党员养成所，当个教员，非是党员不行吗？实在不让教书，我就回家种地，不是无地可耕，三十、二十亩田还有的。”这位校长碰了钉子后，只好作罢了！
“七七事变”后，莱阳乡师停办，他决心回乡躬耕。
1939年初，他在故乡，守慈母丧，侍父亲病；目睹县城沦于敌手，敌人搔扰四乡，读书做学问岂有可能？于是他主动设法与地下党联系，结识了乔天华、罗竹风、白筱易等有志之士，在四乡奔走，大力的宣传抗日，征借地富人家长短枪，组织抗日武装。还经常去蓬、黄、掖三县，与八路军游击队联络，汇报平度县的工作情况。因此惹怒了县里的敌伪头目和区乡的汉奸走狗，他接到了恐吓信，叫他“小心脑袋！”他威武不能屈，横眉冷对，我行我素，继续为抗日奔走。城里的汉奸教育局长，是位清末举人，也是他的幼年私塾老师，捎信给他，以师生情谊劝阻他不要当八路。他对这位局长的卑劣行径，秘密诱降置之不理，根本不屑一顾，工作更积极了起来。汉奸们急了，只好来拘捕他治罪。有一天清晨，敌人前来砸他的门，他爬上窗台眺望，一群荷枪实弹的人群已拥挤在门口，他怕束手就擒，只好夺路而逃，一连窜越了邻居的数道院墙，蛰伏在邻家。敌人进家搜捕，一无所得，只好摇头怅怅而去了。
1940年，平度县开始建立民主政权，他当选为县参议会的参议长。从此，他声誉鹊起，名噪胶东半岛。到了1945年春天，他又当选为胶东行政公署的行政委员，兼任胶东公学的校长。这所学校是仿照延安陕北公学办的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后来被称为胶东半岛上冶炼青年的洪炉，她为建设根据地而培养和输送了数以千计的革命干部。
姜守迁同志不但是旧中国的叛逆者和革命的斗士，而且是文物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他曾说过：“今天的粮票，就是五十年后的珍贵文物。”这是一句言简意赅富有哲理的精癖话语，很值得我们深思。他不但说，而且首先这样实践。因为他把一些人们认为无用的东西看得很重要，所以才收到了一定的实际效果。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鲁迅先生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讲义，他装订得整整齐齐，珍藏着。他自豪地说：“在现代的中国难以找到第二本了，这也是它在正式出版前的原稿真面目，是研究这本书稿变迁史的翔实资料。”直到他辞世之前两年，他才将此讲稿捐赠给山东大学图书馆。他听过教育界名流马叙伦、吴承仕、许之衡、高步云等名教授的课，当时发下的讲义稿他也是装订成册，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在最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敌伪扫荡，毁村烧屋，他能在家乡的老屋里，筑起厚厚的夹墙，将他收藏到的文物，如木板线装古书、乡贤手札、名人墨迹、善本画册、历代纸帛、文玩精品等等，藏在夹壁中，保存了下来。另外，如胶东半岛根据地儿童团查路放哨的通行路条，各地各县的食堂饭票，军人的立功通知书，政府颁发的奖状，学校里的讲课的课程表和毕业证书，游击队的油印传单，各根据地新华书店出版过有影响力的著作初版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等等，他都收集起来，一直保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献给了国家了。
（原题目《我所知道的姜守迁》 作者：刘承宏 ）
浏览：1067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