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众音回忆滨海区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上)

Admin 发表于2016-05-19 11:19:05
我是1940年10月左右到五地委工作的。这个地区当时属中共山东分局七区党委领导,以后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封锁、分割,而且也由于它所处的战略位置日益重要,遂改由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称滨海独立地委。1942年4月,分局决定,四、五地委合并,仍称滨海独立地委。它的辖区:胶济铁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西起沂、沭河,东至大海。战略位置甚为重要。
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3年初,是山东抗战史上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滨海地区当然也不例外,形势一天天恶化,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人频繁“扫荡”。1940年前,日寇“扫荡”的重点是铁路干线、鲁南山区和沂蒙山区。特别是沂蒙山区,因为是我省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敌人曾进行过几次大规模“扫荡”,所谓拉网战术、梳篦战术等等,我党我军曾一度遭受过比较严重的损失。两年当中,山东省战工会牺牲了两个秘书长:李竹如和陈明。而对滨海地区“扫荡”却比较少。可是,到1940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随着滨海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以及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转移到滨海地区,更加引起敌人注意。日寇对滨海区的封锁、“蚕食”、“扫荡”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一次比一次残酷,如敌人血洗渊子崖、奔袭地委与军分区驻地十字路、温水泉等等。二是盘踞在滨海甲子山区的东北军于学忠的部队逐步走向反动。这支部队是被日寇从东北赶到关内来的,不仅失掉家乡,而且蒋介石总想吃掉它,曾被人们称为“孤臣孽子”。部队里面有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有不少爱国志士。故开始时于学忠对我们也比较友好。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学忠和东北军一天天变坏,他们背信弃义,不断向我进犯,在根据地边沿抢粮,摧毁我区、乡政府,杀害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尤其恶劣的是,一一一师副师长顽固派孙焕彩,乘我日照县委、县政府在沟洼休整之机,发动突然袭击。县委、县政府机关在组织突围时损失很大,县大队第四中队大部战士被俘,县机关也有七八个同志牺牲。这就是有名的“沟洼事件”。在这股反共逆流的影响下,地方土顽许树声、李延修、尹鼎武等,也越过泰石公路南继续向我进攻。三是1938年8月我们收编的土匪武装朱信斋部公开叛变。朱信斋叛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浮棚山事件”,一夜之间,捕去我党员、干部200多人,被杀害者近百人。
由于敌、伪、顽的联合夹击,当时的滨海根据地仅剩下莒南和日照南部的十字路、坪上、碑廓、柳沟等很小一块地方。经济上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在反“扫荡”中,大家有时只得吃山果、野菜、花生皮、地瓜秧。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裳。吸烟的同志就把芝麻叶、花生叶晒干搓碎当黄烟。当时女同志都离开机关,化装成当地群众,挽起发纂,疏散到贫雇农家中做工作。部队枪支弹药很缺,伤员的医治,兵员的补充都极困难。在这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对抗战前途畏难发愁,丧失信心,个别的甚至动摇妥协回家。
面对着恶劣的形势,艰难的环境,我们滨海区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不断地进行革命教育,使党内党外、干部群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在最困难的时刻,咬紧牙关,度过难关,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其次是由党带领广大军民同敌、伪、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渊子崖战斗就是一个典型。1941年12月,沭水县渊子崖村男女老幼几百人,用大刀、长矛、菜刀、土炮,同1500多日寇苦战一天,消灭日寇100余人,全村也有147壮烈牺牲。当时滨海区参议会为牺牲的群众所立的纪念碑,现在还矗立在渊子崖东岭,碑文上写着:云天苍苍,沭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再是1941年,山东纵队二旅,在旅长孙继先、政委江华同志带领下,到达滨海地区,与地方党政一起,坚持和开拓了新的根据地。二旅3个团南下赣榆,打开了局面,滨海根据地得到扩大,控制了莒南、日照南部,赣榆、沭水北部地区。这时形势虽有好转,但敌强我弱的态势和敌、伪、顽勾结向我进攻的局面,仍没有改变。
1942年4月,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从华中来山东,检查山东分局的工作,这是山东形势好转的根本转折。他在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指出山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没有很好的发动群众,没有认真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根据地内,基本群众的优势还没有树立起来;二是在友军向顽军转化、不断与我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开展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在斗争中做争取的工作,而仍然是迁就、退让,怕影响团结。结果顽固派得寸进尺,我则处于防御、被动地位;三是在处理友党友军关系上,没有正确执行独立自主的统战方针,而是像当时人们所说的一句俏皮话“统而不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对待国民党进步派“抗敌同志协会”——“抗协”的问题上。“抗协”本来是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一批抗日进步力量,作为上层,它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我们与之合作,团结抗战,是完全必要的,对它的帮助也是应该的,但不能“喧宾夺主”。我们的错误是在于从省到县帮助它建立起党的组织,建立起各级的抗敌自卫军,帮它发展党员、扩大队伍、输送武器等等。开始,他们还比较谦虚。后来力量壮大了,就不要共产党领导了,要和我们争高低了,他们某些下属组织常与我们发生摩擦,出现了不少矛盾。当时有的同志说:“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少奇同志在滨海区工作的4个月期间,对山东工作作了精辟的分析、全面的指导、系统的部署。山东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在临沭县的朱樊村召开了分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代表分局作了《山东抗战四年我党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斗争的总方针和具体任务,随后又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不久,国民党山东抗敌自卫军也改由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少奇同志来山东,不仅彻底扭转了整个山东的被动局面,而且在山东抗战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是历史的转折,也是少奇同志伟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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